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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实际上有两个特务组织。二者虽然以各自的前身为基础，但都正式成立于1938年。关于神秘的王姓男子属于哪个组织，没有确切的信息来源。其中一个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另外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两个组织都拥有覆盖全国的、广泛的、互相竞争的情报收集网络，但是最终都对蒋介石负责。他们各自的工作范畴没有精确定义，有的时候发生重合。至少在理论上，前者专注于军事而后者专注于国民党党内和党外的民事管理，包括经济、劳工、教育和文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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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由黄埔派系掌控，更具体地说是由臭名昭著的戴笠将军掌管。戴笠从1938年起直到1946年在飞机事故中丧生一直掌管军统。由右翼“CC系”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掌控的国民党组织部则掌管着另一个局。像大多数此类的组织一样，这些部门并不只限于消极的情报搜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个局都在日占区从事地下间谍活动。身处国民党中国的外国观察者提及整个特工体系为“蒋氏的盖世太保”。这反映了两个部门最被人熟知的和最令人闻风丧胆的任务，即搜查、刺探、恐吓国统区共产党嫌疑犯和国内批评家以及尽可能钳制其言论。军统局在戴笠去世后进行了一些改组。但是合并两个机构的命令却得不到执行，似乎是由于掌管它们的两个派系间嫉妒争斗所致。陈少校在他的《金陵残照记》第五卷《黑网录》中描述了整个特务网的细节。更多关于国民党派系的内容，见文后参考文献中关于《大公报》历史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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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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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重庆《和平日报》，194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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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佩恩：《觉醒的中国》，第221—222页；梁漱溟和周新民同样提到李和关当时掌管省内事务，见《李闻案调查报告书》，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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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据1945年12月9日重庆《新华时报》刊登的12月6日从昆明航寄的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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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遇害学生纪念委员会编：《“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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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所有反对党的代表参加了悼念仪式，包括：代表共产党的董必武，代表民盟的梁漱溟，代表第三党的章伯钧，代表救国会的沈钧儒。其他参与者包括郭沫若、罗隆基、柳亚子、张东荪、章乃器以及李公朴（第二年夏天在昆明被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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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事件同时激起了广泛的媒体评论。1945年12月7日和12日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0日的上海《大公报》。以及下列重庆报纸：12月4日的《新民报》和《时事新报》，12月6日的《商务时报》，12月7日的《大公报》。这些媒体都同情学生，谴责当地军政当局对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益世报》是一个例外（1945年12月4日，重庆），它谴责学生“在居心叵测者的煽动下”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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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在接受罗伯特·佩恩的采访时坚称联大有共产党势力，但是无法提供确切的信息（《觉醒的中国》，第214页）。《观察》上的一篇文章在一年后同样断言联大当时有共产党，但是给不出数字或身份详情。见《西南联大任务完成，化整为零》，载于1946年10月5日《观察》第17页。1973年，在香港的一名左翼知情人声称联大的自治联合会的学生干部中有亲共学生。关于延安的声援，见1945年11月24日、29日、30日的《解放日报》，均为头版。1945年12月12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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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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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比如，梁漱溟和周新民在他们对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刺的报告上，赞扬在龙云统治下“各种密探”还有些顾忌，而从中央政府接管以来，他们变得肆无忌惮。龙主席并不喜欢中央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批评者很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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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该章节参照了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所编的《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12页—32页；《1948年手册》，第57—58页；胡恩泽编：《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第16—19页；瑟斯顿·格里格斯（Thurston Griggs）：《在华美国人：中国人的一些看法》，第7—14页；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远东中国卷），第1—6页。延安《解放日报》，延安电台广播（收入《参考消息》）；以及一般中文报刊（收入国统区各大城市的《中国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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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谢伟思：《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694页。该数字为1945年底数据，较峰值已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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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同上，第1卷，第225—229、311—312、354页；同时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5年，远东中国卷），第527—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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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上海《文汇报》和《新闻报》，1946年11月5日；上海《大公报》，1946年11月6日；南京《新民报》，1946年11月5日；南京《中国日报》，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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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从下面总数字中可以看出活跃在本次和以后的示威活动中的学生所占比率。在1947—1948年，北平有153472名学生，18332名为高校学生，39524为中学学生。国立北京大学有3537名学生（1948年1月12日，上海《申报》）。全国最大的学校是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在1946年末有4500名学生。1946年下半年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182所高校共有学生80646人，教师18094人。中学总计3745所，学生1163116人，教师90635人（1946年11月13日，上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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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杜鲁门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6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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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44页；埃德蒙·克拉伯：《二十世纪中国》，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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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陈雷编著：《向炮口要饭吃》，第1—134页；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编：《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33—89页；《1948年手册》，第58—61页；胡恩泽编：《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第21—41页；王念昆：《学生运动史要讲话》，第82—86页；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第131—190页。涉及的时期亦见：上海《观察》、香港《时代批评》以及《中国新闻评论》各种报道所覆盖的国统区城市的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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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文汇报》，上海，1947年4月29日和30日，《大公报》，上海，1947年4月29日和5月14日。关于紧急经济改革项目，见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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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可以参考1947年全国预算宣布后不久《大公报》的社论：上海《大公报》，1946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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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在中国，大约2/3的学院和大学是国立的。根据一份1947年的报告，有公立高校122所（中央办的有72所，省办的有50所）以及私立高校58所（天津《大公报》，1947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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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三民主义青年团，通常简称为“三青团”，作为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成立于1938年。初衷是招募年轻人入党，领导权却仍握在老一代手中。青年团的具体任务是在学校内宣传国民党的政策，力图控制学生组织，这让国内的年轻知识分子不满，继而反对该组织。“三青团”于1947年9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国民党合并，不再以正式自治的组织形式存在。见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26—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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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组建青年军的计划公布于1944年，它由9个精锐师组成，成员均是大学和中学的学生和毕业生志愿者。该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个月成立。中国的学生不必服兵役，所以有必要使之成为一支志愿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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