1706724075
[176] 《为加强和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的决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645页。
1706724076
1706724077
[177] 项英：《闽西的一般政治情形》，《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第256页。
1706724078
1706724079
[178] 《彭滕关于我军今后作战的意见（1933年10月24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94页。
1706724080
1706724081
[179] 《彭德怀自述》，第181页。
1706724082
1706724083
[180] 《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省军区总指挥部白区工作大纲（1932年6月）》，《湘赣革命根据地》（上），第318页。
1706724084
1706724085
1706724086
1706724087
1706724089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七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
1706724090
1706724092
1.运动与攻坚
1706724093
1706724094
（1）黎川失守
1706724095
1706724096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地域进一步扩大。1933年7月21日，苏维埃中央决定划中央苏区为4省40余县，即江西省的瑞金、于都、兴国、永丰、新淦、宜黄、乐安、崇仁、广昌、南丰、石城、万泰、胜利、杨殷、公略、洛口、赤水、龙冈、长胜、太雷、博生，[1]福建省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龙岩、新泉、宁化、清流、汀东、兆征、彭湃、代英，[2]粤赣省的会昌、寻乌、安远、西江、门岭、信康，[3]闽赣省的黎川、金溪、资溪、建宁、泰宁、光泽。以赣闽边界为中心，中央苏区由东向西形成分别向南平、漳州、粤北、赣州、吉安、樟树、临川辐射的广大区域。
1706724097
1706724098
中央苏区的壮大，尤其是控制区域的北移，使其与中央苏区控制区域继续北移，与闽浙赣苏区渐成连接之势。而黎川作为闽赣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所在地，突出于中央苏区东北部，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赣东南与闽西北连接的主要孔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早在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时，中共中央就指示：“黎川、泰宁、建宁、广昌……这个区域是中央苏区战略的锁钥，是永远不能放弃的，这些城市仍须大大的巩固起来，特别应该注意广昌。”[4]1933年9月，当国民党军由赣江自西南向东北基本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堡垒封锁后，其试探性进攻首先从这里发起。
1706724099
1706724100
当国民党军进攻黎川时，红军的防御兵力异常薄弱。1933年6月，根据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意见，红军决定展开分离作战，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红一军团组成中央军，部署在宜黄、乐安沿抚河一带，防守苏区北大门，第三军团及第十九师等部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向闽西北方向进攻。在初期的作战计划中，红军指挥部对黎川的防御给予了相当重视，要求：“一、五军团依计划在北面地带，积极活动，隐蔽我军企图时应派独立第一团领导永兴桥地带部队前出新丰街南广部队，牵制敌第六师，使该敌于我十九师东出泰将后，不敢侵入黎川。”[5]随着福建方面战事的展开，东方军作战并不顺利，红军不断向福建增兵，红五军团十三师及原留置赣东北兵力陆续调往东方军协同作战，黎川一带兵力空虚，成为国民党军发动进攻的一个理想突破口。中革军委指出：“蒋介石的主要目的，是由南城向东南突击，以便割断江西的东北部与基本苏区的联系，并完成吉水、永丰、乐安、南丰，以达到邵武地区的坚固阵地的封锁线。”[6]
1706724101
1706724102
在与红军多次交手后，蒋介石策动新一轮“围剿”时力图从战略上争取主动。他在庐山训练时就谈道：
1706724103
1706724104
现在土匪的主力是向闽北移动了，我们现在如果也跟到福建去找他来打，这样就是我们跟了土匪走，而陷于被动了！然则要如何才是立于主动呢？比方土匪现在在福建攻延平，攻了半个月还攻不下来，当然他向东不能发展了。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部队收复了建宁，或者是到广昌，那么，在福建的土匪，就断绝了后路，失掉根据地，不得不回来找我们打了！[7]
1706724105
1706724106
9月初，他又致电福建方面：“围攻延平之匪，必趁北路军未进剿时，先乘隙打破我在闽之主力，然后回师西向，再应付北路军，其计甚狡。但其在闽北延平一带，亦不能徘徊过久，此时只要延平各城能固守半月，一待北路军发动，则匪必西退，回顾老巢。故此时我闽军主力，应先待其向西撤回时而邀击之，不必正面急急进援，免遭暗算。”[8]这显然是希望闽方能将红军东方军拖住，以便其在赣东北从容部署。后来国民党将领也认为，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方面战术主要内容就是：“主动地选择苏区有战略意义而又便于用兵的地区为一战役阶段。集中强大的兵力，作周到的准备，进行有限目标的攻击；攻占后即利用有利地形构筑碉堡封锁线，对苏区严加戒备阻绝封锁……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自由主宰战局，不冒风险。”[9]蒋介石在日记中将这一战术概括为：“凡持重部队皆令其作前方之守备。机动者，集中要点，专备出击之用。先以一部突出，为匪之目标，以求决战。其余则分为二、三部队，在两翼后作沉机观变之备。”[10]进攻黎川，和这一作战总思路是吻合的。同时，由于当时闽方内部反蒋活动暗潮汹涌，蒋介石对此已有知悉，进攻与福建相邻的黎川，还不无对此预作准备之意。
1706724107
1706724108
9月1日，蒋介石电令熊式辉等：“南浔路与九江部队可以尽量减少，并密令周浑元军第六师在内准备九月底占领黎川城为要。”[11]中旬，国民党军向黎川集结。19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等，要求将第八十五师拨归周浑元指挥，“确实占领黎川”。[12]9月24日，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下辖第五、六、九十三3师）在距黎川约20公里的硝石完成集结，次日向黎川发动进攻。当时，红军在黎川的力量薄弱。关于黎川留守部队的人数，各方面有不同说法。肖劲光回忆当时“只有一个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13]彭德怀回忆：“保卫黎川的是一个五六百人的独立团”。[14]国民党方面战史记载，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分窜黎川境内之匪约两千左右”。[15]这三个数字不完全相同，考虑到黎川当时以地方部队为主的实况，大致可判断黎川中共方面部队在千人左右。后来追究肖劲光责任时，提到肖指挥下“有一师兵力足以拒止至少可迟阻敌人于硝资之线”，[16]由于曾驻赣东北一带部队除第三军团全部入闽外，第十三、十九、二十师全部及二十一师大部也开往福建，黎川守军薄弱是不争的事实，“一师兵力”的说法显然是夸大之辞。鉴于双方力量悬殊，刚刚由福建前线奉命赶回黎川的闽赣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为避免无谓损失，率领教导队和游击队于27日撤离黎川。据肖劲光回忆：“从我接受任务回黎川到撤出黎川这八天的时间里，军委没有给我下达坚守黎川的指示，也没有明确的撤离黎川的指示。”[17]对战略要地疏于防守，中革军委一开始就犯了难以原谅的错误。
1706724109
1706724110
其实，对赣东北的严峻局面，中革军委及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的朱德、周恩来事先是有所预料的。早在9月3日，朱德、周恩来在注意到国民党军有南下企图后，就致电中共中央局，部署让东方军“准备回师”。[18]因为十九路军根据蒋介石指示，坚守不出，红军难觅有利战机，继续屯兵福建整体战局将陷不利。12日，项英致电朱、周，仍强调应“速将顺、将攻下”，同时指示：“你们必须注意蒋之行动，如赣敌有配合闽敌之企图，应有准备的以便迅速转移，消灭北线主要敌人。”[19]13日，周恩来再电博古、项英等，要求东方军结束当前战斗“迅速北上”。[20]中革军委复电虽同意回兵北上，但又判断：“蒋贼仍极力构造永、乐方面之封锁线，刻未东移，容我东方军迟于二十日若干时间再行北上……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条件，还容我们采用各个击破的手段，先打闽敌，以便将来独立对赣敌作战。”[21]中旬末梢，中革军委实际已在做回师准备，要求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向赣东方向“迅速派出有力的侦察队”，[22]准备大部队移动。同时拟调一军团往赣东，集中红军主力“消灭蒋贼东行的五个师”。[23]博古在给共产国际电报中也提出：“占领顺昌和将乐后，我们将向东前进，迎击蒋介石军队。”[24]但是，由于中革军委对东方军在福建的战果心有不甘，回师问题迟迟不能决断，而将红一军团东调红军高层也存在不同意见。项英曾致电周恩来，专门解释红一军团东移问题，指出：
1706724111
1706724112
此时一军团在现地挺进活动，破坏敌封锁线，固然抑留蒋贼主力，但须估量该敌在其开始大举进攻和发现我东方军北上时，可能由其远后方移兵东向。我一军团……秘密速到宜、南的机动地位，东则可以参加主力作战，北则可扼敌增援队之左背，还望加考虑处置。这一问题的本身，就在决定和运用钳制方面的兵力，而非如你所说将又成只手打人的问题。以次要方向积极的作战和伪装，原可以极小兵力争取决战所需短时钳制作用，特别紧要，也是在敌我兵力悬殊情形下抽出优势兵力决战之法。当然，不可说平分兵力于突击与钳制方面，才算是不是只手打人。[25]
1706724113
1706724114
24、25日，鉴于赣东北形势已十分紧张，周恩来连电项英，要求同意东方军“赶早北上”。[26]25日，中革军委作出决断：“第一方面军应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消灭进逼黎川之赣敌。”[27]从这一决策过程看，中革军委一段时间内对久攻不下的顺昌、将乐弃之不甘，冀望能有所得。其实，此时闽西对中共已成鸡肋，即使拿下顺、将，对全局也无影响，而黎川的重要性显然要超过上述两地，在已承认北上必要的大前提下，仍然抑留东方军于闽西北地区，丧失了宝贵的先机，犯下当断不断的错误。中革军委稍后自承“我们在原则上正确下了决心而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在决心本身上有之，而在移动兵力上则更大些），这错误就是没有正确地计上时间”。[28]应该说，这一检讨部分道出了实情。
1706724115
1706724116
不过，中革军委此时不应有的迟延可能还和1933年年中围绕是否进军福建的争论有关，甚至和中共内部的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也不无关系。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周恩来在中共军事、政治决策圈中的影响进一步增强，他不仅作为出色的政治活动家，同时作为优秀的军事指挥者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周恩来作为所谓“老干部派”并不被中共正在执掌实权的年轻一代领导人所完全接纳。项英被安排为中革军委代主席，相当程度上就是希望借此某种程度上限制周恩来的影响。1933年6月上海方面提出组建东方军计划后，周恩来提出不同意见，而事态的发展又证明其所虑不为无因，这也使作出决策的中共年轻领导人可能不无尴尬，所以，力图在福建方面获得更大战果，证明东方军出击的正确，成为他们的一大心愿。从这个角度看中革军委明显有悖军事常识的决策，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
1706724117
1706724118
黎川易手，对此后战局影响甚大。国民党方面认为：“我军占领黎川之后，不惟伪东西两军为之隔断，而赣东北与赣南匪区之联系，亦成支解分离之象……故黎川之克服，实为我军战略上之一大收获，为五次围剿胜利之先声。”[29]占领黎川后，国民党军还可趁机把赣东北一线一直未构成的封锁线完成，最终形成江西方面对中央苏区的完全包围。针对黎川失守后战略态势的变化，周恩来9月28日向项英和中央局连发三电，认为黎川之失，“将使赣敌得先筑据点以守”，使国民党军占得先机，在此敌情下，红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30]要求主动出击，力图扳回已经失去的战略先机。
1706724119
1706724120
黎川之失，红军虽然出师不利，但远未到攸关大局的程度，在东方军北返，同时中央军也向黎川一带靠近后，国共间真正的交锋才刚刚开始。
1706724121
1706724122
（2）洵口、硝石之役
1706724123
1706724124
黎川失守后，中革军委决定将东方军从福建撤回，中央军向黎川一线靠拢，准备在此对国民党军实施打击，相机夺回黎川。红一方面军指挥部根据这一计划发出命令：“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抚西力量，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31]计划规定东方军（时辖红三、五、七军团）的基本任务是攻击国民党军左翼薛岳、周浑元两纵队，威胁南城。中央军（红一、九军团）先东移配合东方军作战，然后经康都西移棠荫、里塔等地，完成钳制抚河西岸吴奇伟纵队、粉碎抚河沿岸及抚河西敌军的基本任务。中革军委希望，红军以“消灭硝石、资溪桥、黎川地区敌人”为目的，在运动中“突击敌人之暴露翼侧”，以此打击敌有生力量，“造成对敌人中心根据地的威胁”。[32]
[
上一页 ]
[ :1.70672407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