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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记则报告，在此前不久的东华山战役中，“七团有些新战士不会打手榴弹，敌人冲来时，把手榴弹交给班长打”。[313]来不及得到必要训练的新战士的大量增加对红军战斗力有着重大影响，这也是战役难以获胜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大罗山、饶家堡两战役，尤其是大罗山战役，红军出动了几乎所有主力部队，面对国民党军不完整的两个师，仍然不能取得充分的战果，这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国共双方战斗力的消长无法分开，它预示着红军此后的战斗将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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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盱江东岸，盱江西岸红军力量更为薄弱，仅有两个师番号实际不到一个师的部队，部队作战能力也相对较差。国民党军在此出动了第十一师和第九十八师两师部队，攻势发动后，很快占领长生桥、伞盖尖、火神岩等地。广昌已处于国民党军直接威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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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昌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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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战事连遭失利后，4月21日，林彪、聂荣臻以“万万火急”致电朱德、周恩来，提出：“如突击当前之敌无把握且广昌××（原文如此——引者注），三军团本晚须即由沙子岭以南渡河，与敌决战于广昌附近”，[314]主张放弃在外围继续抵抗，直接在广昌城附近与敌决战。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发布命令，号召继续展开广昌保卫战，要求红军“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315]同时，面对前线不利形势，中共中央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战略的变更，“使我们红军消灭敌人的战斗，须在一些新的条件下来进行”，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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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是战地党和苏维埃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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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左右前后，在敌人的封锁线外，在敌人的堡垒间隔之中，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到处去寻找敌人作战，冲破封锁，钳制敌人，分散敌人，疲惫敌人，隔断敌人，瓦解敌人，这样来配合和掩护我主力红军，得以运用自如，实施突击，而最终的消灭敌人。[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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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共中央要求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但远水难解近渴，游击战事实上已难以担起改变战场形势的重任。相反随着广昌外围防线被步步压缩，红军活动空间愈来愈小，广昌战役已越来越向阵地遭遇战方向发展。22日，周恩来致电朱德、博古、李德，提出三项建议：“1.最紧急时须调二十三师主力加强广昌守备。2.一、三军团要能在一起突击敌。3.……拟令董朱二十四日西移二十五日可参加广昌战斗。”[317]这实际是要求把红军最精锐的一、三、五（董、朱部）军团全部投入保卫战，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昌防御的极端重视。同日，博、朱、李复电周恩来，未采纳将红五军团西调的建议，而仍指望通过以红一军团在盱江西岸诱敌，再由“三九军团包括十三师在内突击该敌”。[318]不过，随着国民党军迅速向广昌逼近，这一计划也迅成泡影。26日，中革军委下令组成3个作战集团：东方集团，由红九军团及红十三师组成，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负责指挥，任务是在盱江东岸钳制敌人；西方集团，由红一、三军团及红二十二师组成，由朱德直接指挥，任务是在盱江西岸广昌以西及西北地域消灭进犯之敌；守卫广昌部队，由红十四师等部组成，任务是坚守广昌工事。这一部署意味着中革军委已不顾双方实力对比，准备在广昌城外围进行大规模的兵团作战。不过，这时中革军委对战役前途其实已不乐观，《火线》发表社论强调：“保卫广昌战斗虽是五次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斗，但不能认为是五次战役唯一的决定最后胜负的一个战斗。五次战役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主要的在于我们能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假如我们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不仅能恢复某些被敌人一时侵占的苏区，而且可以扩大更广大的新的苏区。”[319]显然已在军中为最后放弃广昌做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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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国民党军经过短暂休整、准备并构筑碉堡、封锁线后，出动6个师兵力分左、右两路沿盱江两岸开始向广昌发动进攻，“河西三个纵队并进，河东一个纵队前进”。[320]广昌附近山地较少，多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势相对平坦，“虽田畴相望，小溪横流，然实以适合大军团运动天然地带”。[321]虽然红军事先做了一定准备，在广昌外围构筑工事，期望进行顽强防御，[322]但红军工事在国民党军重武器攻击下，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对国民党军的突击由于对方兵力厚集也难有效果。国民党军战史记载：“是日匪以一部守平面岭卖竹坪大仙山坚固匪碉，以伪三军团全部，及伪九军团一部，由卖竹坪附近，向我第十四第六十七两师正面猛烈反攻……午后，伪三军团犯我十四师正面，伪二师犯我六十七师左翼，战斗更为激烈。”[323]经过一整天激战，红军虽表现英勇，向国民党军“迭次冲犯”，并“以密集部队往复冲锋，毫不混乱”，[324]予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对等的消耗，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显然难以承受。当晚，在广昌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博古、朱德、李德联名致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提出：“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325]周恩来随即复电，表示在红军主力受到较大损失而在广昌直接作战又无把握的情况下，“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恩伯）敌”，并强调“最后决心由你们下”。[326]在周恩来复电未予反对后，28日，朱德下达放弃广昌的命令。当天上午，盱江东岸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师、七十九师进占广昌，红军全线后撤。红一军团东移珠市坪、尖峰地区，九军团后撤至扬家坪、新安地区，三军团南撤头陂等地，十三师在北华山、马坊寨、里丰一线留守原阵地抗敌一天，掩护主力撤退。广昌保卫战进行了18天，国民党军伤亡2600多人，红军伤亡50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其中红三军团伤亡2700余人，达到军团总人数的近1/4。[327]红九军团的第十四师因伤亡过大，已难成建制，余部被并入其他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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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战役，红军打破不固守坚城的惯例，展开大部队参加的保卫战，被认为是苏区中央执行的被动防御军事政策的体现。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对李德实施的拼消耗战术当时就提出尖锐批评，彭还强调，广昌保卫战中，国民党军“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328]也许就是针对彭德怀当时的指责，博古、朱德在放弃广昌后给周恩来的报告中，特地强调在国民党军步兵向广昌攻击之先，“并未有炮兵与空中轰炸”，同时其对27日当天战役的发展状况描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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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先攻我翼侧，即占我左翼第一线阵地……因地形系狭山，我全部力量正面不过十里，故四个师突击师以充分够用。敌主要纵队立即密集队形在西岸谷地前进，我们决今让他近一些，而以三军团突击敌人之后部队，一九突击敌人之先部队，而实际上三军团过早进入战斗，且系突击敌之先头部队，因此敌停止前进构筑工事与准备反突击，而我一军团则不能全部展开一师之利用，只能转移至右翼四、五师之间，且只在战斗最后阶段才进入战斗，形成敌我对峙，未获结果，决定脱离战斗。[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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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朱德的这一报告，颇值玩味，它道出了争论另一方的看法，而这在以往通常是被忽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报告陈述的都是事实。首先，报告所说国民党军进攻之前并未使用炮兵与空中轰炸，就事实本身言，应为可信。国共双方战史都提到，27日的广昌战斗在拂晓前就开始进行，战斗开始后，双方战线很快形成犬牙交错状态，空军轰炸事实上难以措手。包括彭德怀在内许多回忆录中提到的空中轰炸，应是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般状况作了误植。值得一提的是，自4月10日广昌外围战斗开始到28日广昌失陷，正是南方春雨连绵季节，19天内，阴雨天就占了15天。[330]以当时的技术能力，这样的天气飞机实际难以发挥作用，所以无论就整个广昌战役还是当天的广昌战斗言，国民党军的空中优势由于气候制约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另外，当时技术条件下，炮兵作用发挥尚较有限，李德观察到：“敌人少有系统的预先进行空军轰炸及炮兵的火力准备。其进攻一开始，就出动步兵（步兵的火器及其突击队），炮兵及迫击炮的射击，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步兵；而飞机则不断的进行战场上的观察，以妨碍我们在战场上的机动，飞机轰炸也和炮兵一样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其步兵。”[331]这一观察从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所编战史中侧面得到证实：“各师所有之迫击炮，多属旧式，瞄准机构不甚健全。对广大目标之射击，勉可使用，若以之摧毁碉堡，则耗弹多而命中公算少。”[332]不过，博、朱的报告当然不仅仅止于陈述上述事实，其潜台词应为通过对国民党军火力的压低，为广昌战斗的决策辩解。应该指出，虽然在27日进攻之前，国民党军没有采用炮火和空中集中轰炸，但其火力优势在战斗中仍然体现得至为明显，国民党军战史多次提到，其在激烈的攻防战中获胜的主要原因为“火力旺盛”，红军进攻“被我炮兵火力压倒，始未得逞”。[333]试图以国民党军没有大规模使用炮火和空军来掩盖双方火力上的巨大差距，不会有充足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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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博、朱报告将战斗失败相当程度上归咎于三军团的过早突击，这很可能也就是当日彭德怀和李德发生激烈冲突的直接诱因。但是，在宽十里的战场上以4个师兵力欲对国民党军5个师实行突击，在红军已经屡遭损失，本身师建制就难以和国民党军相比，火力又远逊对手的情况下，这一决策本身就不现实。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由于国民党军进展甚快，红军的反应往往是被动的，兵力又捉襟见肘，将战斗失败归因于前线指挥，而不检讨自身在战争指导上的失误，确实有失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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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战斗中的这种战场上的拼消耗战法是中共中央对敌我力量对比还缺乏深切了解的一种反映，广昌战役后，红军转而采取依托坚固工事，实行固守的战法，虽然这种战法在当时和日后均遭到批评，但起码可以比在广昌坚持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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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军第三路军进攻广昌同时，为配合进攻广昌，4月中下旬，位于藤田、沙溪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向龙岗一线展开进攻，以“与正向广昌进展之第三路军齐头并进”，[334]牵制红军主力集中。21日、22日，其先头部队第九十师、第九十二师与红军在韶源、上固交火，红军在此方向兵力薄弱，尽力阻击后即撤出战场。薛岳报告，国民党军在此遭遇了红军的地雷：“地雷系用烟罐竹筒内实炸，故其爆炸力甚微。”[335]显然，由于技术的原因，红军此时的地雷尚未发挥出太大威力。30日，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师向龙岗进兵，红二十三师及独立第一、二团4000余人与对手激战竟日，5月1日下午，龙岗北端红军碉堡在与国民党军“肉搏十余次”[336]后终告失陷，龙岗随之为国民党军占领。陈毅当时曾谈到这一战斗：“龙岗之支点，在构筑上不十分坚固，被敌人包围一天一夜，两翼的突击部队侧击又未得手，而其上级首长尚令该支点内守备队死守，请示上级，致失时机，而使守备队受到损失。”“在突击队失效，估计敌兵力强大不能固守，即应机断的给敌人以短促的突击，随即撤退，最好先保持退路不陷于敌人包围中。”[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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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南路国民党军陈济棠部在蒋介石一再催促下，向苏区南部粤赣省发动进攻。3月中旬，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占安远，第二师占信丰，第二军第四师进驻南康、赣州。随后，又以第三军李扬敬部为主编成第二纵队，辖4个部队，主攻南线。其作战计划为：“纵队先进攻筠门岭，俟巩固占领后，候机向会昌城进攻。以主力从寻乌、吉潭经澄江、盘古隘，向筠门岭正面攻击；另以一部从武平的岩前经武平所向筠门岭东南侧攻击，并掩护纵队主力右翼安全。”[338]当时，红军在粤赣只有二十二师一个师的主力部队，在汶口、盘古隘、筠门岭设置三道防线。4月初，南路军由安远、寻乌和平远、武平两个方向推进筠门岭、会昌。陈济棠部发动进攻后，红军寡不敌众，汶口、盘古隘相继失守，退守筠门岭。筠门岭距粤赣省府所在地会昌仅55公里，位于赣粤闽三省交界处，是江西通往广东、福建的交通要塞。21日拂晓，陈部集中重兵猛攻筠门岭，战至当日午后，红军被迫放弃筠门岭，退守门岭县站塘地区。由于陈济棠并不真心想对苏区形成威胁，攻占筠门岭后即电蒋报捷，[339]算是对蒋介石和舆论有所交代，随即与红军联络，止步不前，南路战事仍保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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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东路国民党军第八、第十纵队对建宁发动进攻。红军以第五军团为主力，红一、七、九军团参加战斗，在建宁外围将军店、驻马寨等主要阵地节节抵抗，其中，红一军团是在广昌失利后，马不停蹄赶往建宁前线。5月7日，国民党军第八纵队向将军店发起进攻，同时其第三、第十纵队等部准备从侧后向建宁挺进。9日，红军未能阻挡住敌军的攻势，放弃将军店，退守离建宁城十多里的驻马寨一线。12日，国民党军向驻马寨发动进攻，红军且战且退，虽然予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但无法阻挡其前进步伐。16日，红军退出驻马寨，午后，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占领建宁。到5月中旬，国民党军已控制西起龙岗，中经广昌，东至建宁、泰宁、归化一线的广大地区，苏区区域被大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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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4.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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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计议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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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围剿”的不利形势，提示在苏区内打破“围剿”的可能性日趋渺茫，虽然博古1934年5月为《红色中华》撰写的社论中仍然宣称：“我们要保卫土地、自由、苏维埃，直至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气！”[340]但这更多只是政治宣传。政治离不开宣传，但宣传并不就是政治。就在博古发出上述豪言壮语同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突围问题的讨论已提上日程。1934年2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报告：“江西和福建的形势很困难，我们近期的前景不妙。不带多余的悲观主义应该承认，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区突破的一些地方。”[341]面对此一局面，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寻出路。李德回忆，1934年3月，他曾提出以主力在中央苏区的“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342]的设想。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提出在敌人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内线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转呈中共中央报告时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两个建议：“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埃韦特个人虽明显倾向撤离中央苏区，但他同时强调：“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使用。”[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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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的撤离计划和共产国际一贯思路其实是契合的。早在1931年初，共产国际就指示：“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考虑到军队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现在就采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是适宜的。同时务必更加重视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344]1933年3月，共产国际又提出：“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同时强调：“要建立和具备几个新的根据地，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对抗。我们积极评价第4军主力向四川转移。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345]在中央苏区面临大规模进攻时，共产国际强调建立新根据地及对红四方面军转移的肯定，意味深长，以致埃韦特对此一度颇有疑虑，为消除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电中央苏区解释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我们看来，该电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万一敌人取得重大的胜利，我们必须保存和加强我军力量。而我方取得胜利时，我们应消灭敌人，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谨慎，使我军主力不受威胁。”[346]虽然埃韦特试图淡化共产国际对转移的肯定，但其潜台词不可能不对中共中央未来的行动规划形成影响。正由于有此思想基础，当军事不利后，考虑转移就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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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中共中央有关报告后，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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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目的首先是要保存有生力量和为其发展创造新的条件，以便在有利的时机对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展开广泛的进攻。[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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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电基本同意了中共进行战略转移的计划。次日，共产国际再电中共中央，明确谈道：“我们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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