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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英勇奋战延缓了国民党军在福建的进攻步伐。不过，福建本非国民党军主攻方向，这里的战局不足以对全局形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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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昌外围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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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成桥战斗后，国民党第三路军摆出欲由西成桥经康都斜向进攻广昌的态势，吸引红军在此防御，主力则逐渐集中到南丰西南地区，准备经白舍南下直插广昌。2月25日，蒋介石令第十八军“主力先向杨林渡白舍罗坊伸展”。[269]3月初，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在南丰西南地区集中11个师部队，在沧浪—杨林渡一线构筑碉堡线，准备以此为基地，向南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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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完成在南丰西南地区的集结后，红军逐渐察觉其意图。为阻止其对广昌的进攻，红军集中红一、三、九军团北进，向南丰西南地区出击，“有在白舍、三坑、三溪之线与敌决战之决心”。[270]此时国民党军已经完成在此地区的战略展开，6个师的主攻部队集中在南丰以南方圆20公里左右区域内，声气相通，配合便捷。陈诚确定应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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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三军团全部在我五都寨东华山石股山阵地前，伪一军团由早坳向我侧翼迂回。明真日部署：霍李傅三师固守原阵地，夏黄两师集结立壁岭牛形岭茅坪间地区，樊师主力集结磨刀渡附近，伺机以击破之。而令孔师主力星夜向神冈党口前进，威胁匪之侧背。[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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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红军向国民党军发起全线攻击，占领五都寨、东华山阵地，并继续向北攻击。主力则由西南方向插向国民党军右后方，准备侧击其阵地右翼，断敌后方。但是，国民党军在此厚集兵力，红军初期进攻虽有得手，总体形势并不乐观。国民党军在红军全线攻击下，一方面顽强固守，另方面积极准备利用兵力集中优势，全线发动反扑，蒋介石致电前方提醒“伪一军团踪迹不明，希注意详侦，防其暗算”同时，指示各部主动出击，“相机猛击其侧背……设法歼灭之”。[272]陈诚也亲赴前线督战，通电全军，“亟望各级官兵，自勉勉人，贾我余勇，不顾一切，急起直追”，[273]激励士气，向红军发动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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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红军向杨梅寨国民党军后方部队第九十八师发起进攻。黄昏，国民党军各部全线反击，“一时战事骤转激烈，各阵地炮火之猛为剿匪以来所未有”。[274]红军由于部队深入，处在国民党军环形阵线之中，在国民党军并不多见的反击下，准备不足，虽努力奋战，仍遭失利。彭德怀鉴于战场形势不利，建议中革军委“应有舍心”，[275]主动撤出战斗。22时，第一军团第一师接到命令：“东华山五都寨均到敌，我军决转移地区，一师担任最后掩护，候彭杨部队（第四师）及我军完全通过后，再节节掩护到宝石朱坊附近宿营。”[276]红一师奉命掩护部队撤退，到次日晨5时，红军主力大部撤出战场。此役，红军歼灭对手1200多人，自身损失达1700多人。[277]国民党方面战史后来总结此役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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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军常集中其大部，对我一点，施行猛烈攻击，以求其突破或包围之成功，此种时机，匪军弱点，即在处处不能对我主攻，故处处均感虚薄。此次匪以伪一三军团主力，猛攻我杨梅寨夏师阵地时，我全线不顾一切，果敢出击，致使匪虚弱部分，均被我击破，其主攻部分，亦被我截断，全线遂不能不总崩溃。[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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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此次战斗中采用的反击和跃进战术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数次说起，国民党军“前进的距离和速度，是随着群众条件，随着对我主力行踪的了解，随着他本身兵力的大小，随着当时红军打击他轻重的程度，以及地形情形等条件而变动的……陈路军向广昌前进时，他虽然发现红军在其附近，然因他已集结了充分的优势的兵力，同时在地形上也容许他大兵力的使用，所以他依然前进。”[279]彭德怀则具体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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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役敌是纵深的，紧靠着南丰数年来所构成的坚固堡垒，这种情形无条件的突击是徒然剥削了自己的力量，得不到任何代价。东华山、五都寨的教训不是不了解企图纵深的突击，而是把敌人看得太呆笨。我觉得东华山、五都寨取得后而不能乘胜完成和展开其胜利，主力不应再留恋，这种留恋在任何方面会达到无谓的牺牲。[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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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成功，蒋介石大为开怀，开出赏单，参战各师每团发赏金1000元。[281]同时，他也提醒陈诚：“推测匪情，其在枫林、三溪现在抵抗一线为其之生命线，亦为我军进入赣南匪区胜利之第一步，故匪必在现地死守顽抗也。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现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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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后撤后，国民党军乘胜继续进击，逐渐进入苏区基本区域，逼近广昌。早在1933年底，红军指挥部就指示在广昌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因此，之前“从未发现红军占领整然一线的防御阵地，构筑工事，采取有形的防御战斗”的国民党军将领，此时“沿白舍东西之线，突然发现红军构筑有整然的防御阵地，重要山头筑有两层射击设备的坚固碉堡”。不过，红军在这一带仍没有采取死守方针：“当面守备的红军不是主力部队，是新近扩军所编成的队伍；装备很差，携带的多是破旧步枪，堪用的不多，而且弹药极少；战士素质不佳，老弱参半”。[283]国民党军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很快于3月15日占领白舍，随后向甘坊地区展开进攻。16日，双方在甘坊地区战斗稍烈，国民党军得到“空军轰炸”[284]支持，付出一定代价后于17日控制甘坊。至此，国民党军打开了通往广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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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推出北、东两路军行动计划，决定北路军第三路军陈诚部4月进取广昌，5月推进宁都；第六路军薛岳部4月底进占龙岗，5月底攻取古龙岗；其余各部在陈、薛部后跟进。东路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和第八纵队周浑元部5月进取闽北建宁、宁化得手后推进石城；第四纵队李延年部和第九纵队刘和鼎部进取闽西连城、永安，续进长汀。该计划以广昌、建宁作为攻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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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盘作战计划的要求，1934年4月初，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开始向广昌推进。该路军制定的进攻计划是：“沿盱河两岸，逐步筑碉，向甘竹、广昌进展，完成南广公路，并诱匪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如情况许可，则一举进占广昌”[285]具体部署是：右翼之第九十六师、四十三师、九十七师向红三军团第四师扼守的甘坊石下寨、池埠阵地进攻；左翼第六十七师附山炮—连，向扼守瑶陂的红五军团第十三师进攻；第九十四师附山炮一连，攻击扼守白舍附近的红九军团。其攻击重点放在盱河西岸。循着运动战的思路，红军在广昌外围没有采取节节防御的作战方针。根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基本用兵思路，红军主力部队一、三军团开至广昌附近后，被置于机动位置，前线防御主要由新编成的红九军团及地方独立部队担任，广昌外围第一道防御线甘竹以北地区只布置了象征性的防御。[286]4月初战役开始，国民党军进展顺利，几乎没有经历大的战斗，很快占领甘竹以北地区。即使如此，国民党军也并不急于伸展，而是按部就班步步推进。10日，国民党军首先进占罗坊。13日，双方在甘竹外围展开争夺战，国民党军占领罗家堡、李家堡等地，随后控制甘竹。参加战斗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回忆：“当时我们在甘竹‘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红军在与其对阵中，“敌人有碉堡依托，火力又猛，我们的掩护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集火射击。由于敌人实现早已设计好战斗层次，炮火很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炮火压回来，除了增加一批又一批伤亡之外，一无所获”。[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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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广昌应否防御问题上，红军高层看法基本一致。李德回忆：“党的领导人把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因为他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带的道路。此外他们认为，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288]这一说法可从周恩来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得到证实：“每个同志都要认识，敌人这次占领广昌的企图，与以前四次战役更有着不同意义的形势。敌人在持久战略与堡垒主义的战术下，进占广昌是其战略上重要的步骤，是深入中区，实行总进攻的主要关键。我们要为保卫广昌而战！战斗胜利了，将造成敌人更大的困难与惨败的条件，将造成我们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更有力的基础。”[289]随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中共在战略抉择上受政治、经济背景制约，选择空间反而受到影响。初期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规模相对较小，资源供给也较多倚赖打土豪的收入，大规模后退和前进的运动作战游刃有余。而随着红军的扩大，苏区周围土豪被打尽，对资源吸取的正规化（如税收制度的建立），红军再要流动作战已不像初期那样较少顾忌。湘鄂赣就反映：“如果红军在有时候未打的（得）胜仗，说红军是吃饭的，所有慰劳品，都不送去了……前次敌人进攻万载，红军没有与之抵抗，就说红军是吃饭的，更是说把红军吃，很（肯）把狗吃。”[290]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提到如果实行诱敌深入，“当地老百姓就会对我们失望，我们就会丧失补充红军队伍的可靠来源”。[291]这样的群众反应事实上代表了红军在新形势下所应承担的义务，这是中共制定全盘战略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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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红军内部也不无压力，国民党方面收集的有关资料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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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唯其眷属及所分得之田地，均在苏区，若为国军所占，则向之藉以维系彼等者，自失效用。我军占领广昌后，该县籍之匪兵，日久势将渐渐离异逃逸，影响匪军本身之战斗力，故有不得不死守广昌之苦衷。[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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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民党方面还注意到，红军“时时提出夺取中心城市之口号，但是日久终未见诸事实。加以受我军物质封锁，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自五次围剿后，每次战役，均打败仗，伤亡残废者，触目皆是，因以人人自危，个个灰心。即所谓坚决分子之党员团亦常提出疑难质问，并有逃逸事情发生。上级指挥员，每感难于应付”。[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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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开广昌保卫战，苏区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尽力抵挡国民党军的进犯。在前方成立野战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直接指挥前方战事。根据中革军委当时的解释，其主要作战方针是：“1.集中红军主力打击和消灭敌之主要进攻。2.以必要的兵力尽力钳制其它方面。3.派遣得力的地方独立部队，挺出敌人近的与远的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以钳制和调动敌。”[294]可以看出，中共当时虽然迫不得已在广昌实行防御，但还是希望不要把战争打成消极防御。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发表社论强调：“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发展游击战争，可以使敌人力量很大的分散与削弱，使主力红军的战斗得到更便利的条件。”“建筑支撑点，制造和使用地雷、弩箭等防御武器来打击敌人（这方面赣东北有很好的模范）。但必须反对把中心力量完全放在这个工作的防御路线，并反对乱筑防御工事。”[295]张闻天也指出：“分兵把口，与堡垒主义，是紧密联系着的，这是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又一种具体表现。这种倾向，实际上不但不能保卫苏区，而且正便利于敌人的各个击破。在这里，我们应该清楚指出，积极的发展游击战争，把我们的基本游击队深入到敌人远后方与侧翼去活动，是我们保卫苏区的最好办法。”[296]只是，在总体战略属于被动防御的背景下，局部的小范围的运动战，面对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稳步推进，效果实属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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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中，运动战思路也难以真正得到贯彻。根据对国民党军主攻方向的判断，14日，林彪、聂荣臻向朱德提出建议：“我军主力目前宜隐蔽于千善、石嘴以南诸地，而以一部伪装主力在现地诱敌，主力准备突击经河西前进之敌，和准备突击向大田市、溪口前进之敌。如周（浑元）纵队联合向南采取跃进时，我们更便于突击他。”[297]16日，林、聂再次提出：“即令在敌人采取编成两个纵队同时架河而上的行动，我一三军团亦不应分开。”这一建议实际是主张将主力收缩，待国民党军充分展开后，再待机出击歼敌。所以他们强调：“如三军团在现地不动，不仅不便于对付敌人自由河西前进的情况，对令地方队，对敌经河东活动南进时亦成了在正面和距敌的短距离内阻敌。”[298]而彭德怀、杨尚昆则判断国民党军将由盱江东岸南进，主张：“我主力应在芙蓉塅、大罗山地带与敌决战，以充实的一营固守延福庵，扼守制敌两个纵队不易联系……以第六师自延福庵至大罗山钳制樊纵队，以四师三师一军团十三师为突击兵团在芙蓉塅、里峰地域决战。”[299]这种运用主力在芙蓉塅、大罗山山地地带与敌决战的设想，和中革军委一段时间来实行的防御思路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但是，虽然山地作战有利于防御一方尤其像红军这样火力较差的防御者，但这一战地事实也在国民党军预料之中，难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所以，林、聂等的设想可能包含着更多的制人而不制于人的争取主动思路。不过，彭德怀和中革军委也许可以辩解，根据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的一贯方针，他们“取逐步构成野战工事节节推进以求得火力掩护的可能极多……未完成前两翼暴露南进广昌的可能减少”。[300]在此情况下，林、聂的设想固然不错，但不能排除落空的可能，而放弃在大罗山山地地带作战，广昌也将陷入无险可守的境地。所以，大罗山的阻击战仍然成为当时背景下的逻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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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国民党军在判断红军主力集中于盱江东岸地区后，转调部分兵力用于东岸，开始向该地区的延福嶂、大罗山一带红军主力发动进攻。上午10时半国民党军第六师开始猛攻大罗山，“未刻占领大罗山五二五七高地”。[301]由于一军团未按预定时间赶到战场，红军对延福嶂、大罗山一带阵地并未取固守态势，据周恩来报告：“三军团主力七时半到马鞍寨、磜上，他们未依军委突击攻大罗山之敌，而拟待敌攻天井围、墓坑时再突击。”[302]而据三军团的命令：“我军以于邓家庄、石源、浮竹、大罗山地带突击该敌于我防御地带之前而歼灭之为目的。”[303]为此，红军集中6个师兵力分左、中、右三队向大罗山一线进发，左路为第十三、第六师，中路为第四、第五师，右路为第一、第二师，准备取三路包围之势，突击并消灭深入红军防线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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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占领大罗山后，一度曾继续向纵深追击，第十八旅旅长向该师师长报告：“当面之匪击溃后，向大罗山东南溃窜，我已派队追击中。”但是，第六师师长周嵒在下午3时半下达的命令中根据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以来一贯的稳扎稳打方针强调，该部应“迅即构筑守备公事限本夜完成”。同时，该部第三十六团九连攻至红军重兵集结的天井围附近时，请求炮兵予以火力支持，周嵒当即指示：“一、天井围过于突出，该团第九连应在炮火掩护下，即行撤回。二、大罗山至平山间工事，须迅速构筑。”[304]国民党军的如上处理，使其能避免深入红军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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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红军主力完成集结，19时左右，向大罗山一线国民党军第六师、第七十九师发动猛烈反攻，准备歼灭突进之敌。国民党军凭险顽抗，据守大罗山的第六师十八旅三十六团团长李芳在率部向红军反击时被炮火炸死，由该团第三营营长接替指挥。是役，红军志在必得，集中了几乎所有能打硬仗的部队，反攻“炮火极为猛烈，双方死伤亦极奇重……战斗时间竟达十五小时之久，可谓作战以来仅有之剧烈斗争”。[305]战至20日凌晨3时许，红军虽然集中了最精锐的主力部队，仍未实现歼灭敌军的目的，被迫撤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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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罗山反攻失利后，红军退至饶家堡一带，准备利用深山密林继续对来犯敌军实施打击，力争歼灭其突出部队，命令“三军团由墓坑及其以南山地和天井围向樊敌主力及肖师行猛攻干脆的突击”，“准备集结主力，下最大决心与敌六、七个师作较大的决战”。[306]20日下午，红军向深入饶家堡地区的七十九师二三五旅部队发动突击，“三面围攻，其势汹汹，大有‘请君入瓮’之概”。[307]同时，红军一部绕向二三五旅后方，准备截断其后路，但在前排遭遇国民党军七十九师主力，无功而返。在无法截断敌后路的情况下，红军加紧对突进部队二三五旅的打击，“这天晚上，阴雨绵绵，不便射击，红军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激烈”；[308]“饶家堡西北高地及大坪咀山阵地，失而复得者，凡五六次”。[309]中革军委对这场战役高度重视，与前方电文往来不绝，朱德不断就前方状况发出电报，并强调：“这不是命令而是给你们下决心的建议。”[310]21日凌晨4时，他还乐观指示：“饶家堡战斗得手后，应集中一、三军团炮兵与迫击炮作有组织之炮击。”[311]但是，形势发展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由于红军久攻不下，到21日拂晓，对方援军第九十七师源源到来，红军无法实现歼灭敌军的目标，被迫退出战斗。随后，国民党军又进占云际寨、香炉峰、高洲瑕一线。红军主力退往广昌地区，盱江东岸战事告一段落。红军在大罗山、饶家堡的两次战斗，是前方指挥员在当时总体以被动防御为主的总战略下，尽力发挥红军运动战特长的两次尝试，但由于红军久战疲劳，国民党军兵力又过于厚集，红军歼灭敌人的目标难以实现。另据国民党方面战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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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参谋长林义光供：“……匪在日间，畏我飞机之轰炸，枪火之猛烈，为避免损害计，采取夜战。其攻击部署，以少数兵力，用于正面佯攻，以重兵力用于两翼，如冲锋两次不成，即行撤退，并在日间，预行选定进攻路线地区及目标，但匪兵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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