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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当官员接见人民代表、国民党组织的成员和县长探讨当地军事问题时，一名记者在场。每个人对调查者问的问题都挑好听话应承，只有一个老人唱反调，说了新兵受的苦。他说到他们是怎样缺衣少食，排长是怎样殴打他们，当他们在行军的时候生病时，即使死了也没人过问。这个老人后来受到了当地军官的严厉指责，被警告以后不许讲这种蠢话。[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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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军队纪律 事实上，国民党军队的纪律废弛和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一样被众所周知：两者都是士气低落的例子——士气低落损害了军队战斗力。在枪口威胁下应征入伍的穷苦农民发现自己没有选择只能当兵的时候，是否就变成了那些欺负他同类的人？——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细节研究，这里无法展开。比如说很可能，被征入伍的士兵和自愿从军者会有区别，这些人和职业士兵或雇佣兵会有区别，在自己家乡打仗的人和驻守在几百里之外的士兵会有区别。但是这样的细微区别未见诸同时代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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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老百姓爱惜生命，”一位保定的《观察》记者写道，“他们必须拿钱。匪和兵，他们之间没有差别。自古如此，甚至在今天还是一样。”“每次队伍一回来，”他继续说道，“城市就陷入混乱。他们拿走粮食、布、牛、马和一切他们需要的东西，甚至包括人们的衣服和鞋。胆敢拒绝交出东西的人被指控与共产党勾结。当人们试图告诉士兵正确的军队纪律时，士兵的回答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而他们的所得却微不足道。而且，他们知道他们绝不会被谴责，因为中央政府需要他们去打共产党，严肃军纪可能会造成士兵开小差。”[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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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更加个人化的讲述来自一位通讯记者，他回到了阔别十八年之久、临近四平的东北家乡。他发现自己的家破败不堪。他的哥哥解释道，如果把房子修好了，附近驻守的士兵就会想要住进来。他母亲说得更直接：“日本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等待蒋委员长打回来。我们绝对想不到会变成这样。日本人至少还没有冲进房子拿东西，现在情况糟多了。他们（国民党军队）随意闯进来住在你家，或者他们拿了东西就走。这房子真的不再是我们的了。他们攻击共产党，说它把所有人家都变成了共有财产，但他们每天都在做着一样的事情。”作者的家乡之旅在十天后突然中止：一队士兵一天晚上过来，想要拉他入伍，被他的母亲设法支过去了。但是由于担心他的安全，他的母亲命令他第二天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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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和几个每天过来向家里“借”东西的士兵交谈过。“我曾在战场上打过很多年的日本人，”他告诉他们，“那个时候，虽然我们的纪律也不是非常好，也没有像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么坏。我们怎么会沦落到这样的田地的？”士兵回答，在抗日战争时期，如果任何人投敌，那个人会被认为是叛徒。但是今天，没有人敢约束他们太紧，害怕他们会跑到另一边——很多人还会表扬他们是进步分子。[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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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政治后果 一般认为战争的政治后果是人们在政治上士气低落——就像上面士兵的评论所显示的那样，以及政府中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化倾向。发生在1947年夏的一件事说明了前者。国民党士兵问华北某村的一些农民谁更好：国民党部队还是八路军？“你们一样好，”农民回答道，“只有我们普通老百姓不好。”[79]这个故事在1947年夏被转载多次，并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被严肃对待。我们的农民说得多讽刺，一位社论作者悲叹，但是谁能否认农民回答中的事实呢。[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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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观察》驻长春的通讯记者报道了他在周边乡村所做的关于民众政治态度的非正式调查情况。他声称他所遇到的人中，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担心村庄被共产党占领。“如果八路军来了，那也没什么，”一些人说。其他人回答道：“我们见了七个月的中央政府军，两个月的八路军，超过半年的大鼻子（苏联人）。谁来都一样。我们怕什么！”还有一些回答：“日子还不如在日本人手里时好过些。”真正的悲剧，作者称，这里的人们现在回忆起日本人相较国民党的种种好处，而你根本无法与他们争论。[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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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分子看来，同样可悲的，是政治和行政事务越来越多涉及军事，这一现象在省一级最为明显。他们将这种趋势归咎于长期的战时状态，指出连美国人魏德迈将军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并表示反对。[82]对他们来说，军人出现在政府里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对立面。一段描写梁华盛将军在吉林省的政治“工作方式”的文字，典型地说明了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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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将军在1946年被任命为吉林省的代主席。人们用“小眼睛的广东人”和“精神体现在行动上”来描述他，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努力提升他的公共形象，力图呈现一种事事尽在掌握、面面俱到、精力充沛的个性。他不久宣布吉林没有财政问题，这是一个让人不解的结论，因为吉林省还有很多贫困现象。梁将军自己至少没有经济问题，因为他很快买了一辆汽车，据说还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可加热的游泳池，而不顾当时吉林省煤的短缺已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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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将之前日本所有的工厂和企业归入省政府的管理下。小生意人很快感到了这样做的后果，因为垄断使省政府能够控制很多吉林产的商品的当地市场。同时，他也没有尽心尽力地“剿共”，共产党控制了省里的大多数县。作者以妥协的基调结尾：“如果中国还没有进化到民主选举省主席的高度，那么至少我们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把一个军人安置在文职的行政管理位置上。”[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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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教授用一种更注重分析的风格，描述了军事对国民党影响的历史发展。他将这种影响一直追溯到孙中山起初与北洋政府的几个军阀结盟上。严格地说来，当时是为了方便进行的联合，不久成为党内不容易被清除的一股力量。当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的时候，它试图切断自己和北洋军阀之间的联系，但是在同时，开始非常强调军事训练，并建立了黄埔军校。国民党还允许一部分老军阀进入到革命军中。北伐之后，军政时期结束。事实上，训政时期无法开始：国民党曾经为了达到革命目的与军事力量的结合，结果反而受制于它们。所以军事领袖蒋介石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政治领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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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编遣会议目的是减小军队的规模；但是上层军事领袖，包括蒋介石在内，不愿意削减他们自己的军队。接着蒋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打仗，使得军事控制依旧成为必须。该军事控制对最终的内战负有责任。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占据了越来越多的领地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中权力的扩张是相辅相成的。对蒋忠诚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了国民党内部军事派系的核心。由于接近蒋介石，又因为控制了政府的军队，他们成了国民党内部最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经常涉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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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一个军事派系在政治上据主导地位——钱继续写道——它的反对党也只有依靠武力。人们的权力无法得到保障，除非也诉诸武力。行政上，文职工作开始附属于军事。而且中国的军事不尊重任何法律，对为公众谋利益的责任没有概念。钱教授宣称如果军事不从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去除，由全国文职政府统一管理，那么中国人民的得救将遥遥无期。他以上的言论表达了很多人的感受。[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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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责任 共产党设法避免同国民党一起为战争负全责，虽然他们不能完全脱开干系。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战争负有相同的责任，也许共产党并不比国民党更想要和平。很多声色俱厉的评论，谴责两个党派以整个国家为代价，追求他们自己的自私目的。[85]然而，反战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还是国民党政府。这里有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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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就像吴世昌提到学生反战抗议者时所说，他们向政府请愿而不向共产党请愿，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投靠共产党。他们依旧把国民党政府看作中国的合法统治者，拥有实现和平和制造战争的力量。吴教授说，请愿者的首选当然是得到承认的政府而非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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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们倾向于相信共产党在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是有诚意的。他们和国民党的代表一起，同意做出一些妥协，以解决国共两党的分歧，避免内战。不幸的是，在协定达成的几个星期之后，国民党就单方面撕毁一些会议协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行动），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人们对其诚意的信任。对政府诚意的怀疑似乎被以下事件证实。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举行集会，庆祝政协会议的胜利闭幕，可是有人扰乱了集会。几天以后，共产党在重庆的报社受到袭击。这两个事件被普遍认为是国民党右翼分子雇用的流氓所为。[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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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反战情绪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优势都建立在国民党的弱点和不足上。自由派批评家认为，政府应对没有在当权时改正这些缺点负责。正是因为有错不改，政府不得不为共产党的壮大以及内战背负主要责任。这是钱端升论述国民党军国主义和共产党武装敌对之关系时的一个中心思想。该中心思想被经济学家伍启元着重强调。相比他的多数同事，伍启元更倾向于直接谴责政府的通胀政策。“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内战的性质，”他写道，“我们必须来看一看过去九年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他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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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经历了九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变动，社会财富重分配和其他的重大变动，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贫富相距甚远和尖锐对立的经济。战前的中层阶级在通货膨胀和压低待遇双重压力之下，除了做了既得利益集团附庸的贪官污吏外，差不多全部沦为赤贫。占人口85%以上的农民，则在兵祸、匪祸、征粮、出丁、水旱天灾等重重压迫之下，已在饥饿线上作垂危挣扎。在这极大多数同胞无法生活的时候，通货膨胀等政策却扩大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无论有没有共产党，哪能不发生内战？共产党力量所以膨胀，可以说是受这种经济政策之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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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站在共产党的地位，都会利用经济上贫富对立和政府偏袒富裕阶级的弱点，利用极大多数的贫穷的人，起而与政府抗争。[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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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激烈的批评中，储安平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储安平批评的是，1947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访问中国，建议美国拨出更多的援助物资送给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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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为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先生可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能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阔，何致要把许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势力？假如二十年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直率地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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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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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民党无能的具体指控——政治上、经济上、行政上和军事上可以写上好几册书——有人也确实成篇累牍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以下是引起持续批评的问题中的一些：政府处理学生运动，经济处置失当，对逃往交战区或共产党地区的几万难民的处理，政府在东北的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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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已经简要介绍了围绕“政府试图压制学生运动是否合理”所提出的问题。基本的论点是政府采用压制的方法事实上增加了学生的敌意，将他们送入了共产党阵营，可以说此举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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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过失已经在第四章中详细探讨，不需要再在这里赘述了。[89]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倾向是：他们不是责备通过通货膨胀筹资的政策本身，而是责备政府坚持一条路走到黑，使得这种政策成为必要。虽然如此，该政策执行上的不妥还是招来了很多批评，包括笨拙地想要将该政策的负面效应减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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