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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观察》成功的秘诀，自始至终是个谜。虽然不时受到右派和左派的攻击，《观察》总体来说成功地维持了它作为“不迎合任何政党，持有自由政治意见”的独立杂志的可信度。它也被认为是20世纪40年代末同类刊物中最受欢迎的。因为这些原因，还由于它是一份表达政治意见的杂志，它的大多数文章是大学教授撰写的，所以这里将《观察》作为研究内战期间国民党地区知识分子政治主张的主要信息来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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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的创办人和主编是储安平，曾经在英国留学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杂志在1946年9月1日创刊，从此以后每周发行，直到1948年12月24日被中央政府查封，罪名是帮助共产党。在存在于世的两年零四个月间，杂志的受众稳定增长。到1948年末，它的发行量据称有6万，而它的实际读者数保守估计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观察》在全国发行，四个城市（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占到它的总订阅量的20%。据一名前北平居民说，杂志如此受欢迎，甚至在家附近小巷停车的一小群黄包车车夫经常在等顾客的时候也阅读该杂志。然而，有文化的黄包车车夫很大程度上是北平独有的现象。根据《观察》自己的数据，它的读者全可以分为三类：知识界，学生和老师；政府人员，包括中下级的公务员和军官；工商业和金融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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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份杂志的成功，储教授骄傲地讲述：1948年夏，参加清华、南开、北大入学考试的学生在回答一道时政题——写出对他们经常阅读的一份报纸或杂志的评论时，大多数人都以《观察》作为回答。[8]到1948年，《观察》的军事报道——据说是国防部内部透露的消息，作为公众唯一能够得到的、准确报道正在进行中战事的消息来源而扬名。当它在1948年底遭禁时，少数评论者为杂志写了挽词，其中一位写道：超过10万的《观察》的忠实读者现在更加确信国民党没有未来。他总结道：“‘储安平教授时代’已不得继续存在，可以说这份杂志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这一刻仿佛是现存秩序的最后五分钟，再多的言论已显得毫无必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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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46年9月，言谈似乎太有必要了。《观察》第一期包含了一则宗旨宣言。注意到公众的士气越来越沮丧，编辑回忆了在不久的几年前，国家是如何凝聚在一起对抗外国侵略者的。但是今天，他写道，比起关心整个国家的福祉，人们似乎更关注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办刊物的宗旨，是振奋民众，“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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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所有自由主义文章和学生示威的内核，是相信如果把异议表达地足够令人注目，政府多少会被迫对公众关于和平、经济重建和政治改革的要求做出回应。这个信念一直持续到1948年中期。到了那个时候，政府的不回应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事实上过不多久它甚至是没有能力回应了。然而在那以前，学生试图通过游行、请愿和各种宣传活动积极动员民意；与此同时，老一辈知识分子着重于“公众反应和严肃讨论”。为此，《观察》致力于呈现政治观点，呈现对政府、国民党和反对党的负面评价，也呈现正面的改进意见。这些观点和论述基于对政治和社会的自由主义观点：该观点认为，通过自由、进步和理性促进民主的实现最能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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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包含的理想和期望表露无遗。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共同特性。储安平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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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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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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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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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的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是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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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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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并世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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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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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藉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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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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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责任感在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由主义者首先指责国民党背叛了选民赋予当选政党的执政权——正是它使得国民党的统治在原则上具有合法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一定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他们也不特别重视孙的治国方略。但是碰巧地，三条原则——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还是概括了知识分子团体的三个最基本的政治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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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官方将孙中山的方案作为其政治纲领，这其中包括了作为准备阶段的“训政”将最终通向“宪政”的概念。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保留一个外壳，这个外壳就是孙的声望和作为现代中国缔造者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党曾保证要执行这套方案，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国民党从抗日战争中获得的民族主义者的信赖和累积的声望，却由于在战后无法满足大众的渴求而迅速消耗。这些渴求包括：对和平的渴求，对经济重建的渴求和对一定形式有求必应的政府的渴求。因此自由分子对政府的谴责包含两条主要罪状：一条与国民党统治的形式有关，另一条则与其统治的表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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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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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存在着，不仅应该“民享”，也应该“民有”和“民治”——这个想法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及。要说国民党二十年的“训政”是合理的，唯一可能的理由是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为“宪政”预备道路。而所有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国民党远未完成这个任务。1946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值上海小贩暴动之际，储安平写下一些讽刺的评论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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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店的被打，跳舞场、电影院的被打，过路汽车的被打，都是出于一种贫者仇视富者的心理。然而凡此现象，未尝不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就后者论，贫富阶级的悬殊本不合理，贫民阶级开始了解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并以行动表示其意志，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已有进步。就前者而论，我们一向认为二十年来国民党的“训政”，无甚成绩可言，而现在一般民众居然敢公开抗议“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饭”，国民党当局亦大可引以为骄，因为“训政”的目的，乃在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行使政权……我们竟因此不得不承认国民党训政二十年，非一无成绩可言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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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吴世昌说得更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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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之一党专政，无疑的是模仿苏联的。不过国民党政纲规定训政以后有宪政，不像苏联的长期一党专政，是仍以民主政体为目的，训政不过是一段过程。但不幸这段过程太长，甜头太多，竟使它还没有走到目的地，便腐化起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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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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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相当怀疑的眼光看待正在以代议政府的名义确立的机构和程序。这些怀疑的最初源头是政治协商会议——一次于1946年1月11日到31日召开的多党会议，旨在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争端。3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8名来自国民党，7名来自共产党，5名来自青年党，2名来自民盟，2名来自民主社会党，2名来自救国会，1名来自中华职业教育社，1名来自乡村建设协会，1名来自第三党，9名无党派人士。会议就国共两党间发生纷争的五个主要领域达成了协议，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奠定了一个真正联合政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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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解决了以下问题：改组国民政府；拟定结束国民党“训政”，引进“宪政”的政治纲领；修改1936年的宪法草案；规定全国制宪会议代表资格（全国制宪会议将采纳经修改的宪法）；将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军队重组成统一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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