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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一名学生一直以来不明就里，直到两年之后约20名学生在台北的台湾大学因为唱了这些歌曲中的其中一首《歌唱春天的到来》而被逮捕，才恍然大悟。“春天的到来”这一概念长时间以来被用作象征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中国的到来。但是在这首歌中，共产党用它来象征他们自己的胜利。（这些回忆来自1969年春季和夏季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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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根据1945年中国共产党党章，任何具有50名或以上党员的村子以及任何具有100名或以上党员的工厂、机关及学校应建立党总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交大有100名共产党员，因为党章记载的党组织规则在地下党组织的案例中可以被变通执行。见1945年中国共产党党章第50条和第54条。党章的英文翻译见唐盛镐（Peter S. H. Tang）的《今日的共产主义中国：年表和文献补遗》，纽约：普拉格出版社（Praeger），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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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出自华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重印的一篇文章《在斗争里壮大》，第86—100页。据报道，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共产党活动有相似的模式。比如，一位作家能够在威斯康星大学150名中国学生中说出两名共产党员的名字。（罗伯特·洛（Robert Loh）口述，汉弗莱·埃文斯（Humphrey Evans）整理：《逃离红色中国》，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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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讯，1949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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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上海《大公报》，1949年5月28日；1949年5月29日北平普通话广播（《每日报道》，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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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佩恩：《觉醒的中国》，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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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谢伟思：《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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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北平《新路》，194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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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上海《中建评论》，1948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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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观察》，1948年9月4日，第3页；教授张志让在1948年9月18日《观察》第3页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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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案件关于该情节的背景在萧扬的《浙大学生被捕惨死案》中有描述。《观察》，1947年11月8日，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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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于子三案”受到广泛的报纸报道。这段的描述依据：上海《大公报》，1947年11月2日；上海《中央日报》，11月21日；上海《新闻报》，11月20日；上海《新闻报》，1948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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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关于这段时期见易社强（John Israel）：《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1927—1937）》，第五章和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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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余才友：《谈今天的学生》，《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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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这些论点出现在该时期自由主义的报纸和期刊上。老一代人对国民党统治，包括对政府干涉学术事务的评价，在后面第五章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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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虽然日本占领和1947年春经济崩溃也许对我们讨论的时期内学生运动的发展可能有影响，但是他们不能充分解释上海青年相对更激进的原因。这一现象也存在于1949年之后党内知识分子中间。对上海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起作用，可能与上海是全国主要的工业中心有关，但是真实原因有待更细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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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上海《申报》，1947年7月19日；上海《大公报》，1948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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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关于本问题的敏感回答见费孝通《没有安排好的道路》，《观察》，1947年5月3日，第6—7页；同时见天津《大公报》，1947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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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鲍大可对陈立夫做的采访透露了逮捕学生的原因。后者是国民党组织部长和实力雄厚的“CC系”领袖。显然，政府领导不仅授权他们震慑学生，而且真的相信，如果“真正”的共产党能被逮捕，运动就在掌控中了。（《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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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70页（第1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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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一位北京大学学生在1948年3月告诉鲍大可：在北大，至少50%的学生同情共产党，认为它比国民党好。但是在前不久，大使司徒雷登告诉鲍大可，70%—95%的学生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虽然他承认反对政府的学生的比率也在这个水平上（《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46—47页）。迪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在1948年年中估计有70%的北平大学生“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在前一年这个数字为大约50%（1948年6月20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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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上海《东南日报》，1948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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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调查结果转载于1948年7月17日《观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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