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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来看，中共方面总的思路是希望将部队顶到苏区外线作战，尤其要尽力打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在战略上争取主动。这一思路其实和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朱德在总结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原因时曾谈道：“此次战略的不同点是在择其主力，不待其合击，亦不许其深入苏区，而亦得到伟大胜利。”[33]面对和第四次反“围剿”有一定相似性的局面，中共继续采用这一战法应属正常。为达成顶出去打的目标，夺取南城与黎川之间的战略要点硝石具有重要意义，既可切断黎川国民党军与南城附近主力军的联系，使黎川成为孤城，从而一鼓而下，又可吸引南城一带国民党军主力出动，达到在此一带集中主力围点打援的目的。因此，中革军委一改黎川失陷之前的拖延态度，连电要求东方军迅速回师，指斥：“彭、滕又要围攻邵武，忽视上级命令或将延误军机。战机紧迫，对于命令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34]朱德、周恩来10月3日致电项英，明确谈道：“目前关键在中央军能以极大机动抓紧当前敌情变化，适时出现，东方军集结最大兵力以最大速度赶在抚西敌援未至硝、黎，工事未固之先，进击硝、黎敌人。”同时，对在硝石作战的风险也有充分估计：“估计敌知我军回师，如更知我中央军东移，其罗纵队有以两三师，或改由李九师、八十七师秘密移至南城，准备以硝石许师诱我，以便从南城、新丰、黎川三方面向我出击之极大可能。”[35]在硝石作战关键是要争取时间，尽可能早地控制硝石，否则就有落入对方包围圈的可能。事实上，朱、周的电报已经侧面提示了硝石作战的隐患，即进入对手后方作战，一方面应有强大的兵力作为后盾，另方面还要随时防止被断后路，而以当时两军兵力对比，红军在这两点上都难有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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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方面积极备战时，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也四下出击，“清剿”分散活动的红军游击部队，巩固其对黎川的占领。10月3日，国民党军得到报告，洵口方向有中共军队千余人活动，周浑元判断其为红军独立团或游击队，于4日下令第六师周嵒部派出三团“前往扑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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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率第三十一、三十四两团及第五师第二十七团向洵口方向进发，5日晨到达洵口后，并未发现红军大队踪影。此后，该部在回黎川还是继续搜索上与指挥部往复协商，一直到6日，侦知飞鸢方向有红军部队后，葛钟山决定“乘机袭扑该匪”，[37]率部向飞鸢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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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军9月底由福建回师，10月5日，奉命向硝石方向前进。6日，红三军团隐蔽到达黎川东北，突出于国民党军的葛钟山部成为红军向前挺进中的顺势攻击对象。6日下午，葛旅大部到达飞鸢后，红军主力突然向其发动攻击，将葛部压回洵口，同时资溪桥、湖坊一带红军自北、南两面向洵口出击，形成合围之势。7日凌晨，东方军下达攻击洵口命令，以第四师、第二十师、第五师对洵口发起进攻。国民党军被困的第二十七、三十一两团在赶来增援的部队接应下，突出包围，随增援部队撤回黎川，第三十四团被围困在洵口村内。据彭德怀回忆：被围国民党军“据守山顶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面无水，再有一天半天时间，即可消灭”。[38]但红军根据既定计划，主力前出进攻硝石，未全力消灭洵口被围部队，10日，国民党军援军到达洵口，将第三十四团残余部队接应回黎川。11月，蒋介石亲自出席仪式，为第三十四团颁授荣誉旗，称誉其在红军包围中，“危困至五日之久，卒能以寡击众，打退土匪，安全回到黎川，使我们全体剿匪军队的精神为之一振！”[39]是役，红军对敌3个团形成重击，缴获机枪29挺，长短枪1084支，无线电台1架。东方军伤亡700多人，国民党军阵亡458人、受伤810人、旅长葛钟山以下被俘1100余人，[40]洵口死尸横陈，数日后仍“臭气大张”。[41]洵口之役，“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42]不过，红军在是役中损失大批弹药，按中革军委事后保守的总结：“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在这一次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程度。因此，以我们的损失与胜利来比较，那我们所付的代价是过份大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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洵口之战的胜利，对红军而言，只不过是接收了一个送上门来的礼物，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东方军北上的目标是“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44]10月7日，在得悉南城国民党军第十四、第九十四师企图增援硝石，硝石敌第二十四师将南援黎川后，决定以钳制部队“立即进攻黎川”，主力则迅速向北挺进，“占据硝石及由北侧击由南城前来之任何敌人纵队”。[45]虽然，这一带国民党军已构筑了野战工事，在兵力上也居优势地位，但中革军委仍然希望以迅速、突然的进攻态势抑制对方的攻击，尽力将战场突进到苏区之外。当然，在此期间，中革军委也强调，各部应遵循下列作战原则：“甲、不应攻击任何工事区域，不应向任何停滞的敌人作正面攻击。乙、东方军之行动，应仅限于侧击行进中之敌之纵队。为达此目的，须有大的运动机动、包围与迂回。”[46]同时，朱德、周恩来也向中革军委建议：“硝石东南为河所阻，恐亦不易强攻，东方军应以一部继续作有力佯攻，催促敌援主力，集结机动消灭援敌。”[47]双方都准备在硝石吸引对方主力打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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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彭德怀决定先消灭由硝石南援之敌，尔后乘胜收复黎川。10月8日令红二十师向硝石作有力佯攻；以红三、红五军团及红十九师集结于相埠、乌石地区，待机歼灭援敌。但援敌并未出现，蒋介石判断：“匪西区主力必藏伏在里塔附近，待我军向黎川增援时，其即伺机拊我侧背之狡计甚明，故此时应先严令黎川与硝石各部竭力固守，而我军主力必先设法击溃匪西区之主力，占领里塔官岭前枫林与百花亭一带，构成封锁碉堡线后，再向东进剿其彭匪主力。”[48]所以，国民党军暂时在此按兵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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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点打援方案不成，东方军遂就势将进攻重心转向硝石。拿下硝石，可截断黎川与国民党军基本区域的联络，使黎川国民党军陷于孤立。此时，国民党军防御硝石的是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根据红军当时的判断：该部“与红军周旋，多半迭遭损失，士兵对红军及苏维埃有相当影响，战斗力不强武器不精，非蒋介石主力军。我作战均系东方（军）全部，军力武器均比该敌占绝对优势，而又正当洵口战役胜利之后勇气更加百倍”，[49]对拿下此役相当乐观。但据国民党军将领回忆，硝石国民党守军“自第四次‘围攻’以来，陈就始终控置该师于总预备队中，迄末投入战斗，兵员装备比陈诚所部其它部队亦较为完整”，[50]并不像红军方面判断的那样薄弱。从战斗结果看，由于对此时国民党军整体战力提升的状况缺乏了解，红军的估计不无轻敌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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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进驻硝石后，立即赶筑碉堡、工事。当红军于10月9日向硝石发起进攻时，该部“依据硝石东北西北一带小高地构筑堡垒一连二十余个死守该地”，计划通过“固守硝石，吸引匪部，再抽调部队应援，聚匪于硝石附近而歼灭之”。[51]经过数天战斗，战局发展对红军明显不利，面对“工事坚强”[52]的硝石守军，武器、地形处于劣势的红军攻坚战未能奏效，而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却大批开向硝石，“硝石西端沿南城河两岸灯火无数、上下不定，系敌之增援队已到达模样”，[53]红军主力有被围之虞，如彭德怀所说：“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54]在此形势下，中革军委判断黎川之敌有与硝石据点国民党军内外攻击，相互策应切断东方军后路之可能。为避免陷敌包围，保存有生力量，中革军委决定立即结束硝石战斗，令东方军从现地南移。13日晚红军开始陆续退出战场，红五军团于资溪桥掩护部队转移，红十九、二十师转移至金溪地区，于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红三军团继续在黎南地区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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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石一战后，中革军委原先希望在局部地区采取攻势，以期打破国民党军包围圈的思路已难以继续。10月15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对战略方针作出调整，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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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于战略的防御地位，已成为不可争论的事实，所以我们的战术应根据这一事实来决定。我们东北方面主要的作战任务，曾经是现在还是制止蒋介石的大举进攻。惟有消灭他突击部署中一两个纵队的有生力量，才能达到这一任务。无论取得地方或获得局部的战术胜利，都不能代替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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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们规定了几项主要的作战原则：“尽量保存我们自己的有生力量”；“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我们在少数的时机也进行临时的防御，但我们不应采取消极的，而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钳制敌人的兵力不得大于三分之一，而将三分之二或更多的兵力，用来机动突击敌人。突击队不是从配置钳制队的纵深，而是从其翼侧出来突击敌人”。[55]这一指示的核心是希望通过运动防御突击敌人一部，通过集中打击敌人有生力量取得战略优势，为此，中革军委要求红军继续在黎川一带寻找战机，利用国民党军新占黎川，各部调动频繁的缝隙觅得在运动中打击对方的机会。与此同时，已经熟知红军战法的国民党军一眼认清了红军意图，判断红军有“故作南北移动，引我注意，吸我调援，以遂其埋伏腰击之企图”，其应付方针一是继续强调“以我为主”，步步为营，二是在黎川与硝石间加紧部署：“对东取积极行动，完成黎硝交通，相机吸引伪东方军而扑灭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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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中革军委鉴于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进入资溪桥地区，判断其刚刚进入，应有可乘之机，决定再次实行围点打援，命令：“方面军以在敌的援队未到前，先以有力兵团向周敌堡垒外与其间隙间的部队实施突然袭击”。[57]22日，红军以第三、十三、十五师向资溪桥发动进攻，同时以红三军团主力集结于洵口、石峡地区，红一军团集中于湖坊地区，战役目标是希望通过攻击牵动对方，“以极大的机动迂回敌之翼侧后方及间隙中积极活动，以迫其与我作野战而全部消灭之”。[58]时任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日记记载：“敌周纵队在资溪桥、薛纵队在潭头市、硝石之线，我军有消灭该敌之目的。”[59]但是，国民党军在此线有10个师左右兵力，红军虽然集中了三、五军团主力部队及一军团部分部队，人数上仍然不占优势。周浑元纵队在资溪桥筑成坚固防御阵地稳守，驻守潭头市的薛岳纵队主力亦不轻动，“十分谨慎，出击的机会很少，即出击亦是小部队短距乘隙袭击，即集结两三个纵队多半取步步为营稳进办法”。[60]红军连攻4天，既不能奈何资溪桥，也没有调动敌人，反而暴露在国民党军堡垒之间，十分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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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25日，彭德怀、滕代远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切忌主力摆在敌垒周围，疲劳兵力，日间暴露，在敌机轰炸，晚上大多数露营消耗兵力特甚”；恳切建议：“望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61]此时，由于赤白对立等问题的影响，红军前出到边区乃至国民党区域作战，面临着群众支持的问题，当时，红军就遇到“军队打仗群众旁观，请不到向导，弄不到担架，脱离群众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怪现象”，[62]红五军团十三师报告：“每团都有拖枪逃跑的。”[63]这都是作出战略决策时不能不认真掂量的重要因素。中革军委对彭、滕强调的这些困难不以为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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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占领资溪桥一二天后，我东方军即到达资溪桥的东南，在这个时间内，敌人能构筑不可进攻的堡垒吗？这是不可能的。有支撑点的坚固堡垒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在二三天之内，敌人只能构野战式的简易堡垒，并只有供给有限的部队（至多半师）。这种堡垒不是不可征服的障碍，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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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对资溪桥连续攻击四日未取得进展、部队损失严重的现实，仍不得不同意退出战线，东方军回师江西后的初步攻击未获成效。红军将领回忆：“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主动进攻，试图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实际上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故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境地，可说是虎落平川。”[65]陈诚则在写给妻子的家书中报称：“此间前日匪攻资溪桥（南城光泽间），匪伤亡颇巨（约三千）。我军仍照原定计划，先筑碉堡，实行封锁，再设法歼灭之。”[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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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浒湾、团村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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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石之战后，中革军委虽判断红军已经处于战略防御地位，但仍不愿立即退入苏区基本区作战，而是要求继续在苏区外围打击敌人，期望在运动中寻得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机会，规定三、五、七军团组成的东方军“要由目前期待机会的状态逐渐转入进攻敌人突击队翼侧动作”，一、九军团等组成的中央军“粉碎抚河西岸及抚河西的敌人”。[67]几次战斗不果，中革军委不免显得急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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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运动战的条件中，如果在原则上也拒绝了进攻敌人的堡垒及野战阵地，这是我们战术的极大错误。我们应经常争取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于其移动时，然而，敌人新的战术的逐段跃进的移动，一到达指定地点就立刻构筑阵地，并且从其野战阵地出来进攻，一到退却时则缩入于堡垒里面就防御起来。因此，在敌人移动中消灭他的可能渐渐减少了。今后我们可能只消灭敌人的小部队，而其大部队差不多经常是逃脱了的。进行战役而限于这种战术的胜利是不够的，必须突击敌人的主力，追击他并且彻底消灭他才可了事。[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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浒湾之战的展开混合着中革军委的上述目标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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浒湾位于国民党军第三路军指挥部驻地南城以北，北路军指挥部驻地抚州（临川）以东，第八十五师驻地金溪以西，距中央苏区北沿约五六十公里，是国民党军在此构筑的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联系纵深堡垒线的重要支点：“浒湾当公路之要冲，水陆交通均称便利，以故商贾云集，贸易兴盛……金溪较大之地主阶级以及豪绅富户……咸集于是。”[69]从10月下旬起，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第四师、第八十五师陆续进驻抚州、浒湾、金溪地区，其中以5个营的兵力驻守浒湾，并加紧构筑防御工事。由于浒湾位于金溪、临川、南城三点之间，三地都有国民党军重兵驻守，在此作战，对红军而言，存有相当风险。红军的战略仍是围点打援，即通过攻击浒湾，吸引正由金溪向浒湾移动的国民党援军，从而将其包围并消灭之。与此同时，蒋介石则希望利用红军主动出击之机，以优势兵力包围之，他判断红军出击的目的“一则向北在击留我主力，注重北区，不使我南下进剿其老巢；一则向南防我南进而牵制之。惟其两主力仍以黎川为中心，使乘机击我不意，恢复黎川，以打破我五次进剿计划”。[70]针对此，蒋介石起初有些举棋不定，10月29日，他计划“以黎川为中心，向右转弯，使其急于突围南窜也”，重点放在逼红军退兵上。11月1日，则反复思量：“此时应分散其兵力乎？抑包围而歼灭之乎？”[71]6日，他在抚州确定“战略处置”数日后，他在日记中写下处置的具体内容：“剿匪先完成大包围与断绝之势”，[72]下决心与红军在此展开大战。蒋要求：“我军惟一目的，乃在聚歼匪酋于黎川附近。其次则封锁其南丰与建宁之线，勿使其闯回老巢也。”[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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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战斗开始。12日夜，金溪国民党援军第四师与红军主力在浒湾东北方向八里许的八角亭展开激战，红军集中了红三、五军团5个师兵力将国民党军第四师包围，负责指挥这一战役的彭雪枫颇具信心地认为：“几次都打得不痛快，这一次无论如何是十拿九稳的。”[74]由于当地四面都有国民党军重兵，红军围歼战必须迅速解决对方，三军团指挥部明确要求各部应于“拂晓前乘月色消灭被围之敌”。[75]对红军的攻势，国民党方面报告：红军“真晨围攻浒湾，势极凶猛，真夜以三团兵力轮流向我冲锋”。[76]但红军在缺乏强有力攻坚武器的情况下，要实施迅速的歼灭战实在勉为其难。国民党军顶住进攻并在飞机掩护下尝试突围时，红军立即显出力不从心，红军战报写道：天明后，“敌机十二架行低空的袭击四处投弹，各方战斗完全沉寂，敌得于其空军掩护下以主力转向大山（仙）岭八角亭袭击，此时各方均受着敌机威胁而失去了战斗准备”。[77]粟裕回忆战场情况时谈道：“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78]红军方面的说法可以从国民党方面得到证实，陈诚在家书中告诉妻子：“此役得力于飞机甚大。”[79]亲身参加浒湾之役的国民党军将领石觉在回忆中也提到，国民党军飞机到达后，猛炸红军阵地，使其“攻势停顿”。[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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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进行到13日，红军包围圈被撕散，被迫撤出阵地，红十九师“沿着背后的抚河岸边撤了下去，以后才找到了军团部”。[81]是役，红军毙伤国民党军520多人，自身伤亡达1100余人。石觉认为红军在这一战斗中表现出的长处主要有：“1.能自主准备战场，布置陷阱，制人而不受制于人。在极优的环境和态势下从事作战。2.攻击精神旺盛，前仆后继，气势逼人。3.数线重叠配备，更番轮流连续攻击，突击力和持续力都很强大。4.守势方面，利用阵前埋伏，出我意料之外。”短处则为：“1.对我军行进路线判断错误。2.人海冲锋的战斗方式，在我狭小而坚强的阵地和炽盛的火力之下，死伤过重。”[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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浒湾之战时，11月中旬，红一、九军团奉命在宜黄见贤桥、棠阴地区突破国民党军碉堡封锁北上策应红三、七军团。14日，红一、九军团强行突破封锁线北上。国民党军5个师立即从东、南方向合围红军，“企图截我军于封锁线外”。[83]红军主力迅速南返，紧急退到云盖山一带。17日，与国民党军第七纵队3个师在云盖山展开激战。由于国民党军抢得有利地形，红军在激战十余小时后撤出战斗，退向神岗、党口地区。19日凌晨，鉴于国民党军第九师向党口一线挺进，目标较为暴露，朱德、周恩来要求“一军团及十四师应以迅速干脆的手段侧击该敌而消灭之”。林彪、聂荣臻随即根据这一指示下令所部“从敌侧面打击敌人运动的部队而消灭其一部”。[84]清晨，战斗打响，红军在大雄关一线与国民党军第九师李延年部激烈交锋。红军经过长途作战，师劳兵疲，“落伍者甚多”，“许多连上，还是前一天早晨吃过饭的”，[85]但仍然发挥出很强的战斗力，国民党军主阵地967.5高地守军一度被红军压至最后阵地。在攻坚战中红军也付出重大伤亡，红一、二师师长负伤，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总计伤亡600余人。由于红军始终未能击垮国民党军第九师，而敌第九十师又紧急向第九师靠拢，使“其左侧得到有力依托”，红军已“不宜在此持久战斗及与敌决战”，[86]19日黄昏，决定退出战斗继续南撤。对这一战，国民党方面战史认为：“我军已占领大雄关左右高地后，匪仍向我攻击，致受重伤，实匪不攻坚战术上之大错误。”同时，红军行动之迅捷和出其不意亦震慑了敌人：“是役上峰命令，匪似已窜至五都、东波（陂？）一带，竟至窜回大雄关与我激战，足见匪实为刁狡；嗣后行动，凡匪在二百里以内，应即准备应战，免受其愚，而遭大害。”[87]蒋对红军能自其碉堡线进出也十分震怒：“窜入碉堡线主匪，仍由见贤桥原路退窜，愧愤之至，将师团长严惩。”[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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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个月的战斗，红军在国民党军的作战圈子里，始终未能实现调动、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目标，国民党军则加紧构筑碉堡、工事和封锁线，红军战略处境日益不利。关于这一阶段战事，后来的历史多称其为“进攻路线”。所谓进攻，当然是相对防御而言的。这一阶段中革军委对单纯的防御战十分担心，强调：“一切持久的防御，都是失败的开始。”“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只有在极少的时机，如巩固某地点对于我们具有战略的意义时，则我们才留置小的队伍巩固起来，以求达我们的目的。”[89]他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主动出击造成的机会中得到启发，希望延续第四次反“围剿”时的战绩。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部队密集，层层筑碉，且吸取第四次“围剿”中对红军主动出击战法的忽视，行动更加谨慎，这种战法并没有收到效果。而将初期战斗失利归结为不能攻坚，并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开展攻坚战，更是错估形势，浒湾之战失败给了这种看法以迎头一击。事实上，这时中革军委已经进退两难，缺乏应对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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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大雄关后，国民党军一方面加紧构筑碉堡、工事，另方面继续向南压迫。11月20日，福建发生反蒋事变，暂时给了红军喘息之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不得不首先处理福建问题，决定以第二路军向福建出击，江西方面的第三路军则以攻为守，主动向红军发起攻击，抑留红军于其选择的阵地。11月24日发布的北路军作战计划规定该路“由黎川向东南德胜关泰宁方向进展，协同第二路军堵截伪三、七军团，冀歼灭其实力，并竭力掩护第二路军之推进”。[90]12月11日，陈诚令第八纵队“进至团村，相机进占东山，与匪主力决战”。[91]针对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集中第三、五、七、九4个军团准备阻敌，在团村地区设置埋伏，“预先布置一个师在敌正面钳制，分多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另以三个师隐蔽在敌之第二梯队左侧后”。“准备取短促突击手段，消灭其前进之一部，迟滞和制止其前进之企图”。[92]12日上午，当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师、第六师两个师部队进至红军伏击圈后，红军开始发动进攻，双方激烈搏杀，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是役，“打得敌人狼奔犬突，消灭了大量敌人，只剩下一个寨子没有攻下来。敌人大部分兵力被我军击溃击散”。[93]午后，国民党军退守三都一线，黎川第十一师也赶来增援。陈诚并策划集中7个师部队“全力与匪决战，务求歼灭该匪于团村附近”，双方“抗战异常激烈”。[94]红军在兵力不占优势，又未能达到消灭敌军一部的不利形势下，13日下午主动撤出战斗，“避免与敌主力决战”。[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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