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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人士多半对这些协议满意。但是政协并没有执行权，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国民党内部的右翼分子反对会议做出的很多正式决定，并成功地在3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修改了国民党在几个要点上的立场。两个最重要的改动是限制各省的自治权以及规定延续总统政体而不是像会议通过的那样采用内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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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到来自国民党右翼的一击后，[14]会议达成的协议越来越不具效力——或多或少与1月停火协议的失效同时（当初正是因为停火协议，协议才得以达成）。除了国民党单方地修改协定，1946年出现了争论关键点，涉及：将共产党武装并入国家军队；国民党拒绝在40个席位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中，给予共产党和民盟联合否决权。国民政府委员会在宪政正式确立前将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机构。共产党和民盟称国民党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实质上都侵犯了原先的会议协议，所以他们拒绝受协议的约束并拒绝参与协议的执行。政府随后在1946年11月15日继续单方面召开国家制宪会议，通过了1936年宪法的修正案；单方面地在1947年1月1日公布新宪法；单方面地在11月选举第一届国民大会的代表，1948年4月，单方面地在国民大会的会议上选举出了国家的总统和副总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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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见第三章）显示了这些做法引起的负面情绪。被问及“你认为最近在中国举行的选举和宪法的公布表示国家真的向民主政府方向前进吗？”时，有接近80%的被调查者的回答是“不是”或“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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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和其他出版物的“致编辑的信”专栏反映了同样负面的态度。一名希望破灭的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律师写道：宪法的公布本来应该是令从事法律专业的人们感到高兴的一件事，但是恰恰相反，“法治”对他们来说成了嘲弄。在民国早年，司法还算是独立的——他评论道，但是在国民党的“训政”下，司法独立名存实亡。他继续援引了最近引起上海法庭注意的一个案件。在这个案件中，当地的调查办公室要求对一位被怀疑有不法行为的县长提出诉讼。这以后不久法庭收到了“上级指示”，案件被迫不了了之。作者总结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司法独立从何谈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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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封信描述了某县在1947年11月21日和23日选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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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国的报纸都在报道国民大会的召开。但是我依旧记得去年宣化县选举国民大会代表是多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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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提的宣化县国民大会代表候选人是董秀明，另外还有一些选举的竞争者。一个寒冷多云的下午，董秀明在集市的露天剧院做了公开竞选演说。为了学到一些关于民主的知识，我冒着寒风去听讲。我到达时，除了一些店员的学徒外，所有坐在观众席里的都是附近街道过来的小贩。当我问到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他们的回答是警察叫他们过来……然后三四个长官带过来两百多人，这些人据说刚刚进行了军事训练。直到这个时候，所有的座位才被坐满。董先生的演说非常简单，根本没有包含任何竞选纲领……董先生做完演讲后，县长王一芳接着开讲。他对观众席中的“选民”说：“我命令你们选董秀明先生。这个命令就像让你们去修筑防御设施的命令一样。任何人如有违抗，都是错误的……”在会后，保甲长们当然遵从了王县长的指示；他们挨家挨户地传话：“县长说了，不投票给董秀明的人，防御设施将来需要修理了，这些人就出去干活。”选举的结果自然是董秀明得到多数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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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国民大会盛大开幕的日子，我想董秀明先生已经稳稳地坐在代表席的位子上。名正言顺的国大代表，还有这么多内幕，无怪乎这些签署当选却未能取得当选证书的代表来到国民大会会场，吵闹着要求入席？真是个笑话。[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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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民大会的会议本身激起了同样刻薄的评论。在大会召开的南京，一位《观察》读者形容场面混乱不堪，三民主义在这里成了空洞的口号。在他看来，政府最大的失败之处在于民主的毫无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奋起反抗，各地的人们都呼应他们的原因。“如果现在的政府继续不理民生问题，当今的当权者继续自私自利，”他总结道，“那么这些人将从权位上摔下来，当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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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的国民大会，储安平写道：“混乱至此，除了笑，我无以对之。”但是他不愿将责任归于代表本身，而认为二十年的国民党“训政”才真正难辞其咎。“训政”的目标是教人们如何举行选举，但现在众所周知：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成了一场闹剧；被选举的代表质量普遍较低；在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不论在国民党党内还是党外，具国内威望的领导人之中，很明显地没有哪一个能与蒋介石竞争总统之位。对于所有这些缺点，储直接归咎于国民党。“非常坦率地说”，他总结道，“从国民大会前举行的选举和会上发生的事件来看，国民党过去二十年的‘训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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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直到很后来的1948年4月，他似乎依旧希望国民党领导人能够以过去的错误作为前车之鉴。他于是号召国民党“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来，全盘改变作风，真正替国家做点事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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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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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学术界来说，比打着代议的幌子惺惺作态更严重的是官方对公民自由的侵犯。这些自由是由宪法以及一些官方声明和公告所保证的。在实践中，它们要么被当地政府忽视，要么通过宣布戒严令或者相似的紧急公告被官方暂时中止。这些措施被特别用来让那些批评政府及其政策以及内战的人噤声。因为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依旧是最执拗和最能言善辩的批评者，所以他们自然成为政府压制政策的主要对象。几百人被监视、跟踪、威胁、骚扰和逮捕，就像关于学生的第三章中描述的那样。很多人“失踪”。监禁、刺杀和用刑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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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实行过官方新闻审查，而在内战期间，该办法没有被正式制度化。但是对新闻界的干涉以许多形式进行着。这些形式包括：临时审查制度；地方性的审查制度；让探讨特别话题的出版物某一期暂时停刊；情节严重者实行永久封社；实地袭击印刷厂和编辑社；逮捕和关押记者；甚至殴打报童和小贩。从政府的观点来看，这些努力基本适得其反。他们确实成功地减少了大众读者能读到的新闻和政治评论的数量和质量。但是因为批评政府的刊物是禁不完的，禁令导致刺激存留刊物发表更强烈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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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学生运动中的“反迫害”的抗议在年长一辈看来是对政府的公开和持续的谴责，谴责它对正当的法律程序，对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以及对请愿和示威自由的干涉。在有些场合，批评变得很激烈——很多时候涉及政府对学生抗议者的处理，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还有一次是在北平，在所谓人口调查的过程中逮捕了超过2000人。绝大多数的逮捕发生在1947年2月15日到18日之间。被逮捕的包括教授、教师、医生、出版商、店员和一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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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进行公开抗议的人群中就有13位教授，他们发表一份声明，要求保障人权。声明对政府的表里不一表示惊讶：政府可以在1月发表宪法保障公民自由并释放北平监狱里的1000名罪犯，然后在6个星期以后又展开专横的大肆逮捕。[20]警方发表了一份声明作为回复，声称逮捕是必要的，是为了保障公共安全。警方还坚持逮捕行动遵循了法律，因为当地的保甲长之前对他们管辖区内被怀疑“触犯了法律”的人都提供了证据。最后警方说除了大约40个人以外，大多数被逮捕的人在逮捕后24小时之内都被保释出来了。这少部分人据称有私藏军火和谋划暴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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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的回复远远未能平息人们的负面情绪。3月1日，192名北大、清华、中法大学、燕京大学和北师大的教职人员发表了一份《人权宣言》。教授们谴责了“北平当局的非法行为”，称逮捕是对新公布宪法的背叛，是对政府所重复宣扬的保障公民自由的背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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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130名华北记者协会的记者在北平集会。会议将“新闻自由”和“保障公民自由”作为口号。甚至会议的官方协调者，政府中央通讯社的一名经理，也对普遍的情绪做出了回应。在一次演讲中，他对报社办公室一再地被袭击以及如5月1日新闻人张今吾的被捕等类似事件深感遗憾。他继续说，“我们应该将我们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为自由奋斗和保障公民自由上。《华北日报》的张先生的被捕是非法行为，所有全国的报业界应该对此抗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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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抗议也许对张的释放有帮助，但是不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在全国的发生。在一个月内，三家上海报纸（《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因为印刷了据说企图破坏公共秩序和颠覆政府的新闻而被查封；[23]还有一家报纸被临时停刊；天津实行了新闻审查制度；[24]在重庆和成都，大约有60名记者被捕。报界和其他公共团体抗议和呼吁了无数次，而官员每次都回答将维护新闻界的自由，保障新闻工作者的安全。像张今吾一样，大多数被逮捕的新闻工作者很快被释放了。但是骚扰和恐吓持续着。南京《新民报》的编辑周绶章的评论作为对此的反应甚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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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杀了学生还不算，还要把红帽子满天飞，遍地都变成“奸匪”，到处抓人，到处打人。对于一向侈谈的新闻自由，尤其摧残无遗。一下子封闭三家报馆，到处抓记者，还要逼着承认是共产党；天津甚至还要恢复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冷静地想一想：究竟是谁没有理性？究竟是谁无法无天？用“理性”“法律”作幌子，而大做其反理性违宪法的事情，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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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真想说，”《大公报》以社论的形式质问，“这些人全部是阴谋图反的共产党分子？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他们是否真有必要？逮捕通讯员，杀害学生，制造恐怖气氛，这真的是聪明的办法吗？”[26]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教授葛思恩将一个与美国报业自由权有关的流行概念奉为典范——不管其他人的观点如何，我们应该誓死保卫他们的表达权。“压制公众意见和阻止新闻界说真话的政府”，他警告道，“是生存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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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让政府的批评者销声匿迹的一系列行动中，最刺眼的莫过于暗杀闻一多。闻一多是昆明西南联大的著名中国文学教授。像他的同事一样，他勇于要求改革。1946年7月15日，他从民盟记者招待会回家时，在教师宿舍前被枪杀。四天前，李公朴也遭不测。李公朴同样是一位深孚众望的民盟成员。李在自己昆明住处附近的一条街道上被刺身亡，当时他正与妻子从剧院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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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在昆明的学术界中带来了一波恐惧。大约有12位教授逃到美国领事馆避难。事情最后变得如此尴尬，以至于中央政府派兵护送他们出昆明城。梁漱溟和周新民代表民盟做了大量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暗杀要么是云南警备司令部总部策划和实施的，要么就是总部对此全然知情，并开了绿灯。梁和周声称，也许是中级或低级官员执行了暗杀，包括广泛的初步调查和之后的遮盖工作，而他们的高级长官起了煽动的作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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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忘不了昆明的谋杀案。这两起谋杀案后来被经常引用，来说明在国民党统治下产生的压抑的大气候。几乎是该事件发生两年后，1948年4月，中国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发出对“三名教授”的公开警告，指控他们被中国共产党利用煽动学生。大家都知道“三名教授”指的是许德珩、樊弘、袁翰青。这三位教授上个月在北大的一次学生聚会上发言。90位来自北大、清华、燕京大学和北师大的教授立刻发表了致吴主任的公开抗议信，在信中他们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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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中？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学人对于现状的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与愤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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