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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学生分辨不出他们中间的共产党特务，因为特务不敢表现得太出格，至多像一般学生活跃分子那样。但是不论是谁，都因为反映了学生阶层的普遍情绪，而被一律威胁、殴打和逮捕。政府喊“狼来了”次数太多被学生不齿，后者不时帮助黑名单上的学生领袖逃逸而不过问他们究竟是不是共党分子。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此政府在与学生打交道时犯下的致命错误之一是相信只要把他们当中的共产党煽动者除去，学生的抗议运动就能得到平息。[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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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平息”学生骚动的努力的失败是因为它拒不承认关于学生抗议运动的一些事实：学生抗议运动是自发的；让学生变得激进的是内战本身和政府的压制对策；在运动中最活跃的学生，与国民党的青年工作者不一样，是真正的学生领袖（他们的表率作用体现在行动主义和智能方面），代表了普遍的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国民党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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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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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生和政府之间的鸿沟加深，除了一些表面的现象，学生并没有显示出对哪一个政党更为青睐。比如，从学生运动的措辞中就看不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这个被禁话题文献资料的缺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要试图估计共产党事实上在学生中拥有多少支持以及学生与政府的对抗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政治上改投共产党的意愿，这个问题就变得至为重要。毛泽东毕竟在1947年5月示威的几个月后提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73]。这是相当准确的评价还是抑或毛不以为意地用了一点修辞？各类报告各执一词，表明这个问题甚至对当时的外国观察者来说也是一个难题。[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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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8年进行的两次的学生民意调查，呈现了惊人相似的结论。这两份调查中，一份于12月13日上海大学完成，参加调查的有约1000名学生和教师。没有材料表明这些受调查者是如何选出来的以及进行调查的是些什么人。调查结果发表在一份国民党报纸《东南日报》上。对于国共争端的问题，大家的反应是：15.9%的人赞成把反共战争进行到底，72%的人赞成成立联合政府，8.4%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分治，3.7%赞成共产党一党专政。[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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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加系统的、对在美中国留学生实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了相似的结果。该调查由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发起，在1948年3月和4月进行。调查者向当时在美国不同大学的中国学生发出了2300份问卷，收回问卷714份。在寄回问卷的学生中，48%在1947年秋或以后来到美国，33%在1944到1947年间抵美。他们对问卷中8个问题中的5个的回答如下所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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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你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应该做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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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查者的百分比（%） 没有回答 2.4 耕作者所有 33.0 成立合作农场 46.5 成立集体农场 9.8 没有变化 6.6 其他 2.1 问题2：什么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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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查者的百分比（%） 没有回答 1.4 轻重工业以及公用事业国有化 6.8 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国有化 51.5 轻重工业以及公用事业的私有化 4.9 公私合营轻重工业和公用事业 10.8 公私合营重工业和公用事业 14.2 合作制，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国有化 0.9 合作制 9.5 问题3：我认为中国的和平必须经什么方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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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查者的百分比（%） 没有答案 1.8 国民政府应该剿灭共产党 18.0 建立包括共产党、民盟、其他政党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联合政府 51.1 采用联邦制 17.9 将国家分割成独立的区域 3.2 共产党一党专政 2.7 让联合国仲裁 1.1 其他 4.2 问题4：中国自由派当前应该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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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查者的百分比（%） 没有答案 3.9 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政府 15.3 以个人身份同共产党合作 3.0 建立一个新政党与政府合作 19.5 成立一个新政党与共产党合作 4.4 成立一个新政党采取独立的政治路线 39.7 不采取政治行动 9.9 其他 4.5 问题5：你认为最近中国举行的选举和宪法的颁布表示国家真正向民主政府方向前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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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查者的百分比，% 没有答案 1.7 是 18.9 不是 49.0 未必 31.0 虽然这两个调查是在不同条件下完成的，结果却惊人地相似。看好在中国成立共产党政府的学生比率在上海的调查中占3.7%，在美国的调查中占2.7%。政治立场的另一个极端，支持政府剿共战争的分别占到15.9%和18%。在上海的调查中72%的学生支持联合政府，比美国调查的51.1%略高。该差距可以部分地这样解释：后一个调查给了不向任何一党靠拢的人们更多样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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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调查结果与内战期间学生运动的主题不谋而合。对内战的反对以积极的形式出现——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走到一起，建立联合政府。学生的要求是不经过战场上的军事比拼就可以结束战争。这个要求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按照他们的理解，显然是他们愿意接受的。所以毛声称共产党已经在政府控制的城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时，他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学生阶层这一块——是正确的。然而，这样的支持是以有保留的形式出现的：少于五分之一的人赞成剿灭共产党，但是更少的人赞成由共产党一党专政。共产党对学生潜在的保留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学生对他们的支持也是有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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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以上的这些微妙之处是政府领导人无法认识或不愿接受的。他们的想法有一点是基本正确的——学生总体上来说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受共产党信条掌控。他们的失误更直接地源自他们拒绝承认大众普遍要求和平和政治改革这一现实。不能把这一失败归咎于举止过激或目光短浅的属下。官方对学生抗议的处理办法，从形式上到内容上，都应该由南京的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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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处理学生运动上的不妥协还表明一种更为广泛的战略，这一战略似乎在把国民党的公众支持减到最小，而此时用毛的话说，共产党正在不遗余力地建立“由绝大多数人口组成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由于奉行“全有或全无”做法，政府拒绝了剩余的一点支持，即：学生和其他人士也愿意支持国民党作为联合政府的候选成员。另一方面，共产党并不要求忠贞不贰的支持，因而得以利用人们对他们的好感。统一战线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此时，国民党正在挥霍属于他们的那份公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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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学生运动最风生水起的学校，不仅当局安插耳目和特务，而且由同情政府的学生（特别是三青团员）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竞选学生职务以及诸如此类。在大多数学校，所有学生参加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干部的定期选举引起了广泛兴趣。另外一个知情者回忆了亲政府学生在他所在的中学（地处福建）的尴尬境地。最有才华以及最踊跃的学生领袖都是对政府和战争不满的，几乎总是能在竞选时获得大多数学生的支持。右翼分子绝少取得学生会的控制权（1969年春夏进行的采访）。中国的中学相当于美国的高级中学，但是大多是六年制，前三年为初中，后三年为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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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页。可参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4—1225页。以下涉及《毛泽东选集》的内容均用括号标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相应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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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节对“一二·一运动”的描写参考了以下著作：胡麟：《一二·一的回忆》，第1—70页；王念昆：《学生运动史要讲话》，第64—73页；《青年生活》，第1卷第1期，1948年12月；杨叶编：《中国学生运动的故事》，第23—33页；阿喆：《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简史》，第108—123页；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觉醒的中国》，第200—260页；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1月、12月、194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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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南联大是三所北方大学战时的联合体。这三所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它们迁至西南来逃避日本的侵占。西南联大通常被简称为“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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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盟建立于1941年，重组于1944年，由下列团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组成：中国青年党、第三党、国家社会党（在1946年重组为民主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由梁漱溟创建的乡村建设协会以及很多无党派人士。这些不同的集团都对国民党颇有微词，期待改良，虽然是温和的、非革命的改良。民盟建立联合政府和停止内战的要求激怒了政府，后者最终在1947年10月以“串通共产党”的名义解散了民盟。见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350—362页；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敌人与朋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第171—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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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庆《和平日报》，194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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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会议上发言的教授为钱端升，他是曾就读于哈佛的政治学教授，有国民党背景（有人说他是一个国民党党员，而又有一些人说他只是在政府担任了低级别职位），尽管如此，他经常批评政府；当时加入国家社会党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以及潘大逵。第四位教授的身份不确定。胡麟提到他的时候说是直言不讳的左派吴晗。但是佩恩（《觉醒的中国》，第203页）认为第四位教授是更为保守的经济学家伍启元——就像钱一样，虽然自己是国民党的一分子，却经常批评该党。1945年11月29日的《新华日报》在一篇从昆明通过航空信发来的长篇报告中，同样认为第四位演讲者是伍启元。据说他演讲的内容是《关于财经形势与内战的关系》，他说中国已经无法承担打一场内战了，因为国家的财政和经济结构将被毁坏，中国将失去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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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实际上有两个特务组织。二者虽然以各自的前身为基础，但都正式成立于1938年。关于神秘的王姓男子属于哪个组织，没有确切的信息来源。其中一个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另外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两个组织都拥有覆盖全国的、广泛的、互相竞争的情报收集网络，但是最终都对蒋介石负责。他们各自的工作范畴没有精确定义，有的时候发生重合。至少在理论上，前者专注于军事而后者专注于国民党党内和党外的民事管理，包括经济、劳工、教育和文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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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由黄埔派系掌控，更具体地说是由臭名昭著的戴笠将军掌管。戴笠从1938年起直到1946年在飞机事故中丧生一直掌管军统。由右翼“CC系”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掌控的国民党组织部则掌管着另一个局。像大多数此类的组织一样，这些部门并不只限于消极的情报搜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个局都在日占区从事地下间谍活动。身处国民党中国的外国观察者提及整个特工体系为“蒋氏的盖世太保”。这反映了两个部门最被人熟知的和最令人闻风丧胆的任务，即搜查、刺探、恐吓国统区共产党嫌疑犯和国内批评家以及尽可能钳制其言论。军统局在戴笠去世后进行了一些改组。但是合并两个机构的命令却得不到执行，似乎是由于掌管它们的两个派系间嫉妒争斗所致。陈少校在他的《金陵残照记》第五卷《黑网录》中描述了整个特务网的细节。更多关于国民党派系的内容，见文后参考文献中关于《大公报》历史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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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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