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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上海《东南日报》，1948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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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上海《大公报》和《中华时报》，1948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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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金圆券下的牺牲者》，《时代批评》，1948年11月15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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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第63—65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第244页。到1946年中期，一位昆明教授估计他的同事的真正收入比1937年的水平减少了98%。见上海《大公报》，194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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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此时，中国大约有180所高等学府，其中有122所是国立学校，有大约1万名教师。国立（省立）中学也为数众多。见天津《大公报》，1947年7月10日；上海，《中美日报》，194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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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季崇威：《上海劳工漫记》，上海《大公报》，1946年5月2日；上海《大公报》，1948年2月20日（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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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上海《中美日报》，194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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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5月28日；天津《大公报》，194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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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昆明《中央日报》，194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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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上海《大公报》，1946年4月10日。在1947年底，鲍大可发现上海大学教授的工资和拉黄包车的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差不多，一些机构付给专业人员工资和付给体力工人的工资差不多（《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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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上海《申报》，1946年6月10日；天津《大公报》，1947年10月17日；天津《新星》（独立报纸），194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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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天津《商务日报》，1947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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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王遵明等：《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观察》，1947年10月18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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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上海《申报》，1948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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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上海《大公报》，1948年3月13日。想了解进一步的分析，见伍启元：《公教人员的待遇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载于《观察》，1946年10月19日，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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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欲了解该杂志当时的流行程度，见第五章和书后关于征引文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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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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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这里的观点并不是批评国民党政府接受外国援助，而是强调政府似乎不愿意面对中国经济处境的残酷现实。这一弱点从政府依靠印钞机和依赖外国援助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两点也将政府置于尴尬的处境：在经济危机加剧的时候，没有别的生存之法，只有继续求助于华盛顿。这一弱点为社论作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比如，《时代批评》（1948年1月15日，第3页）将政府比作一个腐朽的旧家庭，不得不借钱糊口，不得不为他堕落的子孙购买鸦片。这个弱点还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对比的另一方是简朴和自力更生的共产党。欲了解美国给予国民党的救助、贷款和售贷的细节，见《中国白皮书》第1卷第360—409页，第2卷第939—980页，第1042—1053页。想了解对美援计划的分析，见周舜莘著《中国的通货膨胀》第173—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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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第五章 林林总总的控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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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我们可以一一分析。先说青年。青年本来纯洁，对于政治初无成见。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国家有前途，他们自然拥戴政府。但是政府种种表现，无不使人失望。……再说中年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怒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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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马歇尔将军，在美国调停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的努力失败后写下了告别声明，里面提到，只有自由派通过一定途径在政府中掌权，中国的情况才能被挽救。不管其出发点是多么的善意，该建议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自由主义者团体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他们首先是知识分子，其次才是政治家。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想在政治环境中存活必须要有一定的资源，他们却没有。但是在国统区，自由主义是在知识分子[2]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潮流，它所引起的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几乎与共产党对政府的抨击一样，掀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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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说过：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西方传教士教育，大部分教师和教授在欧美接受了先进的训练，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实质上就是西方概念中的政治自由主义。[3]不管出于什么原因，20世纪40年代末，如果说在政治领袖中仍未推而广之，知识分子中间已非常稳固地形成了一种现代自由主义风气。就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学生反战运动能够按前文曾提及的形式发展起来。学生走上街头，自发制造声势，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将细节上进行学术论证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师长一辈。师长们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和评论，它们显然是学生行动主义的中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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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40年代末，知识分子将他们的观点发表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上。这些报纸和杂志拥有各自的读者，也同样吸引了国民党当权者和秘密警察的注意。但是尽管受到骚扰，内战期间最为广泛阅读的自由刊物却得以完好生存下来。它们是《大公报》——这是一份日报，在上海、天津和香港都有各自的版本刊行，[4]以及《观察》——一份上海发行的周刊。很多人认为《大公报》能够免于受到政治迫害，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全国报纸中处于领军地位，还因为它与国民党“政学系”关系密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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