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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控制工人的其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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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国总工会替换中国劳动协会只是政府在这一时期为控制工人采取的几种手段之一。对政府努力更全面的了解只会显示政府的失败有多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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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年初，上海社会局修改了规定，允许超过100名工人的工厂组织自己的工会。这样的小工会被鼓励加入全行业工会。某个特定地区的不同行业的几个小工会组成的地区工会将被重组成工厂和行业工会。这么做的目的是破坏地区工会与工人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这种密切联系，一家工厂的劳动纠纷往往会迅速“传播”到邻近的工厂。[26]1947年10月，在上海社会局的召集下，工会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要加快厂工会的建设，地区工会的重组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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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月底，政府将大约50万上海工人重组成453个工会（293个产业工会和160个职业工会），还有25个工会正在组建之中。产业工会拥有293600名工人，其中近一半人属于上海的74个纺织工会。通信和运输工人有86200人，他们占职业工人的一大部分；维修及建造业工人为43125名。[28]所有这些工会都隶属于上海总工会。天津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工会总共有6万名工人，工人们所在的工会都隶属于政府监督的市工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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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方组织的工会，政府还采取了它曾在战前使用过的组织控制方法。现在，这些方法包括：在年轻工人中建立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分支；将尽可能多的工人，特别是工人领袖和活动分子，吸收进各个国民党控制的团体和协会中来。在上海，陈立夫和吴开先直接领导陆京士的旧工会组织，他们以旧工会为基础成立了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这是政府最重要的一项重组工作。另一个规模较小的政府工会是齐元普（音）和吴广元（音）成立的工人救助会。1948年8月，上海制定了第二次紧急经济改革计划，政府建立了由年轻工人组成的大上海青年服务团，协助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志愿调查大队实施改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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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在政府的授意下进行了许多活动。政府在其他城市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只是这些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施还不得而知。在上海，工福会的成员被派往各区和各个工厂，劝说工人中的上层人员，诸如工头、文职人员、工会领袖、年轻的积极分子加入协会。周学湘回到卷烟厂后，立刻恢复了他原来在工人中的影响力。周恢复并发展了战前的工会组织“励社”，并在该组织的基础上创立了烟草工人福利会。通过这种方式，周将上海市各个卷烟厂工会的领导者组织在一起，一共超过了200人。这些人随后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组织工作，目的是让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工会组织和护工队。上海成立了许多这样的护工队，它们通常是由工人福利会的干部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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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仿照南京的中央培训机构建立了一家社工培训学校。参加培训的工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培训结束后，学员们会被任命为工福会一级、二级或三级干部。福利会会向更重要的工厂——即工人运动活跃的工厂——的工会派遣自己的“秘书”，让他们观察并报告工会领导和工人的活动。许多工厂都有工福会安插的秘密特工和调查组，他们的任务包括：收集工人中左翼分子的情报，列出“危险分子的名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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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人组织，它们都和政府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些组织包括由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骁风社、军队控制的协一社、南京“某部门”控制的兴盛社以及兴中学会。其中一些是小规模、组织严密的团体，其他一些则是有大量会员的互助性质的协会。国民党在工会的组织上付出了如此大的努力，以至于在一家工人运动特别活跃的企业大隆机械厂，出现了10个不同的亲政府的社团和组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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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会组织的庞大数量并不表示工人是支持政府的。一份解放后的资料显示，国民党的护厂护工队的名单通常是事先定好的，而不是由工人自己决定的。表示异议的工人会被当作亲共分子。工人们有时会受骗加入这类组织。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个纺织女工以为她们要加入一个社会组织，她们缴纳了会费，但并没有仔细读她们领到的入会手册上的内容。她们后来才吃惊地发现自己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些工人则在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这些组织，他们这么做是希望保住自己的工作。政府引诱工人的条件有：如果他们加入组织，将可免于入伍；一旦他们的工厂举行了罢工，他们将不会被捕；他们将成为工厂重要干部，还能携带武器。上海有1.5万工人加入了护厂小组，但在这些工人中，被政府视做“骨干力量”的最多只有几百人。同一份资料来源说，尽管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做了种种努力，但它“从未能够真正在上海工人中间扎根并有效地控制他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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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努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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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份资料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偏见，事实上，它与同时期其他许多报道是相同的。[31]政府对不同工会组织的控制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代表熟练工人的工会通常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代表不熟练工人和不识字工人工会的独立性则相对弱一些。邮局、交通部门以及公共事业工人组成的工会势力最大，也最有影响力。这些工会在包括政治和经济在内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它们通常是劳动纠纷的发起者和主导者。1947年2月的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种独立性。当时上海社会局规定，所有的邮政职工都必须相互担保，并且报告自己同事所有“可疑”的行为。工人们一致反对这一规定。[32]在另一个例子中，上海电信部门的工人要求与邮政工人同等的薪资。1947年5月，政府拒绝了电信工人的要求，他们举行了罢工。广东、广西、杭州、西安、北平、天津的电信工人也纷纷罢工抗议，对他们上海的同事表示支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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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控制各个工会组织，但整体而言，它对上海工人的控制是相较其他地方更为薄弱的。不仅如此，独立的工会行动、公开批评政府的劳工政策、拒绝执行政府规定、工会领袖支持普通工人的要求，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在天津，地方当局组织召开了市工会联盟的成立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政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政策表示反对。工会代表的选举是在天津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局、工人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监督下完成的。[34]但会议做出以下决议：在劳资纠纷被提交给主管当局解决之前，警察和司法当局不应介入；要求中央政府严格限制与日本的贸易（行政院已经原则上批准了与日本的贸易）；对天津社会局在解决几家酒店和餐馆的劳动纠纷上的拖延表示不满——这几家酒店和餐馆解雇了参加工会活动的工人；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惩处所有解雇合法工会组织者的雇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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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官方统计显示，1946年5月以后，罢工次数迅速减少了。1946年3月是工人运动的高峰期，发生了60次罢工，6月的罢工只有9次。一直到11月，罢工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人们普遍认为，之所以能有这一稳定的局面，因为政府当时将工资与上涨的生活成本挂钩。尽管罢工有所减少，但平均每月仍会发生超过100起劳动纠纷，和以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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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资料来源都倾向于接受政府的说法，即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人处于亚洲薪资最少的劳动者之列，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境况在战争之后得到了改善。尽管工人薪资的上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政府的这种说法，但是，也有一些评论家同意工人代表的看法，即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由于实际的生活成本通常高于官方发布的生活成本指数，工资的上调从未跟上价格上涨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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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2日，《大公报》的一名记者指出，上海的工人仍为5个主要问题困扰。他特别介绍了上海那些工资与生活成本指数挂钩的工人——上海主要工业企业的工人——面临的困难：（1）严重的住房短缺；（2）医疗费用超出了普通工人的承受能力；（3）教育资源的短缺和昂贵使大部分人成为文盲；（4）缺乏足够的托儿所照顾在职母亲的孩子；（5）工人们无法应付通货膨胀，因为他们的月工资不足以购买维持该月生活的所有必需品，由于货币在不停地贬值，他们也不敢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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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退、失业和劳工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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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将工资与上涨的生活成本挂钩只能解决问题的表征，而非问题的根本原因。由于通货膨胀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自动的工资调整只会拉高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批评者警告，在这一恶性循环中，一些企业将会倒闭，更多的工人将失去工作。[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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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批评者的预言真的发生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大幅上升的失业率成为这一时期城市经济生活的主要特点，造成了持续的劳工骚乱。在1946年夏季和秋季，工人们并没有公开违抗禁止罢工的命令，而是通过其他方式申诉他们的要求。工人们有意怠工。电车司机让乘客免费乘车。酒吧服务员为顾客提供免费服务。工人们发起这样的行动不仅仅是要求增加工资，还要求缩短工作时间以及发放合理的遣散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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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要求反映了1946年下半年经济的不景气。大量当地商品被外国人以低价抛售，成百上千家上海生产商和商业公司宣布破产和倒闭。避免倒闭的唯一方法是减产裁员，降低成本。据估计，到1946年底，上海390万的总人口中[38]，失业人数达到了25万。[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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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衰退与失业率上升的恶性循环并不只发生在上海。整个国家都在经受经济衰退。据报道，在1946年底的广州，有五分之一的市民，即1152408总人口中228038人处于失业状态。[40]结果，广东社会局不得不处理越来越多的劳动纠纷。[41]在天津，20个商店在一周内宣布破产，1946年底，另外250家商店也被迫停业。在北平，根据社会局的报告，从1946年1月至10月，有1600家商店停业。同样，在汉口，据称在1946年有数千家商店和企业关停和倒闭，将近10万人失去了工作。在南京，到1946年底，据估计全市65万人中的3/10，即20万人没有工作。[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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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月，上海罢工的次数再次上升，创下了日本投降后单月最高纪录。政府无力阻止工人们的罢工。罢工的直接原因似乎是上海社会局对工人要求工厂发放传统的年终奖金所做的裁定。社会局宣布，雇主应支付年终奖金，但那些头一年没有盈利的企业除外。毫不奇怪，企业主们充分利用了裁决中的这一漏洞，工人们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但1946年底劳工骚动的高潮不过是1947年更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前奏。根据上海社会局统计，该市1947年罢工和劳动纠纷达到了创纪录的2538次。[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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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改革和劳工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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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和1947年1月，出现了大量有关年终奖金和工资结算的劳动纠纷。政府在2月16日宣布了紧急经济改革方案，暂时控制住了混乱的局面。所有工资都被固定在1月份的水平上，最高工资依据大米、面粉、棉纱、布、燃料、盐、糖、食用油等基本商品的价格来确定。政府还计划将基本商品直接发放到工厂，以固定价格分发给工人。此外，南京和上海的政府职员和公立学校的教师也能得到这些基本商品。如果这一方案取得成功，将被推广到其他城市。该方案禁止私人交易和囤积黄金、外汇。政府还宣布要采取措施检查资金的外流，当时资金正从中国的各主要城市流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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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快速上升的通货膨胀率以及造成这种上升的根本原因，这一不完整的价格控制体系的最终崩溃是可以预期的——尤其考虑到这种价格控制仅仅在大城市实施。生产成本和物价持续上涨，只有最重要的基本商品的市场价格被冻结在一定的水平。大米在粮食产区的价格很快就超过了它在城市市场中的售价。原棉价格的上涨使纺织品生产无利可图。煤炭和食用油的生产者也处于同样的困境。到4月下旬，大米短缺更加严重了。这要部分归咎于政府出于军事目的对交通工具的过多征用以及由此引起的运输困难。但城市中的短缺是最严重的，在南京—上海地区，紧急措施得到了最严格的执行。暴民们抢劫的目标通常是米店、油店和棉纱店。发生骚乱的城市有：无锡、芜湖、成都、绍兴、上海、杭州、合肥、宣城、南京和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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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紧急措施只推行了大约一个月。到3月中旬，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向全国所有的教师和公务员发放必需品的计划是无法实现的。4月初，出现了一个交易美元的黑市，不久之后，大部分基本商品都出现在黑市上了。政府发现自己无法通过“工厂分配计划”向工人发放生活必需品，于是决定发给每个工人一笔与计划发给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价值相当的补助金。工人抱怨道，他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因为他们领到的补助金只够他们购买数量有限的几种基本商品，其他商品的价格都在飞速上涨。在5月份，上海的批发价格指数上升了54%，而在改革措施强制推行之前的一个月，该指数只上升了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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