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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战争的代价，被用两种方式计算：一种是彻底扰乱城市经济的通货膨胀，一种是农村地区的愈加穷困。印钞机也许成了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像已经说过的那样，政府也收地租，并以低于市场价强购粮食和以暂借的名义向农民征收粮食。这些税收以及为贴补当地政府的苛捐杂税，征兵中的腐败，纪律废弛、收入过低的军队在乡村为所欲为——造成了很多区域农民无法承受的负担。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上面谈论过的腐败行为才会达到如此规模。很多战时的苛捐杂税意味着官吏牟利的机会增加了，而通货膨胀增加了他们牟利的动机。结果是，一些批评者认为，战争事实上有悖于政府的初衷，因为它正在创造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条件。最后，批评者谴责了战争的直接后果：越来越军事化的政府和日渐疏远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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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这些原因，政府执意要打这一场如此昂贵的战争，却拒绝进行任何改革，使得民众认为它的决定是值得的——最有力地佐证了自由派的谴责：“国民党政府不是一个‘民享’的政府，相反，它为了追求自己自私的目标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可是连这个目标都无法手到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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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经济后果 通货膨胀对城市支领薪俸的中产阶级的掠夺——城市知识分子自己就属于这个人群——经常被城市知识分子指责，但它不是唯一的战争后果。[63]当他们列举内战加诸人民的重担时，也会提到农村。很难下结论他们自己的经济困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战争的感受。我们能确定的是，他们的处境不可能让他们对战争有正面的评价。但是如果他们留下的文字是他们想法的真实反映，那么战争在农村地区的代价——和通货膨胀对城市经济和中产阶级生活水平造成的大破坏一样——让他们对战争做出负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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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对农村地区的重视只有部分是出自人文关怀。这种重视也反映了对以下两者关系的务实评价：一是农村与政治领导者的关系；二是一场尚在有着80%农村人口的非工业化国家进行的战争。经济学家杨培新提供了对这个评价最清晰的陈述。1946年6月，政府决定在从10月份开始的下一个财政年度，对国内的大部分省及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五大城市重新征收、征购粮食及征借粮食。在征购和征借的粮食总量中，60%归中央，15%归省，25%归县。另外，还有固定的对“公粮”的征收，仍归地方。1946年财政年度，征用的粮食总量，包括当地公粮被规定在69971411担，大米和大麦各占一定比例。其中3000万担交给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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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6年，粮食的供给系统彻底失灵。3000万担不足以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至少还需要1500万担。杨得出结论，这是南京没有意识到战争的严重性和对手力量的结果。到了1947年3月，政府的军事发薪名单上有400多万人，每个人发放，至少在理论上，10两米一天。此外，后勤人员据估计有200万。他们和公务员的粮食所需，使得中央政府在1946年财政年度的粮食总需求量到达4500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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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政府必须再征一次粮食，并且用外汇从国外买米。作为长期后果，米价迅速上涨，政府1947年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的不当处理更加剧了米价的上涨。因为军队大量集中在北方，所以那里对粮食的需求特别大。当地政府被迫用远低于市场价的官方规定价格购米——政府收购一向如此。比如，河北省粮食局按规定价格1300元法币从一家贸易公司购米每斤，而市场价高于每斤3000元法币。商家自然的反应就是抬高价格。在榆林镇，200家粮店在7月初停业，因为政府征用已经完全清空了它们的存货。在四川省，中央政府派人在1947年5月初征米，米价随即从每担12万法币飙升到每担40万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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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军队依旧没有足够的米，农民们自己也一样。据统计，在此期间所有中央和地方的征用加起来是每个农民平均收成的30%。7月末召开会议为下一个财政年度制定粮食政策，不顾一些省长的反对，粮食税收和采购从1946—1947年的7000万担增至1947—1948年的8700万担。持反对意见的省长认为农民的负担不能再增加了，因为他们已经到达了承受的极限。确实，在一些地区，他们被迫以草根树皮为生。杨培新估计差不多有3000万人民成为失误的粮食供给系统的受害者。但是，他总结道：“不是这样的粮食政策出了问题，是内战……使得政府的粮食政策成为了灾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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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读者一个概念——对于一个普通村庄这些战时的负担意味着什么，《观察》在1948年5月发表了一封信，写信人是一个住在近上海的江苏南汇县陈桥乡的居民。乡里有15000人，耕地面积为32000亩。信里列举了14种不同的税，包括192担米作为16名军人在常规部队的军饷，10担用作他们的制服，15担用作他们的军火，126担用作乡对南汇县自卫队的捐助，还有12担用来资助乡行政机构。这些是常规的年度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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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的临时税只不过包括了22担米用作560双军靴，200担用作建造两座碉堡，20担用作乡对南汇县海防工事的捐助。525担用来支付征兵费用（在陈桥乡每个新入伍的士兵可以收到35担大米，他的家人可以收到15担大米的额外补偿），再有75担用来支付招募5名男性进入省保安部队的费用，24担用来为4名据说在战争中阵亡的当地男子家属提供抚恤金（虽然当地部队与共产党部队仅交过一次锋）；额外的30担给国家军队和当地保安部队的税，另有其他各种款项用来支付发生在征兵和国大选举中的行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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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只要国民党部队和当地保安部队在附近，乡镇就需要供给柴火、食物、大米、卷烟和其他必需品，总计达到了1250担大米。考虑到腐败因素，这个乡的老百姓一年需要交1500担米，分摊到人头是每人10斤。作者得出结论：“这个负担足以让老百姓叫苦连天。”[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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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战争相关的理由，或至少以此为借口征收的赋税，它所引起的苦难被作为话题，纷纷见诸通讯报道、社论和评论。[66]一份论调稍新颖的论述来自伍启元教授。他谴责了共产党将经济战争作为他们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共军破坏了政府的通讯和生产能力，政府军队报以同样行为。“这样一场战争的后果，”他写道，“必将是人们的贫穷和财富的浪费。不管谁赢谁输，中国经济遭受的破坏需要几年才能恢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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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征兵 另一个不利于政府和内战的标志是“征兵闹剧”。《观察》甘肃通讯员所做的评论是当时见诸所有自由派出版物的关于征兵印象的集大成之作。谈到省官员在1946年收到了招募2.4万名士兵的命令，他写道：“新闻传来，老百姓感到大难临头，但是乡、保、甲的官吏四处奔走，兴高采烈。好运又一次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现在又有机会可以再捞一票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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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征兵的过程，记录了一个本来用来多多少少平均分摊兵役负担、在实践中却事与愿违的系统。问题的根源来自于传统的对参军的抵触。那些付得起钱的人可以花钱消灾——考虑到官吏的道德水平，这个交易很容易达成，而穷人只能自求多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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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状态下，征兵按下列步骤进行，这里以浙江省为例。首先，保长起草一份名单，名单上罗列了保里所有20—35岁身体健壮的男性。这份名单随后公布，名单上的人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找到门路把自己的名字去除。两个星期快到时，保代表委员会成员（通常包括保甲长、小学校长、地区秘书和一些当地“士绅”）聚在一起，考虑豁免兵役的请求，决定哪些请求可以接受。然后起草修改后的预备新兵名单，每个人都有一个号码，及时登记在每块竹牌上。名字和号码从各个保送到县政府。在县城的一个会议上，重要人物如乡长和镇长会抽取竹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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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的具体方法取决于各个县应入伍的人数和保的数目。比如，如果需要700人，县一共有700个保，那么每个保将选出两个人：一个人作为新兵，第二个作为替补。根据一个所采用的方法，如果第一个抽取的竹牌是73号，则每个保的73号就是新兵。如果第二次抽到49号，则每个保的49号成为替补。用这种方法，满额的700人可以很快地从县政府送到最近的征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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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台面上是明文规定的操作，台面下是各种未经授权的小动作。新兵的价格因地而异。在浙江的一个县，价格区间在300万到500万之间。一个人只要愿意出这个数目（该数目被几个当地官吏和这个人的顶包者瓜分），他就可以安枕无忧地让他的顶包者代他报到和被录用。这些“职业新兵”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征兵站随后公布他们牺牲了或逃跑了。如果是逃跑了，官方会在全省范围内寻找这个人。如果找不到他，他的名字从军队名单中删除，他在保里的替补不得不上前填补他的空档。在这个人失踪和被从名册中除名之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要付给当地农民差不多50法币，这个空当就可以糊弄过去：当高级长官现身巡视的时候，这些农民就代替失踪的人唱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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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平征兵的报道显示了更多的不正当行为。1946年，程序被彻底抛弃。城市的征兵令在8月30日发出，第一批新兵在9月11日入伍。整个过程以名册和随机抽签为基础进行。然而，由于缺少人力、经济来源和完善的计划，征兵工作无法以官方规定的方式进行。当地官吏于是决定从城市和市郊的每个地区捉来一定数量的男子凑充人数。该计划的保密进行更增添了恐惧和混乱的气氛。但是当官吏为凑满人数在各地区奔走时，贫富之间的差距显现了出来。那些有100万元或200万元法币的人可以花钱脱身，虽然军队长官警告所有地区的官吏和保长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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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批评声音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市政府官员与当地国民党机构的成员碰头对一些指控展开调查。调查者后来宣称这些指控多数没有根据，批评这些指控在人民中造成了“错误的印象”。然而批评在持续着。一位市级官员承认1946年9月和10月的事件并没有提高政府在北平的声誉，他表明他和他的同事将吸取教训。[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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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样，正式程序依旧被违反。在1948年上半年，《观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征兵的信件。从成都、青岛、南昌、苏州、沈阳和上海来的信件内容都大相径庭。军队经常未经允许就填补军队里的空缺。持有武器的士兵，通常由一位当地的文职官员（比如保长）陪同，后者可以挑出有适龄男子的家庭。夜很深了，他们挨家挨户地征兵。征兵队伍也会捉路上的行人。有的时候甚至官方规定免兵役的学生也被以这种方式劫持。当青岛被捉壮丁的家庭向军事领导人请愿时，领导人回答他们，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一封信件总结道：当军队被允许如此行为，我们还说什么宪法保障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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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流传的故事无不说到：体格健壮的顶包者交易是多么有利可图；钞票快到手时，当地官吏是多么殷勤有加；他们怎样从村民那里征收实际上三倍于新入伍者家属能得到的粮食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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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来自成都的信提到，虽然当地官吏说征兵的工作方式已经改善了，那里的男人们还是不得不被暴力捉走，因为没有人想要当兵。男人们可以出逃，等到征兵组往别处去后再回家——这是穷人逃避征兵的方法。在成都，据说周边的农民出逃，任凭他们的田地荒在那里，还有一些人依靠武力来反抗被征，另一些人甚至出卖劳力给地主以换得免于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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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同样没有人想当兵。1947年5月，原定4000人到场的抽签征兵，在指定时间和地点却只有82个人露面，使得抽签无法进行。在这些人里，39人通过了体格检查，不经抽签就成了新兵。[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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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情愿加入部队不一定反映了对“剿共”战争的反对——虽然这显然也不表示对此的热衷。一位与皖中村民交谈过的通讯记者写道：男人们并不害怕打仗，他们的热情主要是被虐待浇熄的——被虐待是应征士兵的注定待遇。新兵和所有士兵的条件之差是出了名的。在中国的美军和中国人自己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评论过这个问题，[72]没有证据显示内战期间有很大的进步。1945年6月，一家西安报纸讨论了自由中国征兵状况不理想的三个主要原因：（1）征兵过程本身不合理，太多时候钱成了唯一决定因素；（2）一旦入伍，待遇特别地恶劣；（3）士兵将疏于照料自己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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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中旬，第80军5名军官因为杀害了105个新兵而被处决。这一回，报纸将很多具体指控付印：据说负责征兵的长官要求士兵支付口粮费用；长官将分配给新兵的米和煤出售，让后者挨冻受饿；富人、知识分子和年轻商人不必当兵，而穷人被强征入伍；乡、镇、保和甲官员和部队长官都从出售顶包者中获利；冬天给新兵发夏装，夏天发冬装；残酷和非人的待遇；大量士兵死于虐待，被秘密掩埋来隐瞒真相；受伤的士兵被活埋；被用来防止征兵过程中的弊端劣迹的新的审查制度被泄露。负责征兵的官员对这些指控作了公开的答复，但是却不采纳对征兵行政机构进行“彻底改革”的要求。[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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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内战时期，对残酷处罚以及食物、衣服和医药短缺的指控一如既往。长官将本来给士兵的米出售，借此获利。新兵在行军途中被绳子捆在一起，以各种方式限制他们的行动，来防止他们逃跑。很多报告讲述了对伤员疏于照料，经常地，医药用品很简陋或是根本没有。[74]安徽发生的一个故事中，一名男子被征入伍，但是设法逃脱了。他最终辗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身体虚弱，健康受损。他讲到，他和很多其他男子在酷暑中被锁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准他们洗漱，每天的伙食经常不过是几碗稀粥。晚上，男人们被用绳子绑在一起，以防止他们逃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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