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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方法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国民党政府成功地控制了绝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被取缔并转移到了地下。全国总工会一直坚持到1931年，共产党直到这一年才放弃了他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保持独立工会组织的尝试。[7]1927年之后，仍然不断有零星的罢工和劳资纠纷发生，一名观察家预测道：“一旦有机会，中国工人将证明他们仍能迅速有效地把自己组织起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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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1937年至1938年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这破坏了政府和工人的“特殊”关系。退到战时首都重庆的国民党政府还能通过特务机关头子戴笠和杜月笙与日占区的工人组织保持某种地下联系，但国民党控制工人的网络已被有效地打破了。此外，战争向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使它得以重建或加强与日占区许多重要企业的地下联系。共产党在江苏南部和北部以及浙江东部进行游击战争的同时，在上海的工厂发展起自己的地下组织。不仅如此，它还在华北和香港的工厂建立了类似的组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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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设法在内地维持它对工人的控制，并要求他们为抗战付出最大的努力。中国劳动协会——它更多地像一个服务机构，而不是工会联盟——成立于1935年。日本入侵后，该协会跟随政府一起迁移到西南地区。1940年，该协会和所有的劳工事务都划归社会部管理。1943年，政府出台了新的《国家工会法》，再次强调了社会部对所有工会的控制。直到1946年，中国劳动协会仍然是官方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并且是得到国际劳工组织承认的中国工人的代表机构。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工会的总人数据估计在60万到100万之间，这些工会在名义上也从属于中国劳动协会，这是抗战期间国共统一阵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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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时期：强硬方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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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政府重新接管了沿海城市，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工人组织。但是，国民党的工人干部还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任务，工人已经对国民党接收官员的种种劣行——我在第二章详细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做出了强烈反应。从1945年年末到1946年年初，数千名工人参加了罢工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发放足够的遣散费或进行工资调整。大多数罢工和停工都违反了官方制定的工会程序。官方程序规定，工人在举行任何形式的罢工之前，必须先告知政府己方的诉求，并请求调解或仲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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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重原因直接导致了劳动纠纷的迅速增加。正如前面提到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失业人数猛然增加了。随后的物价飞涨更加剧了失业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日本投降后，无论在内地还是沿海地区，商品价格在一个短时期内经历了大幅下跌。在重庆，从8月到10月，批发价格指数从179500（1937年的指数是100）下降到118417。在上海，按照以法币对伪币的官方汇率兑换的中国政府货币计算，批发价格指数从8月的43200下降到9月的34508。但到了11月，价格开始再次向上攀升，物价上涨在上海尤其迅速，在内地相对较慢。到12月，上海批发价格指数已经上涨到88544。[11]上涨的趋势还在继续，看不到尽头，工人们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在日本人入侵之前的1936年，全国有记录的罢工和劳动纠纷只有278起。1946年，仅上海一地的罢工和劳动纠纷就达到了1716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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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措施。所有工厂，无论是公有还是私人的，都拒绝了工人调整工资的要求。上海市长宣布，如果工人的要求超出了当局的承受能力，就应当拒绝这些要求。他还威胁道，一旦工人的罢工违反“合法程序”，政府将使用武力。同时，政府开始重新采用曾在20年代和30年代使用过的破坏罢工的办法（政府不久后就将这些办法用到了镇压学生运动上）。在当地警察和其他执法人员的配合下，暴力团伙对工人进行了有组织的袭击。官员们声称，是共产党唆使工人们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共产党应为劳工骚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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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1946年1月举行的罢工，这表示此时工人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已经极为恶劣了。电力公司解雇了一批积极活动的工人代表，1月23日，电力公司的三个主要部门大约3000名工人举行了罢工，抗议工厂的这次解雇。罢工持续了9天，并扩展到上海几家最大的工厂和百货公司。1月31日，大批便衣警察和安全部队来到沪东工厂的大门——罢工开始后，工人们就占据了工厂。一群妇女开始在门外大喊，要她们的丈夫回家过农历新年。大门打开后，警察冲了进去，他们见人就打，许多工人被打伤了，剩下的工人被赶出了工厂。工人被迫同意接受调解，但他们切断了电力供应。这样，工人代表不得不和市政府社会局的调解员在烛光下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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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工人们毫不畏惧，其他工人组织了一次支持电力公司罢工的抗议。2月4日，来自于上海40家工会——它们主要属于纺织业、机器制造业和其他5个公共事业单位约100名的代表聚在一起，对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表示声援。第二天，政府资助的上海总工会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了类似的集合。来自超过70个不同企业和行业的200多名工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表示完全支持上海电力公司工人。上海总工会主席周学湘宣布，上海电力公司工人的斗争为所有工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希望上海其他工会能支持电力公司的工人，帮助他们取得斗争的胜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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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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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政府在1946年初采取的强硬措施无法控制工人的骚乱，尤其能说明这一点的是，由政府资助的工会领袖的讲话越来越像真正的工人代表，而不是他们本应为之服务的政治当局的代表。于是，政府在1946年4月制定了新政策，这一新政策一直延续到内战结束。与对学生毫不妥协的态度不同，政府现在对工人采取了一种更灵活的姿态。在削弱和压制工人运动的同时，政府也试图通过承认工人主要要求的合理性来安抚工人。新政策规定，工人每月的工资将按照战前（1936年）的水平乘以当前的生活费指数来计算。不仅如此，新规定的基本工资要高于“二战”前大部分工人的工资待遇。非熟练工人的基本工资相当于1936年熟练工人的薪资水平。熟练工人的工资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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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定的推出旨在让社会部能重新有效地控制工人。4月24日，行政院颁布了一项命令，要求所有劳资纠纷都必须提交政府仲裁。在进行此类仲裁之前，所有的工人罢工和管理人员停工都是被禁止的。仲裁委员会由9—15名成员组成，委员大部分是政府代表。政府宣称，许多经济诉求合理的劳动纠纷会被共产党的鼓动者所利用，因此这些举措是必要的。亲政府的报纸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大力宣传。不仅如此，社会部部长亲自到上海宣传政府的新劳工政策。[14]新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宣布，新市政府将采取措施，尽快解决劳动纠纷，但罢工工人和工人领袖将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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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会的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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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试图重新取得对工人的控制，这一计划中一个重要目标是破坏中国工会日益增长的独立性。政府逐步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工会的行动，这些行动的最终目的一开始并不明显。这类行动与政府镇压学生反战运动的方式十分相似：首先，地方官员会公然违反中央政府的政策对中国工会采取严厉措施；然后，中央会在某个适当的时候采取和地方当局相同的立场，并接受地方当局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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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6日，大约200名武装警察和重庆总工会成员闯入并占领重庆中国工会的办公室及其三个附属机构——工人福利俱乐部、工人医院、工人文化宫。超过20名工会员工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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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第二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重庆总工会的发言人指控中国劳动协会的官员腐败、管理不善、煽动工人罢工以及从事政治活动。但发言人拒绝公布与这些指控相关的证据。该发言人还声称，重庆总工会是代表重庆300万工人的合法组织，因此它有权接管中国劳动协会的办公室和下属机构。他声称接管行动得到了重庆市政府的批准，并以重庆总劳动协会的名义要求民众取消他们所在地的中国劳动协会办事处。[15]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河南省政府下令中国劳动协会开封办事处停止一切活动，将办公室、工人医院、职工食堂都转交给当地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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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蒋介石在自己牯岭的避暑别墅会见了中国劳动协会的领导人朱学范和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朱学范于9月12日返回上海，他宣布事情已经得到了解决，蒋主席已下令恢复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办事处及其下属机构，被捕的劳动协会成员可以交保释放。第二天，19名被捕的工会成员获释，其他人仍然没有被释放。然而，到9月下旬，南京的社会部向省政府社会厅下达了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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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协会、中国劳工促进会、中国福利会、劳工问题研究会以及其他团体均为工人组织。其宗旨或在促进工人福利，或在研究劳工问题。然据报近期彼等团体一直从事违反政府命令和规定之活动，组织工人，煽动罢工。本部要求，任何业已向有关地方当局登记之工人团体……均应严格遵守政府法令，不得从事组织工人之活动，不得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有关当局应严密监视此等组织之举动，以防阻碍各地工会之发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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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显然并没有得到解决。中央政府现在宣布重庆和开封地方当局对工会的取缔是合法的。中国劳动协会进行了“重组”，随后朱学范和劳动协会的秘书长被迫递交了辞呈。11月10日，朱飞往香港，随后又飞到巴黎，参加了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香港期间，一辆汽车撞向他乘坐的人力车，他因此而严重受伤。普遍传言，这次“意外”是国民党特务在这个英国的殖民地针对朱进行的一次未遂暗杀。朱从欧洲返回后，并没有回到上海，而是去了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政府在1947年3月宣布，在全国和各省建立总工会的筹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此后，全国总工会将取代中国劳动协会，代表中国工人参加有关的国际会议。[17]到这年夏末，政府宣布，江苏、浙江、广东、湖北各省的总工会正式成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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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无法清楚地解释中国劳动协会为什么被解散。据称，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各个方面“极大的震惊”，因为朱学范本身是国民党员，并且一贯支持政府的劳工政策。[19]朱学范曾是青帮的成员和杜月笙的“门生”。20世纪20年代，朱还是上海邮局的一名普通职员。在朱进入邮局工作后不久，他开始与他的朋友、上海邮政工会的一位组织者陆京士一起工作。在成为杜月笙的“门生”后，朱的地位迅速上升，并在1928年被任命为国民党资助的上海市总工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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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朱学范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至迟在1944年春已经产生了裂痕。当时，中国工人福利委员会在重庆成立。政府为新机构的董事会指派了一批官员、社会工作者、劳工领袖，朱学范并不在最初任命的委员之中。1945年5月1日，政府召开了工人福利委员会的成立会议，大约2000名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反对这一协会的成立。社会部约见了朱学范，并提醒他中国劳动协会必须服从社会部的指令。随后，政府要求朱在一封“悔过书”上签名，但被他拒绝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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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就突然出现了两个任务相同、都由政府资助的独立的劳工组织，这一结果显然是由于朱和中国劳动协会日益增长的独立性引起的。整件事背后的细节一直没有公开。但事后看来，朱学范似乎已经站到了他最初极力反对并试图压制的一种立场上。当朱听到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后，他开始更多地代表工人利益与政府交涉，而不是相反。当时的一个观察员认为，朱的这一转变是由国内外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造成的。一方面，国际社会批评中国劳动协会是一个完全由政府控制的组织，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工人，这让他感到苦恼。[21]另一方面——这里或许有追求个人权力的因素——他自己也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领袖，想在1943年后国民党统治区恶化的经济环境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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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具体理由是什么，朱很快就开始以自由主义的立场公开谈论一些问题并且批评政府的做法。1945年8月初，他给重庆的《大美晚报》写了封慰问信，当时这份报纸因为批评国民党而暂时被禁。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23]中国劳动协会拒绝和另外170个国民党右翼组织一起递交请愿，反对一项自由议题。尽管如此，许多人仍认为中国劳动协会是反对该自由议题的组织之一，中国劳动协会为此专门给重庆当地报纸写了一封公开信，申明自己并没有递交反对自由议题的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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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会议闭幕当天，中国劳动协会公布了自己的一系列要求，包括：实现基本人权、成立联合政府、消除引发内战的根本原因、将土地还给农民、废除限制工人权利的规定并修改《工会法》、保证工人罢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依据生活成本指数确定最低工资、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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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人的公开支持使中国劳动协会最终明确无疑地成了工人真正的代表。中国劳动协会曾是国民党的最长期支持者之一，该组织的转变清楚地预示了战后工人运动此后的进程。我们仍然不清楚朱学范背离国民党的具体原因。[25]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政府试图控制整个劳工运动的努力屡次被战后糟糕的经济所拖累。政府始终没能恢复它在日本入侵之前的10年对工人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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