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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努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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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份资料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偏见，事实上，它与同时期其他许多报道是相同的。[31]政府对不同工会组织的控制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代表熟练工人的工会通常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代表不熟练工人和不识字工人工会的独立性则相对弱一些。邮局、交通部门以及公共事业工人组成的工会势力最大，也最有影响力。这些工会在包括政治和经济在内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它们通常是劳动纠纷的发起者和主导者。1947年2月的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种独立性。当时上海社会局规定，所有的邮政职工都必须相互担保，并且报告自己同事所有“可疑”的行为。工人们一致反对这一规定。[32]在另一个例子中，上海电信部门的工人要求与邮政工人同等的薪资。1947年5月，政府拒绝了电信工人的要求，他们举行了罢工。广东、广西、杭州、西安、北平、天津的电信工人也纷纷罢工抗议，对他们上海的同事表示支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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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控制各个工会组织，但整体而言，它对上海工人的控制是相较其他地方更为薄弱的。不仅如此，独立的工会行动、公开批评政府的劳工政策、拒绝执行政府规定、工会领袖支持普通工人的要求，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在天津，地方当局组织召开了市工会联盟的成立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政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政策表示反对。工会代表的选举是在天津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局、工人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监督下完成的。[34]但会议做出以下决议：在劳资纠纷被提交给主管当局解决之前，警察和司法当局不应介入；要求中央政府严格限制与日本的贸易（行政院已经原则上批准了与日本的贸易）；对天津社会局在解决几家酒店和餐馆的劳动纠纷上的拖延表示不满——这几家酒店和餐馆解雇了参加工会活动的工人；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惩处所有解雇合法工会组织者的雇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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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官方统计显示，1946年5月以后，罢工次数迅速减少了。1946年3月是工人运动的高峰期，发生了60次罢工，6月的罢工只有9次。一直到11月，罢工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人们普遍认为，之所以能有这一稳定的局面，因为政府当时将工资与上涨的生活成本挂钩。尽管罢工有所减少，但平均每月仍会发生超过100起劳动纠纷，和以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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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资料来源都倾向于接受政府的说法，即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人处于亚洲薪资最少的劳动者之列，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境况在战争之后得到了改善。尽管工人薪资的上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政府的这种说法，但是，也有一些评论家同意工人代表的看法，即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由于实际的生活成本通常高于官方发布的生活成本指数，工资的上调从未跟上价格上涨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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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2日，《大公报》的一名记者指出，上海的工人仍为5个主要问题困扰。他特别介绍了上海那些工资与生活成本指数挂钩的工人——上海主要工业企业的工人——面临的困难：（1）严重的住房短缺；（2）医疗费用超出了普通工人的承受能力；（3）教育资源的短缺和昂贵使大部分人成为文盲；（4）缺乏足够的托儿所照顾在职母亲的孩子；（5）工人们无法应付通货膨胀，因为他们的月工资不足以购买维持该月生活的所有必需品，由于货币在不停地贬值，他们也不敢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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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退、失业和劳工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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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将工资与上涨的生活成本挂钩只能解决问题的表征，而非问题的根本原因。由于通货膨胀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自动的工资调整只会拉高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批评者警告，在这一恶性循环中，一些企业将会倒闭，更多的工人将失去工作。[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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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批评者的预言真的发生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大幅上升的失业率成为这一时期城市经济生活的主要特点，造成了持续的劳工骚乱。在1946年夏季和秋季，工人们并没有公开违抗禁止罢工的命令，而是通过其他方式申诉他们的要求。工人们有意怠工。电车司机让乘客免费乘车。酒吧服务员为顾客提供免费服务。工人们发起这样的行动不仅仅是要求增加工资，还要求缩短工作时间以及发放合理的遣散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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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要求反映了1946年下半年经济的不景气。大量当地商品被外国人以低价抛售，成百上千家上海生产商和商业公司宣布破产和倒闭。避免倒闭的唯一方法是减产裁员，降低成本。据估计，到1946年底，上海390万的总人口中[38]，失业人数达到了25万。[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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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衰退与失业率上升的恶性循环并不只发生在上海。整个国家都在经受经济衰退。据报道，在1946年底的广州，有五分之一的市民，即1152408总人口中228038人处于失业状态。[40]结果，广东社会局不得不处理越来越多的劳动纠纷。[41]在天津，20个商店在一周内宣布破产，1946年底，另外250家商店也被迫停业。在北平，根据社会局的报告，从1946年1月至10月，有1600家商店停业。同样，在汉口，据称在1946年有数千家商店和企业关停和倒闭，将近10万人失去了工作。在南京，到1946年底，据估计全市65万人中的3/10，即20万人没有工作。[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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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月，上海罢工的次数再次上升，创下了日本投降后单月最高纪录。政府无力阻止工人们的罢工。罢工的直接原因似乎是上海社会局对工人要求工厂发放传统的年终奖金所做的裁定。社会局宣布，雇主应支付年终奖金，但那些头一年没有盈利的企业除外。毫不奇怪，企业主们充分利用了裁决中的这一漏洞，工人们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但1946年底劳工骚动的高潮不过是1947年更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前奏。根据上海社会局统计，该市1947年罢工和劳动纠纷达到了创纪录的2538次。[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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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改革和劳工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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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和1947年1月，出现了大量有关年终奖金和工资结算的劳动纠纷。政府在2月16日宣布了紧急经济改革方案，暂时控制住了混乱的局面。所有工资都被固定在1月份的水平上，最高工资依据大米、面粉、棉纱、布、燃料、盐、糖、食用油等基本商品的价格来确定。政府还计划将基本商品直接发放到工厂，以固定价格分发给工人。此外，南京和上海的政府职员和公立学校的教师也能得到这些基本商品。如果这一方案取得成功，将被推广到其他城市。该方案禁止私人交易和囤积黄金、外汇。政府还宣布要采取措施检查资金的外流，当时资金正从中国的各主要城市流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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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快速上升的通货膨胀率以及造成这种上升的根本原因，这一不完整的价格控制体系的最终崩溃是可以预期的——尤其考虑到这种价格控制仅仅在大城市实施。生产成本和物价持续上涨，只有最重要的基本商品的市场价格被冻结在一定的水平。大米在粮食产区的价格很快就超过了它在城市市场中的售价。原棉价格的上涨使纺织品生产无利可图。煤炭和食用油的生产者也处于同样的困境。到4月下旬，大米短缺更加严重了。这要部分归咎于政府出于军事目的对交通工具的过多征用以及由此引起的运输困难。但城市中的短缺是最严重的，在南京—上海地区，紧急措施得到了最严格的执行。暴民们抢劫的目标通常是米店、油店和棉纱店。发生骚乱的城市有：无锡、芜湖、成都、绍兴、上海、杭州、合肥、宣城、南京和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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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紧急措施只推行了大约一个月。到3月中旬，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向全国所有的教师和公务员发放必需品的计划是无法实现的。4月初，出现了一个交易美元的黑市，不久之后，大部分基本商品都出现在黑市上了。政府发现自己无法通过“工厂分配计划”向工人发放生活必需品，于是决定发给每个工人一笔与计划发给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价值相当的补助金。工人抱怨道，他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因为他们领到的补助金只够他们购买数量有限的几种基本商品，其他商品的价格都在飞速上涨。在5月份，上海的批发价格指数上升了54%，而在改革措施强制推行之前的一个月，该指数只上升了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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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再次示威抗议，以捍卫自己的经济权益。政府被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到4月底之前，罢工、怠工以及抗议愈演愈烈。几乎在1947年春季的同一时期，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不同企业的工人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些要求包括调整工资、发放足够的食品补贴，等等。然而，工人们的基本目标是重新“解冻”工资，将工资和生活成本指数挂钩。在上海，工人的抗议在“五一”劳动节达到了高潮。数千名工人参加了政府主办的集会，他们大呼口号，要求解冻生活成本指数，上海市长和上海总工会主席则试图向工人解释这样做是不可行的。[45]在随后的几天里，工人连续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学生们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也越来越声势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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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工人骚乱和大米市场崩溃的共同压力下，所有紧急改革措施都被正式取消了。由于无力完成工资补偿计划，政府宣布今后将按照每月生活成本指数的浮动来支付工人工资。原本大部分企业家都反对自动工资调整，当经济形势恶化时，他们就更是如此了。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发布的改革方案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使当初想要挽回的形势更加恶化，人们对它的印象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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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7年底，不断上涨的生产成本、实际购买力普遍下降以及由此引起的需求下降，造成了工业生产的大幅下滑。由于1946年严重的失业和不充分，上述问题在1947年变得越发严重了。根据南京公布的国家统计数据，1947年上半年7个中心城市45%的劳动纠纷是由解雇工人引发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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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工人继续要求与雇主进行工资谈判的权利。雇主们则有恃无恐，并能从中获利，因为社会上有大量的失业工人以及从贫困的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动力。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大军压低了许多种职业的工资，成为雇主用来对抗要求改善待遇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砝码。[47]但后者拥有强大的破坏能力，因此政府不再敢像过去那样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只满足雇主和企业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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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中央政府颁布战争动员令后，罢工再次被禁止。但和以前一样，工人的要求和抗议并不因为该禁令的颁布而有丝毫减弱。一位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分析家写道，工人阶级承受的经济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市政当局警告说，再次改变自动工资调整制度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48]于是，当局采取了伪造生活成本指数的权宜之计。工人们对此质疑，要求政府每月公开计算这一指数的方法。1948年，随着通胀率的加速上涨，上海工人愤怒地要求每月进行两次工资调整，市政府最终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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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地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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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报》以“全新视角”对“二战”后的劳资关系进行了评论，该报认为，新的劳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工人一种普遍的感觉，即改善待遇是战争胜利后他们应得的回报。不仅如此，工人们现在组织更加严密，并且有“专业的工会组织者”领导他们。[49]而且，人们普遍认为，一些新型的工人领袖实际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首要的目的不是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扰乱国民党政府的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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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镇压学生运动时采取的方法相似，当局经常以颠覆罪逮捕劳工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罪名。然而，共产党后来自己透露，上海几个最活跃的工会和最大的工商业企业都设有共产党的地下党支部。这些公司和企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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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上海纺织厂第十二厂。1938年，共产党在该厂重新设立了党支部，当时成员只有4名。到1945年，成员已经发展到20名。这些党员一直在厂工会中积极活动，至少领导了两次工人抗议。在1947年4月的一次抗议中，2名党员受伤，1名党员被捕。1948年3月，警察逮捕并随后释放了13名工人积极分子，其中大部分是中共党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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