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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约瑟芬·伊克：《中国的城市革命：国共争夺平津的斗争（1945—1949）》，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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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赖泽涵、马若孟、魏萼：《悲剧性的开始：台湾“二二八事变”》，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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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史蒂文·莱文：《胜利的铁砧：1945—1948年共产党在满洲的革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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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易劳逸：《毁灭的种子：1937—1949年战争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中国》，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3年；胡顿（E. R. Hooton）：《最伟大的动荡：1936—1949年的中国内战》，伦敦：Brassey’s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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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在《中华民国的民间社会和城市变迁》中考察了中国民主革命后的社会和文化历史。见《中国季刊》，1997年6月，第150期，第309—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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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见熊玠（James Hsiung）对这一研究空白的评论。熊玠将这一空白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持续的敌意、官方的保密，以及对研究资料的封锁。见熊玠和史蒂文·莱文编辑的《中国苦涩的胜利：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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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齐慕实（Timothy Cheek）、吴元黎（Eugene Wu）编辑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第182页。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指出，毛泽东在1936年就做过类似的预言（斯诺：《大河彼岸：今日的红色中国》，纽约：兰登书屋，1962年，第41页）。在那之后，毛泽东在1965年和1970年会见斯诺时说过，日本让中国人民学到了宝贵的革命经验（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纽约：Vintage出版社，1973年，第173、198—199页）。又见毛泽东1964年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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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两篇介绍1949年之前的中国的代表性作品（不包括1945—1949年这一时期）是“重新评估中华民国”专号（《中国季刊》，第150期，1997年6月）以及熊玠和莱文的《中国苦涩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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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见邓小平的《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谈话》（1987年4月16日），以及邓小平《论香港问题》中的《要吸收国际经验》（1988年6月3日），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30—37、38—39页（参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5页）。关于这场重大政治改革以及香港在其中地位的初步分析，见胡素珊的《香港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一国两制”的首次考验》，载于《当代中国》，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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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第一部分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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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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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眼中，1945—1949年中国的内战使亚洲最大的国家从世界的一个力量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引发了美国政坛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激烈争论和相互指责。受到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刺激，美国决定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这一决定将美国直接卷入了朝鲜和越南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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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这些事件时，西方学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试图控制和影响国共冲突的努力上。西方历史学家考虑的是西方读者的兴趣和关切。在美国——1949年之后，大部分有关中国的著作都是美国学者完成的——国民党的失败被迅速解读为一种政治损失，共产党则被视作一个不合法的执政党。共产党的胜利也被视作是美国的一次失败。在讨论“失去中国”这一问题时，人们不是在追究责任，就是在推卸责任。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政府出版物、政党争论都是以这一关切为基础的。对于英语读者而言，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历史[1]在本质上仍然是有关战争胜负、美国提供或拒绝援助以及分析那些政策决策者动机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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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我们而言，这一记录是否是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偏见（由于麦卡锡时代的恐怖政策，这一偏见大大地加强了）的结果并不重要。几个当时的美国记者和其他亲历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本书可被视作这种描述的延续。[2]我试图扩大1945—1949年这段时期历史记录的范畴，为此本书花许多篇幅介绍了当时的政治情况，因为在我看来，军事斗争归根结底是由政治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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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本书都只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并且显示出了偏向性。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篇对于许多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议题和问题的介绍。我可以得到的原始材料并不充裕。文献方面的缺口是巨大的，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缺陷甚至是无法填补的。但本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历史。它并不是关于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思想或者政治组织沿革的记录。本书关注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在争夺政治权力过程中的政策以及具体做法。更具体地说，本书对国共两党各自和他们想要统治的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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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是为了争夺国家权力而进行的一场军事斗争。战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政治舞台一定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这场冲突本质和结果的线索。战争的政治背景不仅定义了战争双方的身份，还定义了他们斗争的原因、他们承诺的性质以及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政治被定义为政府和被统治者互动和交流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政治是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和受到这种权力管理的个体、集团、部门、阶级之间的互动和交换。政治资源相当于交换的介质，政府和被管理者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彼此之间会经常进行这种资源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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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脱离它所处的政权而生存，相反的情况却显然不能成立：政权是由社会群体组成的，不可能孤立于社会群体而存在。就政权与不同群体交换关系的性质而言，它们是各不相同的。但这一定义假定，投身于政治的个人和党派如果不进行这种交换，将无法掌握或保留权力。只有建立联盟，采取一定的政策，实施计划，才能获得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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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争夺权力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有的政权手中收回资源。很明显，如果现政权有弱点可利用，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将更加容易。现政权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越脆弱，“造反者”就越有可能利用民众的不满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支持。当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另一些方式得到加强，例如制定政策、做出承诺，等等。“支持”和“反对”一样，有多种不同的有形或无形的表现形式。政治资源也有许多种，例如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维持军队必不可少的是粮食和兵员。中国民众和两个竞争对手之间各种资源的交换以及导致这种交换的条件，就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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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治学者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概念，即政治是一种互动和交换的过程[3]，但在其他学术领域，这一概念并不流行。因此，在研究革命变化中我们不熟悉的政治系统时，采用这种概念或许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在一种我们十分熟悉的文化中，例如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当然没有必要向人们解释这些基本的政治概念。没有哪一个美国记者或政治分析家会在不考虑可能影响美国南部、中西部农业区、黑人、普通工人、白领工人等社会组成的情况下，贸然预测总统的选举结果。对美国人而言，这些社会群体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再明显不过的交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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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研究不同形式和风格的政治时，我们不一定要使用同样的假定。特别当政治竞争者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并试图用暴力推翻现有政权时，我们尤其应避免拘泥于上述概念。的确，如果有人试图对任何社会的这样一段历史进行政治分析，无异于将自己置于人们批评和质疑的“风暴眼”中。我们似乎不应将政治合法性看作一种固有的组织和“程序”模式的结果，并把它当作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政治行为的准则。这些模式和准则不仅被质疑，而且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在这里，更重要的问题无疑是这种挑战本身的性质以及让这种挑战变成可能的条件。这些条件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过去。但是在当前，政治竞争者一定会采取组织和程序的方法，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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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方法也不足以应付来自于斯大林模式的组织和控制——西方学术界中有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另一个常见的主题——的挑战。这一假设为人们的分析带来许多困难，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包含在人们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4]的研究中。这本著作描述了在1954—1963年间，吴庭艳政权是怎样招致南越社会几乎所有人的痛恨以及当吴的威信丧失殆尽后，这个政权是如何垮台的。作者按照时间次序记录了吴庭艳政权逐步失去各社会团体支持的过程，并得出结论：“你可以亲眼看到整个社会结构是如何从最薄弱的地方开始撕裂的。”[5]然而这本书余下的部分在描述“民族解放阵线”这一时期形成的组织技巧时，对吴政权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一章专门介绍这部分内容——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作者认为只有真正对社会不满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组织，并这样写道：“‘民族解放阵线’正好相反。它刚形成时就已经成熟了，它需要补充的只是细节。它的政策并不真正代表不满的群众，更像是事后想起而临时添加的应急产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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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社会不满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组织”的论断产生了超越学术讨论范畴的影响。它让人们重新关注美国没能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原因。就更大范围而言，人们不仅利用这一观点证明美国应该参加越战，并且试图用这一观点来解释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尽管如此，现在看来，军事干预的政治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要更深入地研究政治组织和政治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竞争者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的动机也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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