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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老师继续抗议经济困境和内战。1948年2月，约有一万人加入了新成立的上海学生自卫者联合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提高教师工资，增加教育的公共财政支持，保护入学权（因为很多学生因为经济困难不得不中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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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领袖继续被严厉地对待。在2月上旬，北平有6名大学生被指控为共产党地下特务并被逮捕。学生、教授以及大学官员站出来保护他们。被捕的学生有4名被指控创办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该联盟据说是亲共组织。另一位学生的遭遇引起了最深刻的同情。他的名字叫邓特，从青年军208师退伍后在北大学习。他被指控遵照华北学生联合会的指示为共产党工作。他的具体罪名为发表一份墙报。他按照大学的规定在训导长办公室注册了这份墙报，但是政治高层认为墙报对政府的攻击太过激烈。北大校长胡适和训导长贺麟都为这些学生，特别是邓特辩护。学校最终保释了邓特。在医院的病床上，年轻人描述了他怎样被殴打，怎样忍受了当时最常使用的酷刑：灌水和老虎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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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迫害，反饥饿”的新标语出现了。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的学生试图组织一场联合自卫运动。在4月初，北平研究所的讲师、助教和员工开始罢工。紧随其后的，是来自平津7所主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法大学、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的学生举行的联合反迫害反饥饿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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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份，抗议升级。在全国各城市，学生们罢课，发起抗议。这些城市除了刚才提到的四个城市外，还包括杭州、武汉、重庆、南昌、兰州、沈阳、广州、长沙和福州。随着“多事之五月”临近，新一波的学生运动开始了。这就是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然而，它很快被一场全国性的反美运动所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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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和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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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迫害、生计艰难和内战是1948年学术界最为关心的事，与此有关的是日本复兴的问题。随着美国重振日本经济及防务能力的计划为国人所知，担心开始滋长。1947年5月，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表示出了重建日本和德国经济的意图，这与前不久的战后占领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的起因是冷战的发展和美国想要在欧洲和亚洲建立强有力的反共前线。苏联正在巩固对东欧的控制。美国回报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以及支持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战后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在中国，双方已经投入了战争，而美国的盟友并没有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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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在1947年到日本游览了两个星期后，首先发出警报。在日本，他获知日本海军基地以及飞机场被重修而不是被拆除，美国正在训练日本飞行员，武器和重工业正在恢复。所有这一切，他宣称，是出于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防卫。从美国支持的反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已经将日本军队包括在内可以看出，中国很明显地脱不了干系。[41]他写道，假如美国和苏联之间爆发任何事件，“美国军舰就会运送‘关东军’再次登陆我东北之地，一面对我国作战，一面以中国的名义直接承担‘防范共产主义’和‘遏制中共’的任务。”[42]反对美国对日本新政策的内核，正是出于这种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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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的仇恨如此深重，因此抗议拨动了所有人的心弦，远远超出了学生阶层的范畴。因此当1948年1月，美国向远东委员会和中国外交部呈递了一份关于它的对日计划的备忘录时，中国的反映是一致的怀疑。只有官方的《中央日报》似乎同意认可该计划。1月26日和28日，《大公报》的两篇社论激烈地批评了该计划。其他与国民党政学系[43]有关联的刊物的反映也是如此。3月9日，《新闻报》表示：对苏联采取小心的防范是一回事，为了这个目的扶植日本又是另外一回事。同样在3月9日，《立报》表示：“我们应该对美国报感激之情，因为它援助了中国。但是除了对她真诚的感激，我们决不能忘记反对美国现行的扶植日本的政策。”三个主要的恐惧充斥着整篇社论：第一，日本军事能力一旦恢复，将出现新一轮侵略的危险。第二，工业化的日本对东亚经济施加控制的威胁。第三，在苏联和美国如果发生战争，日本将成为美国基地，中国则将成为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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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社论活动是与1948年上半年杜鲁门政府、美国军部以及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占领军司令部的宣传活动同步的。麦克阿瑟总部起草了一份计划，估计让日本经济四年内达到自给自足水平需要10亿美元。作为分期付款的第一期，该计划要求美国国会同意在以1948年7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拨款1.8亿美元作为经济复兴基金。同时公布的还有陆军部的建议：日本只需要拆除“重要”的军事工业。一开始预定移至亚洲邻国作为赔偿的“次要”国防工业，将在日本保持不动，作为和平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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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一支以纽约银行家珀西·约翰斯顿以及美国陆军副部长威廉·德雷珀为首的委员会到达东京，作为到日本和韩国进行紧凑的实地调查任务的第一站。该团体4月7日回到美国，其成员立即宣布了结论，并在4月反复重申该结论。他们的调查证明麦克阿瑟以及陆军部的意见是正确的，复兴日本经济必须成为美国占领的首要目标，这需要大规模的经济援助。美国政府在5月19日公布了委员会的报告。总统杜鲁门把用于恢复日本经济的1亿美元纳入1948—1949年度财政预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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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日本占领政策的改变成为中国报界广泛议论的话题。5月份，中国校园内，反饥饿和压迫的口号几乎全部让位给了抗议美国对日政策的新口号。这场新的风暴让美国大使馆摸不到头脑，美国大使馆得出结论：抗议实际上是对美国资助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的”攻击。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华法案》，在1948—1949财政年度内，授权拨出3.38亿美元进行对华经济援助，再拨出1.25亿作为对中国政府的特别补助金。现在，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所有反对内战的人谴责这样的资助。这样的资助被认为企图支持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延长他与共产党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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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学生并没有完全了解是什么引发了以上的企图，到了1948年，老一辈知识分子却已全然明了：美国支持蒋，并且无论他的统治多么乏力都将继续这样做，只因为蒋是反共的。但是单单经济援助无法让他取得对其主要敌人的胜利：只有积极的美国干预才能做到这一点。当各地的人们都在推测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的时候，国民党坚定分子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如此被美国人自己大张旗鼓地宣传的美国对日新政策，被认为是在日益发展的冷战的背景下对中国最终和平的更大威胁，排在美国增加对国民党经济援助之先。从事后看来，如果美国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战争爆发，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基地，而中国将成为战场——这样的担心在两年之后几近成为现实，只不过中国战士战斗在朝鲜而不是在中国的土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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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当局的行动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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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和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学生对此做出反应。演讲、讨论会、街头宣传、墙报以及诸如此类以往的活动又开展起来。5月4日，来自120所上海大学和中学的代表在交通大学校园聚集，成立上海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其他城市的学生很快加入到抗议活动中来。5月30日，北平建立起相似的华北学生反美扶日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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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的心情可从一份民意调查中窥见一斑。该调查由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学术研究部在5月18日和19日发起。940位学生和教职员工给出了回复。占绝对多数的被调查者同意日本法西斯已经死灰复燃，这将导致另一场日军侵华战争。在被问及学生和知识分子能对现有该局势做些什么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动员中国民意反对美国对日政策，要求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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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法学院也发起了一次相似的调查。有1613人参加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很相似。特别让学生愤慨的是，一些报道称：海南岛的铁矿石正出口至日本；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被指派为开采广东和海南岛的经济资源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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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学生指定5月23日开始的一周为“反对美帝扶日周”。6月1日，上海高校的338名校长和教授签署了一份致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的电报，抗议美国对日政策。两天后，一份相对温和的刊载于官方《中央日报》的社论要求公众对“名为学生，实为共产党军事间谍”者煽动的反美运动与一些工商界和教育界对美国对日政策发自内心的怀疑加以区分。后者被要求将一些问题留给专家，包括：工业发展到何种水平日本的军事能力将得以恢复，何种水平为维持日本人民生计所必须，等等。不管怎么说，报纸劝诫，反美运动必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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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华美国人开始发表一些无益于平息事态的言论。在5月25日、26日和27日，美资的《大美晚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谴责圣约翰大学的反美运动。报纸提醒学生，他们的大学是由美国基金资助的，如果不是美国攻打日本的军事努力，学生不会像现在这样在上海享受着自由。美国驻沪总领事约翰·M．卡博特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5月30日的美国阵亡将士追思仪式上，卡博特提到圣约翰学生运动的发言被援引：“很多（美国）人将不愉快地反驳：正是因为美国人的慈善——他们把自己微薄的所得贡献给知识和思考力，学生才得以接受教育，而因美国农民的劳动和美国纳税人的慷慨才得以为生的学生不应该传播对美国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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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及美国大使的一篇声明同样招致了中国报纸的尖锐反驳。6月4日，大使司徒雷登警告学生在美国正准备对中国政府实施新的大规模援助项目时，反美运动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引起抗议的问题，他声称：“我倒要看一看，谁能拿出点滴证据证明日本军事力量的任何组成部分正在恢复之中，证明美国方面除了确保它永远不会东山再起之外还有任何别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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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学生对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情绪，这样的威胁有点过了。有的人试图这样解释：大使司徒雷登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被迫做出以上的声明。他们相信，如果他依旧是燕京大学校长——一个直到1946年被任命为美国大使，他担任了25年的岗位——司徒雷登博士将不会发出如此不恰当的言论。作为回应，来自北平高校的437名教授称司徒雷登博士为他们的前任同事，提出证据证明美国确实在恢复日本的军事能力，重建日本，而没有以历史为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将再次可能成为受害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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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教育部次长表达了公众对司徒雷登大使声明的赞同。但是立法院院长孙科颇有微词地做出批评，说用威胁的语气对中国人民说话是错误的，因为这将“产生敌对而不是化解问题”。公众总体的批评增多。最后连《中央日报》也在6月18日在社论中表达了希望，希望美国注意它对日本的扶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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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反美运动中，早先学生标志性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和游行变少了。学生转而集中于教育性的活动，比如街头宣传队、记者招待会、散发抗议书以及校园集会、罢课、漫画展，及诸如此类的活动。一场原定于6月5日上海举行的大型游行，由于严格的安全措施而受阻。设法绕过学校周围警卫线的学生来到原定举行游行的外滩公园附近时，发现自己被数百警察、骑警以及装甲车包围。6月9日北平，警察向游行学生开火，还用警棍和石块袭击他们。在昆明，6月17日，在游行过程中发生了逮捕事件。学生对此的抗议一直延续到7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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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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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日本复兴问题上对公众意见的表面顺从，并没有减轻它对学生的不信任。8月18日，中央新闻社发表了题为《共党特务煽动无辜学生制造学生动乱之无可辩驳的证据》的文章，该文章被上海几乎所有的中文报纸登载。该文章指出过去几乎所有的“学潮”都是由共产党特务组织和领导的。紧急经济改革项目——政府通过重振经济来重拾公众信心的最后努力——在第二天启动。同样在8月19日，政府宣布特别罪犯法庭将处理所谓的政治犯。法庭立即开始发布逮捕令，逮捕被怀疑煽动最近几次抗议活动的学生。读者甚众的周刊——《观察》的主编储安平，指责当局巧妙地安排了行动时间，将惩治学生与打击不法商人和奸商的经济改革措施安排在同时，试图通过大快人心的后一举动，来争取人们对前一举动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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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有流言说，将被逮捕或被传讯的名单包括300名上海学生、300名南京学生、248名北平学生以及其他城市各几十人，包括武汉、广州、杭州、重庆、成都和青岛。共产党刊物后来称，1948年秋，光是从上海地区逃亡到解放区的学生就有几百名。以上说法的准确性无从考证，但是实际被捕和被传讯的学生数远比开始所称的要少。[45]到9月末，上海被捕学生数为80—90名，南京180人，北平100人，昆明80人。其他城市的数目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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