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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和27日。南京。正式请愿被呈至政府，要求更多的教育经费，废除《临时办法》，解禁三家由于反政府立场于5月24日被停办的报纸。5月22日，湖南大学的学生举行了反内战游行。两天之后，浙江大学学生游行抗议南京事件，广东国立中山大学发动了三天的罢课，整个昆明市的学生开始了五天的罢课。在上海，37所学校组成了“五二〇惨案”的后援委员会，发动了罢课。超过70所学校响应了号召。除了释放在南京被捕的学生，政府对学生的主要要求置之不理。同时，学生们将6月2日定为反内战日，并为又一系列的全国示威拟订方案。当局方面则着手阻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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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20日之后的两个星期，报纸充斥着包括殴打、擅自逮捕和劫持学生的事件报道，施暴者为包括警察、青年军、卫戍部队和便衣的各执法机构。几个城市，包括沈阳、天津、开封、福州和重庆，宣布戒严令。除了三所上海被禁的报纸，天津临时实行新闻审查。[31]学生领袖，特别是学生自治联合会干部成了政府反击的主要对象，很多被便衣劫持后失踪。学生领袖、积极分子和疑似“共党分子”都上了黑名单。这些学生，不是在校园外被抓，就是在对学校宿舍的夜袭中被搜捕。士兵和警察包围和封锁了有问题的学校后，安插在学校中的学生告密者和特务引领突击队搜遍房间和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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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件中最声名狼藉的一宗发生在武汉大学，在那里学生反抗者并不特别活跃。6月1日早晨，几名学生和至少五位教授被叫醒，带往等候在外的警车。整个校园在这个过程中清醒过来，一大批学生包围了一辆警车，阻止它的离去。警察数次开火，原意在人群的头顶对空鸣枪，火力却击中了寝室。三名学生中弹身亡——有两名站在寝室的台阶上，还有一名从窗口向外张望。还有五位受重伤。对死伤者的检查表明他们的伤口系达姆弹所致，而达姆弹在国际法律中是被禁止使用的。该事件激起的怒火促使蒋介石发出谴责声明。他宣称在这起事故中，遇难学生不是共产党分子。武汉卫戍司令部警探队的头目最终被认定其对下属管束不力负有责任。他被从岗位上撤职，不久后他的尸体在长江被发现，据说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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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发生了一起相似的事件，也是发生在6月1日早些时候，近200名学生、记者和报纸编辑被作为疑似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在此过程中，2名学生被枪杀。在福州，30多名学生在5月31日晚被逮捕。同样，在中山大学，数名教授和学生被拘留。在上海，上海法科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和交通大学的宿舍受到袭击。在大同大学校园，便衣警察打断了会议，对学生团体干部多人进行殴打后逮捕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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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宣传队的成员被逮捕，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中学的学生。宣传队事实上是主动招致逮捕，因为他们经常在校园外举行活动，因而等于是故意违反《临时办法》。有一次，当交大学生收到消息他们的一支宣传队被逮捕时，他们往同一地点又派遣了另一支队伍，继续第一支队伍的工作。学生推断这将提供又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乡亲亲眼见到统治者的残暴”。就像预想的那样，警察同样逮捕了第二支队伍。成员们不畏强暴，在警察局内依旧斗争到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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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立刻达到了目的。6月2日反内战日那天，街上基本没有活动。但是数起逮捕事件以及伴随其间的暴力远远没有将学生吓倒，而是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对政府法令和当地官员命令的藐视和违抗表示出学生和政府间的针锋相对。正是基于此，让毛泽东在5月30日写道：对国民党斗争“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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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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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事件的余波在1947年夏天依旧在继续。北平和上海的学生领袖快速行动，充分利用已经在学生中形成的势头，目标是将各专门的抗议联合会改组成更长期的组织。在平津地区，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在6月初被重组为华北学生联合会。6月14日，代表们来到上海与其他学生领袖一起筹建全国学联。建立全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决定据说在6月15日左右的会议上做出。建立日期后来被定为6月19日。[33]在同一天，南京社会部和教育部命令联合会解散，理由是它没有在两个部内注册登记。学生不顾命令，在7月宣告联合会正式成立。政府随后宣布联合会为共产党外围组织。联合会随即转入地下，此后一直存在着，直到1949年3月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在北平重新建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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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被捕学生家长上海同盟成立。仍有50名于5月被捕的上海学生没有受到正式的指控却被羁押在狱中。家长们呈递了抗辩书，请求上海高级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警备司令指责家长们的要求不合理，因为学生是根据戒严令被捕的。1945年11月，为应对工业从战争时期恢复至和平时期期间发生的工人动乱，当局宣布了戒严令。自宣布以来，戒严令就从来没有正式解除过。很多学生在校园内被逮捕，或是在城市街头被绑架，并不是根据《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被定罪，因为《临时办法》只处理公共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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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重申了他们的要求并向警备司令发出一份愤怒的驳斥，对他使用戒严令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渐渐地，学生被释放。到了8月中旬，除了5名学生外，其他人都回到了家长身边。虽然学生没有被正式指控，家长们必须签署声明，承认他们的孩子犯有扰乱治安罪，并保证他们将来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再在士兵和警察包围和封锁了有问题的学校时犯类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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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学生家长联合会在11月底仍在谈判，希望释放被捕学生和老师，宽大处理已列入黑名单但暂未被捕者。昆明只有约30名青年因为抗议活动入狱。但是省主席卢汉发布了很多“亲共分子”的名字，称这些人仍旧潜伏在学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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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学生的惩罚措施也加大了力度。整个夏天，陆续释放了5月里被捕学生。在这段时间内，黑名单也在拟定中，当局试图逮捕“真正”的、据说是操纵学生抗议的共党分子。而这，变得越来越难。学生抱成团保护彼此。有时候，他们帮助黑名单上的学生逃脱或作为整体与袭击队对峙以阻止他们的搜查。交大的学生有一次就是这样反应的。那天晚上，警察在宿舍区聚集。他们掌握的黑名单上有16个名字。寝室中的所有人都被学校的紧急铃声叫醒。这是所有学校下令立即集合常用的办法。约2000名学生冲到外面，紧紧挽住手臂站立，与警察对峙，齐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首中国学生最常唱的，根据《共和国战歌》曲调填词的歌。16名学生至少暂时被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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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次行动中，很多上海学生收到了信件，信件以市政府的指示告诫他们，所有曾被逮捕或名字曾出现在黑名单上但躲过一时的大学生将不允许再继续留在校园内。7月中旬，超过80名大同大学的学生和31名附属中学学生被开除。其他学校，包括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到夏末，光是上海就有差不多500名学生被开除。据报道，南京、广州、昆明和北平的大学、学院和中学也开除了部分学生。又一次地，愤怒的家长们奋起保护他们的孩子。大部分牵涉其中的学生具有很高的学术能力，而且是各自学校学生协会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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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措施同时也被用在教职员工身上。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他们大多对学生的反战抗议予以支持。7月初，教育部长将重聘教职员工一事告知了各学院和大学校长。国立学校的教职员工每一年任命一次。在暨南大学，有30位教授及助教随后被解聘。官方声明称他们无法与学校“密切合作”。约30名复旦和20名交大的教师也被开除。这种处理办法被纷纷采纳。有的个案提及了对学术能力的质疑，但是总体来说，解聘的主要原因是要除掉“阻碍稳定的一切因素”。引号中的表述是中山大学校长被问及学校解聘若干教职员工时给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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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是政府希望用以控制学生的另一条途径。国立学校一年级新生数被控制在最低水平，而有的学校过半的新生席位为新退伍的青年军预留。为了让青年军在复员后更好地适应平民生活，政府将他们送进夏令营。他们在夏令营中的训练课程包括对最近“五月学潮”的检查以及回到校园后工作方法的简要介绍，为的是使他们能够抵消学生运动中占优势的反政府路线。根据一则报道，这次的行动由新成立的国民党青年部和政府的学生运动领导委员会联合监督管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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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8月下旬，教育部开始制定计划削弱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权力和自主程度。12月8日，该计划正式宣布，教育部发出管理自治联合会的修订条例。新条例将自治联合会置于各学院或是大学的校长或训导长的管理下，禁止曾因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被处分或被留校察看的学生在自治联合会中任职，并严格限制活动范围。修订条例又另外引发了一长串学生和当地学校当局之间的争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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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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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内战的要求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突破性进展。7月，政府下达了全国战争总动员。教授的薪水在8月上调，但是就像先前的工资调整一样，薪水的上调并跟不上生活开支的上涨。9月1日，在给校长胡适的一封信中，北京大学的教授请求发放能够维系生计的薪水，他们写道：“最近的工资调整简直是开玩笑。”至于学生的津贴，国家经济部发布了一份新规则，彻底取消国立学校的津贴制度，只发放数量有限的政府奖学金，奖学金获得者的比率被设定在新生数的1/10。除了这个打击外，很多私立学校的学费上调，使得很多学生无法在秋季返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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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像前两次运动一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不是因为实现了所提出的要求而变得具有重要意义。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使得学术界逐渐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做出了贡献。全国学联的组建完成了以几个月前的反美示威作为起点的程序。学生与政府的疏远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反复拒绝遵守中央政府的命令。最典型的例子是学生对《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故意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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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一二·一”运动中，罗伯特·佩恩动情地写到学生们执拗的决定：无视当地禁令为死去学生公开列队送葬。他将这解释为生者自己都没觉察出来的求死愿望，自私地想随他们的同学而去，成为烈士。没有人能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学生在1947年5月的违抗。在南京街头，学生故意引发警察暴力，在上海他们主动邀捕，以便更多人能够“亲眼看见统治者的残暴”。也许向往成为烈士的心情依旧存在，但是现在被自觉的政治动机支持着。学生的抗议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打击政府威信的手段。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成功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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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份在学运中做出的自我评价，反饥饿反内战抗议使得学生团体在全国范围内的组织和联合成为了可能。这样，学生运动就能够克服它们的暂时性、分散性和地域限制了。这次的抗议同时吸引了更多的教授站到学生的一边，因为它是第一次把内战和与广大人口息息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运动。这有助于扩大反内战运动的支持基础以及进而扩大对政府不满的基础。该报告总结道，这次的运动让更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和平是徒劳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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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迫害反饥饿运动，以及抗议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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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开始取得胜利之前的最后一系列全国性学生示威发生在1948年4月、5月和6月。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本质上是前一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延伸。对美国对日政策的抗议示威归根结底来源于一种恐惧，即这一政策将使得美国或日本方面直接出面干涉，从而延长中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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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年中，学校颇不平静。但是抗议和示威总的来说局限于单个学校。有的事件的确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这些事件在目标和学生活跃度上相对有限。比如，引发抗议的事件有：1947年10月下旬，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协会主席于子三在狱中（据说是）自杀；香港九龙旧城居民与警察对峙；1948年1月，上海同济大学开除7名学生，原因是他们违反了学校在学生选举方面的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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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迫害反饥饿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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