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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说1947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全国学联刚建立时还没有与共产党建立密切关系的话，此后不久，它就与共产党过从甚密了。该联合会在成立后不久就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后来有人说它的总部一直在上海。该总部在1948年底迁到了解放区，它的负责人在12月中旬到达石家庄。迁移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筹备3月在北平召开的第14届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以及正式重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同时，上海留下一个办事处，以便“促进国统区的学生运动”。[57]上海解放后的24小时内，上海学联浮出水面，并在上海的北部和中部开展工作。联合会的一名发言人告诉《大公报》的记者，上海300所大学、学院和中学中，大约80所与联合会有“经常的联系”——他没说时间有多长，但是剩下的学校依然“相对落后”。联合会的任务就是尽快地与他们都建立联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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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些回忆和述说多么简略，而且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它们还是指出了在国统区学生中间确实存在着地下党组织。它的成员数目随着共产党胜算的概率逐渐扩大而迅速增长。但是由于缺乏更实质的信息，不可能做出任何对这些骨干总数的统计。他们的任务并不轻松。就像前面所说，政府在学校里也有学生作为耳目。由于他们提供的信息，大多数主要城市继续发生着逮捕学生积极分子的事件。被逮捕和被劫持的学生很多都从此杳无音讯。一旦确认共产党特务身份属实，惩罚办法将是处以极刑。用刑逼供是得到交代和信息的常用方法。根据一名消息提供者的说法，地下工作如此危险，以至于地下工作者只能集中精力搜集信息，进行社会活动和偷偷撰写小册子评论时事，比较抛头露面的真正领导工作是由其他学生完成的。因此，我们不禁怀疑，内战期间学生中的地下共产党骨干数目应该相对较少，他们对自己的行动顾忌也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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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想到了更重要的问题：对于抗议运动本身，共产党员施加了何种影响？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中的学生党员很可能对“一二·一”运动施加了相当的影响。同样，北大或清华的历史学社的共产党员可能影响了强暴事件后北平反美抗议的发展。后两次抗议运动涉及较广，影响较大，所以很难找出在什么时间点上共产党骨干可能会“领导和组织”学生。自然，共产党可能在组建全国性学生组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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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生的普遍反应是如此直接和自发——这甚至在前两场抗议中已得到充分体现——使得对“共产党煽动”的指控几乎失去了意义。这样的指控暗示了如果不是地下共产党员煽动者的出现，学生抗议运动将不会像现实中那样发展起来。但是考虑到运动中大量非共产党员的学生领袖以及广泛的支持——这样的支持是四场主要抗议得以开展的基石——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指控还暗示了更多的学生被误导用示威来反对政府和内战。但是学生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并且承认他们不介意共产党的很多主张与他们的主张不谋而合。[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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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5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评论了国民党政府发出的谴责，该谴责称最近一系列的国内动乱系共产党“精心策划”的。在报告中，司徒雷登称“共产党参与其中的问题”基本是纯理论上的。共产党当然对利用学生感兴趣，但是在每个案例中，动乱的原因都是出于对政府的不满。这些不满源于它自身管理上的无能以及它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安抚不满情绪。[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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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官方的中方消息源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涉入学生运动问题时无一例外得出了与司徒雷登大使相似的结论。以下文字都写于1948年4月到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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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较为保守的评论出现在5月27日的《立报》上。考虑到处理目前学生动乱的政府要员自己在过去也参加过学生运动，人们不禁对他们没有更具同情心地看待学生运动感到奇怪。大部分学生“纯洁而热烈”，参加反政府活动只是因为他们对政治形势不满。社论指出学校中无疑存在着共产党特务。社论接着严厉谴责政府也安插了自己的“职业学生”。“为什么不把他们都清除出去？”社论提议，“此外再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支出，采用进步的教育政策，杜绝官僚和政治家管教育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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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上海《大公报》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但是更倾向于将学生问题看成是政治大局的反映。既然政府已下定决心镇压共产党叛乱，它就不可能让中国共产党在学校中太过嚣张地开展活动。但是在处理学生动乱上，政府应该先试图了解它的真实性质而不是错误地将一切都归咎于共产党。7月16日，同样是这份报纸，一份措辞更严厉的社论宣称：“任何想要用暴力对付青年的人都不大懂得他们的心理，同样他也不懂得什么是教育。将所有的青年学生都看作是（共产党）匪徒将迫使他们加入对立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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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北京杂志《新路》以及上海杂志《中建评论》都表述了与上文相同的观点。前者提出既然青年学生容易过分激动，如果有外力试图让他们偏离原先的道路，他们只会更坚持初衷。既然政府官员那么腐败，年轻知识分子愤起抗议也属情理之中。然而，这不意味着大批的学生为共产党工作。[61]《中建评论》称，政府用专横手段对付学生是共产党求之不得的，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吸收新成员的最佳机会。[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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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观察》的赵超构提出，敌对双方往往在战时将秘密特工渗透至对方的阵营，因此共产党特务利用时局加剧学生的骚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认为共产党独立创造和控制了令政府如此提心吊胆的“学潮”是不合理的。假如确有共产党的加入，他们将跟随学生，而不是领导他们。提到8月18日中央通讯社文章宣称“每场学生骚动都是由共产党特务领导的”，赵强调，人们想知道在政治和学术领导人都无法驾驭学生的时候，在艰难条件下工作的敌方特务，怎么可能对学生施加如此巨大的领导作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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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观点中得出的一点共识是：共产党骨干不像一些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对学生抗议运动负有责任。几条有据可查的间接证据也证实了该结论。比如，1947年5月和1948年夏末，政府最终释放了绝大多数在上海被捕的被怀疑为共产党特务的学生活跃分子。但凡有任何证据，政府肯定会起诉他们，或者将他们按所控告的罪名定罪。我们只能认为要么在学生运动达到最高点时上海学校的共产党特务寥寥无几，要么大多数特务以众多学生活跃分子作掩护，藏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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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说明共产党对学生运动没有影响，只是他们的主要影响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不幸的是，又一次地，仅有间接证据作为佐证。其中对三名年轻人的审讯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证据。这三名年轻人被控告受共产党指使在浙江大学阴谋煽动学生骚动。1947年10月25日晚，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于子三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名同窗和两个最近从大学毕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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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的正式指控是：通过耕种一个商业桃园在经济上资助共产党叛乱以及通过密谋控制学生自治联合会来煽动大学内的学生示威。该事件转而引起轰动是因为于在狱中被审问时（据说是）自杀。[64]其他三人被确认罪名成立，各被判处七年监禁。在定罪后，这些年轻人被官方称为有罪的“共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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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告资助共产党的学生很少受到公审，但是这一次却设置了公审环节，报界相当详细报道了审判程序。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是死去学生按了手印但没有签字的供认书以及其中一位被告人一份相似的未签字的承认控告的声明。法庭被告知他当时拒绝签字。在庭前证词中，三个被告否认了所有他们在共产党指使下行动的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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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们的证词和辩方律师的陈述，这几个年轻人都是新潮社的成员。新潮社与共产党的一个社团重名，但与它没有任何关系。该社团于1945年在浙江大学成立，到1947年11月成员数有17人，所有人都是农学院农艺系的学生。17个成员中的13位最近毕业，住在7所不同的城市和台湾。不过，该社团每一位成员被要求将每月收入的5%贡献出来，作为运作桃园的基金。学生们尝试培养一些新栽种的、三到四年内不会结果的桃树。社团还发行一份只包含农业文章的墙报，该墙报在大学已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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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共产党唯一实质的联系是他们被捕时搜出的书和小册子。他们承认小册子在社团成员中流通。成员们被要求学习完书目列举的阅读材料后写报告。有的书目以及学生拥有的资料是共产党出版的。被告强调所有的资料来自政府认同的合法书店，有的书购自重庆。指控称被告采用共产党人的学习方法，也就是读完相关资料后写报告。被告在为自己辩护时回答，没有人看过这些报告，社团的学习事实上基于一篇题为《学习哲学的问题》的文章。该文章发表于一份与共产党无关的学术杂志上。[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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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学生的陈述可以姑且信之，该案件也许提供了一幅比法庭裁定更真实的画面，显示了共产党对学生影响的性质。似乎很有可能年轻人出于对共产党的阅读材料感兴趣，而不是因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密谋任何行动而受到惩罚。根据一位浙江大学前学生的回忆，20世纪30年代该校确实存在着一个共产党政治小组，这样的组织在1947年同样也应该存在。另外，地下共产党员确实试图在学生中传播阅读资料。但是于子三案出示的证据中，没有一个显示被告实际上是秘密特务。加诸他们的宣判也不支持这点：考虑到正式控告的严重性，这些年轻人本来应该被判死刑——而不用大费周章地公审。当局将该案例公开似乎是想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但此举看上去不像是要“彻底切断浙江大学农学系与共产党之间的一切秘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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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证据的确显示学生对共产党这个（执政党）备选项非常感兴趣，以至于明明知道被发现后果不妙——当时人人都知道这点——还在继续学习相关知识。国民党领导不信任学生运动有一定道理，但是错在原因。学生抗议活动与延安广播或共产党报纸口径常常一致，很显然更多的是因为共产党出于政治敏感表达了对学生反政府反内战活动的支持，而不是共产党影响了这些运动。另外，内战本身使得学生阶层内部对国共冲突的升级和共产党反对者的性质产生了好奇，信息的匮乏更增长了这种好奇。然而就是在这些较为公开的互动层面：对公认问题的共同关注，对（执政党）备选项共产党的好奇——共产党也许在此时对学生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国民党领导坚持声称——并且显然相信——一个小而具有战略意义的共产党骨干小组对学生的抗议负有责任，因此他们从来不严肃地试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学生参加了抗议。假如政府这样做了的话，它将能理解为什么它的青年工作者无法获得大众追随，无法让大众拥护战争和国民党。学生的不满特别聚焦在几个方面，抗议之激烈似乎都应该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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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阶层的高度政治性植根于中国学生的近期经验，除此以外，还源于学者不仅精于学，而且专于仕的传统角色。学生很明显相信他们能动员起民意，然后凭借这种方法给政府施压，使后者回应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观点与上溯至1919年“五四运动”及之前的20世纪学生行动主义传统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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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较近一些的抗日战争经验为学生扮演反战抗议者这一新角色做了准备。当来自北大、清华、南开和其他学校的学生踏上了艰苦的去西南的旅程，他们是作为一群抗日爱国战争的先驱在跋涉。[66]他们离开了家，离开了在中国顶尖教育机构井然有序的安全生活，忍受了这种背井离乡和颠沛不定的流亡生活——包括食物、住房、教育设备的短缺以及教学质量的下降——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长期战争的艰苦。评论到学生怎样受到抗日战争的历练时，《京师日报》主编余才友写道：“昨天的学生主张‘民主’，主张‘科学’，反‘帝’，反‘封建’，这理想到今天还没有改变……不过，今天的学生的理想是通过了社会的磨炼的，他们的热情是通过了社会的冷压的。所以，今天的学生的言行是更结实，更坚定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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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内战期间学生运动最激进的势力不在平津地区——那里主要的学术机构已经随着政府迁到了西南部，而是在大量学校和学生原地不动的上海和南京。日本的占领为这些学生提供了一组不同的经历：学校中国民党影响的中断，国民党恢复管理以来的秩序混乱以及幻想破灭、政府从战时转到和平时期教育新政策的不公正。鉴于学生行动主义的传统，反战和与国民党政府敌对这两个互补的主题势必在内战时期主宰着学生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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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7年，围绕着具体问题：内战带来的生计艰难和政府采用压制措施对付抗议运动，这两个主题合而为一。具体问题之二随着教育系统由国家资助和之后政府对学术生活多方面的干涉而变本加厉。因为这些问题直接触及了学生的生活，使得年轻人倾向于接受并践行前辈知识分子的智慧论述——后者估量了国民党统治的性质以及全民族为维护它的统治所必须支付的代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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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春，作为政府注定要失败的改革措施的结果，南京—上海地区的经济困境到达了顶峰。[69]然而，学生的经济困难不仅包括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失策造成的直接损失，还涉及毕业后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合格的文科学生——中国大学产出最多的人才——可以期望有相当稳定的职业，比如教师或者官吏。到了战争末期，在1947年毫无疑问情况在持续恶化，这类工作的薪水已经降至糊口水平了。更重要的是，在生活成本攀升和共产党控制领域逐渐扩大的双重打击之下，可供职位的数目本身也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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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据估计北平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将有三分之二找不到工作——虽然工科学生比文科或法科学生状况要好一些。一年之后，交通大学800名工程技术类毕业生中，只有少数人仍对找到工作抱有希望。以前，国家资源委员会吸收了很多交大毕业生。随着共产党控制了东北和华北的大部分区域，委员会在1948年夏几乎没什么工作缺口。[70]直接由战争造成的生计艰难就这样变成了个人问题，这让贯穿于学生抗战运动始终的“反饥饿”主题具备了现实性。战争产生的经济动荡必定对学生的反战抗议有很大的助推力。[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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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政府试图控制学生所采用的方法。我们已经追溯了这些方法造成的学生的逐渐疏离。“学生被共产党操控”的设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拟定的政策，明显地与现实有出入，由此制造出来的问题令政府左支右绌。在这方面最事关重要的不是为了躲避逮捕而逃到共产党辖区的人，因为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少。更重要的是政府把所有学生活跃分子都无差别地当成共产党嫌疑犯，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就像我们过后会见到的，这不一定会使得学生在总体上亲共，但是它激化了他们对政府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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