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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学者在详述马基雅维利对于想要获得和保住权力的有野心的统治者提出建议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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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的统治者必须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他本人能够取代旧的统治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必须采取比前任政府更有力和有效的措施，从而让民众感到更安全。被取代的前政权很少能够做到这些。……在这种情况下，民意的指向很容易发生改变。对原来政府的忠诚瓦解了，……民众开始寻找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和平以及更好的法律的新的权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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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试图确定国民党或国家主义政党在执政的末期是否真的，或在多大程度上“缺乏权威”。与此相对的，该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确定共产党在夺取政治权力后，在多大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忠诚。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否真正被人们所拥戴，或者他们只是国民党犯下的错误和日本人暴行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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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历史学家把1945—1949年称作“解放战争时期”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别是1924—1927年和1927—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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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有：鲍大可的《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的《中国震撼世界》、德克·博迪（Derk Bodde）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1948—1949）》、韩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以及约翰·F．梅尔比（John F. Melby）的《天命：中国内战录（1945—1949）》。详细书目可参阅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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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沃伦·F．伊尔奇曼（Warren F. Ilchman）和诺曼·托马斯·乌普霍夫（Norman Thomas Uphoff）的《变化中的政治经济》以及他们引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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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格拉斯·派克（Douglas Pike）：《越南共产党：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和技巧》，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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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此处，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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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上，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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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查尔斯·W．亨德尔（Charles W. Hendel）：《有关权威本质的探讨》，见卡尔·J．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编《权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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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第二章 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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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的入侵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命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首先，日本的入侵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这种反应使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统一的抗日运动中联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抗日运动的领袖。在当时的中国，只有蒋介石具有足够的声望来领导抗日战争。[1]无论在朋友还是在敌人眼中，蒋和他领导的政府都被视作是中国抵抗侵略者的民族决心的真正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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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想要保持这一形象，面对日本人的强大攻势，蒋和他的政府被迫从华北和沿海地区撤退到中国西南部。汪精卫领导的伪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撤退后的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以延安为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日本对中国北部的入侵。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发展壮大，是因为从1927年他们的农村根据地被摧毁后，他们就一直被迫进行游击战争和农民革命，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日本人进入中国北部后，共产党立即运用这些经验在日本军事前线的后方组织抵抗运动。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逐渐发展为中国最具活力的政治势力。到1945年4月，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包括大约95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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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国民党政府却没能有效利用日本入侵为他们提供的同样机会。在国际上，国民政府或许被视作“自由中国”的唯一代表，但在国内，到1945年，国民党在政治力量和民众的支持上几乎没有得到增强。的确，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也曾发展过游击队和地下运动，但这些尝试从未演变成广泛的抗日运动。在撤退到重庆的岁月里，国民党并没有完成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国民党政治体系中固有的弱点反而更加严重了。1944年中期，一位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员认为，国民党要比之前10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他写道：“委员长正在失去中国民众的支持。在对日战争的头两年里，这个因外敌入侵团结起来的国家出现了一股人们未曾料到的新力量。国民党内部的虚弱越来越明显了，联合的抗日阵线正在瓦解。”[2]普遍的不满、政治反对派、管理混乱以及政府和军队中前所未有的贪污腐败，这种种迹象都预示着国民党的最终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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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5年8月，日本的战败为国民党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有些评论家是这样认为的。国民政府突然发现，它能够在包含这个国家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包括“自由中国”在内——重新建立统治了。《大公报》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敦促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日本的投降，在人民心中重新树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大公报》提出警告：“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让光复区的人民丧失对政府的信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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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的今天，当那一代的中国人回想起中国内战或者当他们的孩子回忆父辈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正是1945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对日本占领区的接收让普通城市居民对国民党统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中文里的“接收”是一个中性词语，相当于收到或收取。然而，当公众亲身体验到国民党接收人员的种种劣行之后，这个词逐渐成为掠夺、公开抢劫或盘剥穷人这类词语的代名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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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区最深切地感受到恢复时期的种种变化，城市居民对国民党信心的削弱是最为明显的。大量国民政府官员被派到各个城市接管敌方政治和行政机构以及敌方资产。这些官员的贪婪在他们接管的城市里找到了最好的机会，他们实施的“恢复”政策对经济生产造成了最大的破坏。因此，正是在城市里，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了他们糟糕的处境，不仅是因为官员们明目张胆的腐败和这种腐败的规模，还因为城市的媒体并没有完全受到官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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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里，政府的公共形象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十分关键。国民党政府回到了沿海地区，它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些清楚国民党缺陷的人预料到国民党一旦返回敌占区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就此向它提出了警告。[5]但直到战后的接管期之前，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国民党缺陷的严重性。当人民发现，八年以来一直象征着民族生存意志的政府原来是这样的无能和腐败，他们的失望情绪就更大了。人们突然发现，他们无法用国民党战争时期建立的声望来衡量它战后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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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民党政府能在随后的几个月采取行动，改正恢复时期犯下的错误，公众的记忆和这些错误做法的政治意义本来会迅速淡化的。不幸的是，对国民党来说，在接管期间引起人们如此广泛批评和抗议的大部分问题都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因此，在中国内战中，这件事的政治重要性在于，它是城市公共舆论开始背离国民党的第一个转折点。同时，接管时期标志着政府抗战无能的最终发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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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批评和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在解除日本人武装上的迟缓以及明显不愿惩治汉奸。第二个问题，也是最为人们痛恨的，是重庆派出接管日伪资产和机构的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第三个问题是恢复时期经济和金融管理的混乱。最后一个更为微妙，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接收官员对没有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内地，而是继续生活在日占区的一般民众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至少在这些民众眼里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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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者与战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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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出于怎样的道德理由，抗战胜利后，公众普遍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那些曾与日本支持的伪政权积极合作过的中国人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并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愿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在日本投降后，它要依靠日本人和汉奸（人们这样称呼那些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来维持日占区的“法律和秩序”。当时政府主要担心的并不是市民动乱，而是中国共产党构成的更具体的威胁。政府缺乏充足的运输工具将足够数量的国民党军队、维持和平的机关和行政人员立刻送到日本人占领的广阔地区里。国民党很快发现自己正和共产党进行一场抢先接管长江以北日占区的竞争。国民政府的总部设在中国西南，在这一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为共产党早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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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有人指责政府对日本最后的投降几乎毫无准备，也没有为此制定相应的计划。还有传言说，国民党在内部的军事建设上也存在着派系之争，蒋介石不信任那些没有向他个人效忠的指挥官。因此，在日本投降后的关键几周里，蒋介石无法有效地调动他的军队，从而获取最大的优势。无论如何，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尽可能摧毁他的政治对手在各地的基地。除了共产党，蒋的对手还包括云南省的龙云和东北的张氏家族。因此，蒋介石愿意与任何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人结盟，只要他们不对他的权力构成直接的威胁。例如，在东北，国民党政府被迫与前伪政府成员合作，因为他们几乎是蒋唯一可以依靠的、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支持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的政治势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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