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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很多年以后，李宗仁称这是事实，他在北平只是一个傀儡。当他在1945年秋接任北平行辕主任一职时，李宗仁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对从重庆飞来的接收人员行使管理权。特别是对戴笠的秘密机构，李宗仁心存芥蒂，认为戴对多起非法拘捕和虐杀几名师范大学学生负有责任。据李说，戴只听命于蒋介石，北京的秘密警察头目马汉三，按戴的个人指令进行工作。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43章，第1—5页、第1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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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报社密集报道了学生运动以及政府为让学生噤声而采取的措施。其中最持久的关注来自天津版的《大公报》。与上海的姐妹版不同，它明确支持1947年5月的学生示威。实行新闻审查前，报纸发表了不少于14篇支持学生的社论、3篇专稿、数篇关于外地学运发展电讯和北方学运新进展的全面报道。报纸的主编、负责上海版的王芸生，此时正在华北旅行。5月15日、16日和17日，他在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作演讲。他在天津也作了至少六场演讲（还有两场在天津《大公报》编辑人员内部会议中所作的演讲）。在南京大学，他敦促学生将他们的运动扩展到工商界中去。在一位持同情态度的观察者看来，报纸的直率立场和王芸生的态度对知识分子阶层有相当影响，并对1947年5月平津地区学生示威的高潮有一定推动作用。见王水：《北方学运的源源本本》，1947年6月21日《观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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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海，人们感到了王芸生的不在场。他的朋友——《观察》的编辑储安平教授严肃地责备《大公报》上海版没有积极支持学生。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是王离城外出，撰写社论一事不落入保守人士之手，该报就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了。见他的《论文汇·新民·联合晚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现的态度》，1947年5月31日，《观察》，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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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陈雷编著：《向炮口要饭吃》，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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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美国驻北平领事馆，1949年2月3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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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尽管政府发出命令，责成其立即解散，该联合会依旧试图公开活动。当年夏天几个城市进行的声援学生运动就是以该联合会的名义组织的。而且，在北平，运动的名誉顾问是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的校长。虽然市府官员宣布运动为非法，他们并没有采取一致的行动来阻止声援运动。在北平筹到的约5亿新法币被分发给约1500名穷困学生。虽然与华北学生联合会有频繁联系的学生不断受到警察骚扰，联合会并没有遭到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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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青年部的建立是为了在1947年9月——三民主义青年团重组并与国民党合并后，协调青年工作。这很明显是为了使得国民党的青年工作在1947年5月——此时示威和对青年团的批评正在兴头上——之后，更加有效地展开和减少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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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张东荪：《开除·解聘·保送》，载于《时代批评》，1947年10月16日，第31页；文琪：《张东荪讲“南行见闻”》，《时代批评》，1947年9月16日，第23—24页；郝稼：《中大学生自治运动的新阶段》，1948年5月1日《观察》，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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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在三篇尖锐的社论中，《观察》编辑储安平宣布了对学生的声援，心痛他们遭到的暴力，谴责引起示威的政府。1947年5月24日，《观察》，第3—4页；5月31日，第3—4页、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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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编：《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69—74页。这份有趣但有些散乱的评论发表于1948年，包含了一篇对北方运动不足之处的长篇评论，并提出这些不足之处的很多地方都已改正。书中指出：会议过分繁多，拖沓，冗长。领袖与普通学生联系不足，以致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比如很多人不知道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分别。5月18日北平街头宣传活动准备不足，以至于一支宣传队被青年军袭击后，其他队没有被通知到，所以没有避开同一区域。还有，北平和南京的学生对士兵和警察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们的宣传充斥着“学生气”，不停地强调战争使得老百姓吃不到白米，因为大米都用来养兵了。这激怒了士兵和警察，引发了不必要的暴力。报道告诫，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学生不要与这些应征入伍、为谋生而工作的人产生争执。真正的斗争对象是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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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这篇对反美示威和在此之前的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的概述依据：章回编：《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第201—208页；胡恩泽编：《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第41—56页；《1949年手册》第112—118页；阿喆：《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简史》，第158—173页；《中国白皮书》，第1卷，第276—277页、第387—390页和第2卷第869—871页、第901—919页；同时期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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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北平学生又被捕》，《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18页。灌水包括将水管强制插入罪犯的喉咙，等到肚子变得膨胀后，有人在上面踩，直到水从身体两头流出来为止。老虎凳审问是指受害人坐在一张凳子上，腿放在另一张凳子上。重物随后被放在膝盖上直到关节向后弯曲。中国警方据说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这些方法（根据提供消息者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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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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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王芸生：《麦克阿瑟手上的一颗石子》，《国讯周刊》（由职业教育社的领导人黄炎培出版）第433号；1947年10月16日上海《大公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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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该集团更多信息以及其与大公报的联系，见书后关于征引文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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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上海《新民晚报》，1948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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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在内战时期，有一些报道提到富同情心的朋友和教授帮助黑名单上的学生躲避警察的搜捕。一部分这样的学生的确逃到了共产党一边。事实上，几乎每个人都认识那么一个或几个人，为了防止被国民党警方逮捕逃到了共区。传教士教育家赖朴吾（Ralph Lapwood）讲了一个典型的故事。1948年夏，他回到燕京大学。8月份，警察加紧了对学生的监视，据泄露的风声说有38名燕京学生的名字在黑名单上。大学的代理校长将警察挡在寝室之外，38名学生得以逃脱。据作者个人所知道的，他的朋友刘适，一位名列黑名单的学生领袖及基督徒，在校园藏身3天后，逃进了附近的共区（赖朴吾（Ralph Lapwood）、齐兰畦（Nancy）：《亲历中国革命》，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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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22页（第6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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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毛泽东：《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78页（第1174页）。“民主运动”这个词被共产党用来指代发生在国统区的所有民众抗议活动。它包括了学生和其他人的反内战示威及对国民党统治之其他方面的抗议。比如，在1945年下半年，重庆、成都和昆明发生一系列事件，涉及学生抗议政治当权者及学校当局的学术政策。延安将其总结为“在国民党压迫下的学生民主运动。”见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1月24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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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2日，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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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延安《解放日报》，1947年1月9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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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70页（第1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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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共产党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更深一层讨论，见第六章和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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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台湾官方和非官方的场合仍然继续坚持该指控。见“司法行政部调查署”编：《共匪学运工作的剖析》；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第552—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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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王念昆：《学生运动史要讲话》；胡恩泽编：《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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