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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无能：难民 由于害怕共产党或要避开战争的危险，人们背井离乡，这就有了难民问题。第一类更普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出逃时得到了撤退的政府军的帮助和鼓励。在1947年年中，一位作家写道：“很多在松花江以北共产党领地内的老百姓对共产党严格的统治感到不自在。他们向南迁徙，搬到了国民党统治的东北城市。这些难民包括了年轻人，大多数是大学和中学的学生。这些人不喜欢共产党的教育系统，想要继续他们过去的教育形式。”[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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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小商人也从同样的地区逃出来。另外还有一则报道说，很多长春的难民是被清算的有钱地主和商人的子女，还有一些难民是因为害怕被征入共产党军队当兵而逃了出来。[91]地主和小自耕农组成了难民的另一个常见种类。当共产党占领了某个地区后，很多地主听到了“血泪史”，说的就是对付他们同类的手段，于是来不及验证传言是否属实就仓皇逃跑了。很自然地，这些人员构成了政治上支持国民党的一股力量，一个更精明的政权本可以很好地利用它。在利用难民的反共情绪上，零散的努力还是有的。下一个例子背后显然就有着这样的努力。1946年6月，一队据称是来自苏北的难民在南京的火车站里痛殴了一支为和平请愿的代表团。[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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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绝大多数难民，政府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很多难民迅速沦为赤贫。由于工作难找，他们带来的积蓄很快在通货膨胀中贬值。1947年11月，有大约10万个这样的老百姓聚集在沈阳。那些集中在长春的难民很快成了“让人怜悯的难民”，吃饱饭都成问题。很多逃到长春追求“学术自由”的学生因为缺少学费或者公立学校名额已满而无法继续他们的学业。这些年轻人与他们的家庭失去了联系，没有经济上的资助，成了“自由城市的自由流浪者”。结果他们中的很多人据说对国民党统治者“失去了希望”。[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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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德克·博迪描写了2000名中学生难民在1948年6月从太原被空运到北平的遭遇。在北京落脚后，学生们——很多人只有十二三岁——除了每天由社会福利局配发的窝窝头，什么都得自己筹措。当地的学校领导对他们不闻不问。博迪教授提到了这些年轻人的情绪低落——他们被迫露营在公园、寺庙和城市废弃的建筑物里。他们缺少书本、应季的衣服、卫生设施和工作。除了必要时会小偷小摸或是偶尔杀一条流浪狗以改善一下贫乏的伙食，他们似乎不会主动去作奸犯科。[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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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估计北平有2万到3万名难民学生，南京有2万名，汉口有1万名。[95]政府对这些年轻难民负有责任——这一问题引起的愤怒在当年夏天到达顶峰。情绪的大爆发由7月5日北平的一起事件引发：一支部队向一群示威的学生开火，造成1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示威者是被鼓励离开东北、由政府出资飞到北平的5000名学生和天津的学生中的一部分。资助他们离开是政府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缓解东北各城市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压力，同时疏散人口，以尽可能阻止他们加入共产党（到1948年，除了几个主要城市外，共产党几乎已经控制了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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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5000个学生得到了三个月的生活津贴，随后就没人搭理他们了。在北平的学生很快沦落到游荡于街道、睡在公园和寺庙里的地步。与那些陕西的难民学生不同，来自东北的难民学生开始申诉。政府的回答是建议他们参加军事训练。学生随后组织了抗议示威，在示威的过程中，他们冲破了北平市政委员会的大门，在委员会主席的住宅前游行。在这里，示威学生被装甲车包围，被冲锋枪的火力挡住了去路。社论严厉地批评了此次事件。[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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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与那些同情从苏北逃到南京—上海地区的自耕农哀叹他们不幸遭遇的评论相比，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一封写给《观察》的信中描述了一个案例，主人公是居住在南京栖霞山附近山洞里的很多难民家庭中的三家。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是砍柴。但是新来者和当地人经常会起冲突，后者认为山岭是村子的财产。有一回，三个难民因为从村中土地拾柴火被村民痛殴。难民缺少仲裁所需的资金，所以案子被呈递到法院，但是地方法官拒绝审理该案件，因为没人出钱支付法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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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受伤人的家属要求能够继续待在监狱里，原因是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一位住在村子里的大学生出钱为受伤人支付了医疗费用。当地法官最终宽恕了他们，告诫他们对村里人客气一些，并承诺如果他们离开该区域，案子就能了结。三个难民家庭此后不久回到了属于共区的家乡。这封信尖锐地总结道：“（难民）南下希望得到保护，但是相反他们被抛弃，被迫遭受苦楚……两党现在正在角力：一个党努力争取人民，而另一个却在抛弃人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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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崩溃 国民党在东北的表现同样显示出其统治上的无能。共产党在日军投降后迅速扩张它在那里的地盘，批评家愿意承认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军事形势的产物。但是，从军事到教育的几乎每个领域，政府还是因为无能和不负责任受到批评。[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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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批评家倾向归咎于几个地区的首要官员。同时，人们也觉察到一两个人不可能对如此全局性的崩溃负责。除此以外唯一能做的，就是谴责整个政府表现——绝大多数自由派作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在接收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而政府对日本人占领了14年之久的东北地区的接收较其他地区稍晚，这是由于苏联留在东北，而政府无法迅速地把军队运送到该地区。当地居民对苏联解放者的欢迎由于后者纪律的松弛而由热转冷，这个时候，人们就苏联人迟迟不离开中国而指责中央政府。在苏联人最终在1946年春离开后，政府的接收官员随后而至。像第二章提到的，他们在东北的表现与在前沦陷区其他各地无甚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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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大多数批评家的观点，局势的关键在于蒋介石对东北人不信任。于是中央政府采取了曾在云南施行过的办法，以维护对该地区严密的军事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老帅”张作霖家族控制的、半自治的旧有权力基础再度抬头。被派来接收该地区的军队中，十支里有九支是由来自中国的其他地方的士兵组成的。政府没有采用日本占领前原来的划界方法，而是将原来的三个东北省份划分为九个行政区，委任外省人担任几乎所有的最高职位。[99]在当地，入驻的国民党官员与地主和其他曾勾结日本人的汉奸结盟。他们是区域内唯一能被倚重的、既不忠诚于共产党、也不效忠当时仍有声望的“少帅”张学良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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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政府的努力至少获得了暂时性的成功。在东北，维护中央控制的策略显得很笨拙。在共产党积极反对下（它还联合起了复兴的地方主义势力），政府的上述策略破产。20世纪30年代，日本早早占领了该地区，而中央政府一开始对日本的侵占持默认态度，当地人的地方主义情感因此得到加强。这种情感在西安事变中被激化。日本投降后，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在一开始似乎是真诚的。但是随着当地人对政府接收工作和其官员行为的不满，地方主义很快再度抬头。像苏联人一样，“南方人”很快因为待得太久而不受欢迎。文官和武官的自大和贪婪，以及国民党军队松弛的纪律——这些人都是外地人——给当地人民一个印象：他们又作为被征服的民族被迫处于屈从地位。“沈阳只尊重财富和权力，”一位通讯记者写道，“还有就是军人特别有影响力。至于普通老百姓，他们一方面感到全天下都属于南方人，另一方面感到如今的生活还不如满洲国时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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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满被愤怒地表达出来，其中措辞最严厉的一篇文章，就是上面引用过的对7月5日北平学生难民事件的评论，作者周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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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许不喜欢地方势力，但不能因此而轻视地方人民。二十年来的历史告诉我，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憎恨东北的地方势力，不惜用外国人来消灭它，毫不珍惜这块土地，并把这里的人民当作了敌人。今天依然如此，东北的力量已被南京政府破坏。爱国的张学良将军已被囚禁十一年，而今，这曾被南京政府牺牲给日本人的满洲主权，又被送给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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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政府任用外地的行政官员，一名作者指出他不同意这是“东北问题”的起因。“我的观点与当地的乡亲们不同，”他写道，“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一个好人不管他来自哪里都是好人。”[101]不幸的是，这两点在政府那里都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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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问题的前世今生都与张学良这个人物有关。少帅是1936年12月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关键人物，扣留蒋的原因是他不情愿抗日。蒋屈从了少帅和他的军队提出的要求，但是在事变后不久马上将他软禁。1947年初，张学良被送到台湾，处于更严密的禁闭之下。而当初人们普遍认为他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释放。[102]张的继续被禁闭，在东北激起了广泛的愤恨。这在政治上不能说没有一定意义。1948年3月，一份报道声称中央政府领袖在战后东北有两件事情出现重大失策。首先，他们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张学良和他的父亲张作霖在东北历史上占有特殊位置，并因此受到尊崇。第二，他们低估了共产党在该地区14年的地下运动所积累起来的实力。[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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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失策，政府坚称它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国家统一，任何当地势力对某独立人物的效忠，不管这个人物是不是共产党，都不允许存在。批评家反驳，只有张学良才能动员东北人民反对共产党，中央政府肯定无法独立完成这个任务。政府军依旧纪律不佳，装备不良，无力对抗受地方势力支持正在迅速成长的共产党军队，既不被当地人民信任，也不信任他们。[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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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个失策，政府遭到批评是因为他完全信任了日本和傀儡“满洲国”政府的保证，即：他们已经歼灭了东北所有的共产党武装。这些武装在日本占领时期受到严酷的镇压。但是有几千人据说存活了下来，使他们的组织得以保全。他们因而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以下机会：有好几个月，苏联军队占领了东北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但农村兵力空虚。甚至在杜聿明将军和中国军队接管东北的时候，他们依然错误地以为当地共产党基地已被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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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个失策外，可能还能加上第三个：政府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因此政府没有采取一般的结交一方打击一方的战略，而是同时对付地方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反让它们两者结了盟。东北碰巧成为共产党获胜策略中重要的一环。上面的例子再清楚没有地说明，政府刻意对大众要求置之不理，结果吃足了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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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只是国民党自由派批评家所描述的东北崩溃的其中一个要素。他们批评军事当局错误的排兵布阵和对只言片语的情报听风就是雨。他们批评军队在几个重要据点已经不再具备任何战略价值时，还要守卫它们，使得兵力变得分散并被共军包围。“国民党为什么不集中兵力，打一场反击战？为什么它不往东北派遣更多的军队？为什么不将大众武装起来形成一支真正的军队？”这些是1947年到1948年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杜聿明将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被批评为无能。不停有流言传出他和熊式辉——蒋介石负责监督行政管理的东北行辕主任——关系不睦，无法很好地共事。据说军事官员和文职官员间存有龃龉，无法合作，正是反映了这样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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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两名将军均被调离。陈诚将军被派来作为总司令使得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努力成为一体。然而，军事情况继续恶化。陈的独断专行的工作方式以及该工作方式在下属中造成的被动局面，被批评为政府在东北的力量越来越弱的另一个潜在原因。当然，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激发当地人民的合作或信心。还有，虽然据说他自己很廉洁，他手下的官员和人员的腐败行为继续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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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8年初，根据一些报道，东北国民党控制区域的物价甚至比全国其他地方更高。价格的螺旋上升主要是由于东北的战事减少了供给。共产党破坏了铁路和电线，占领或毁坏煤矿和庄稼，到1948年已经控制了绝大部分东北的农村。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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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政府在东北发行的是独立的货币，希望可以将该区域与全国其他区域隔绝开，使之免受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金融政策引发的通货膨胀之影响。政府接着继续推行政策，这些政策恰恰使得政府本来想避免的结果成了定局。政府在1948年初对东北的军事和政治支出估计达到了每月2000亿元当地货币。当知道政治开支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养活逃亡到沈阳的七个省政府的最高长官时，这个数字就变得不可接受了。他们名义上还统辖这些新成立的省，而这些省实际上却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在有的地方从1945年起就已经是这样了。[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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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这些支出，政府印了更多的钞票——因此完全背离了想维持一种独立货币的初衷。更有甚者，用来管制东北货币和法币汇率的条例招致了投机活动。在1948年3月，两种货币的汇率被定为1
:10，而之前在实际操作中，汇率在1:11.5到1:6之间波动。这种波动，加上法币可以在东北自由流通而东北货币不允许在国家其他地方流通的规定，为那些想借此套利的人提供了诱人的、不容错过的赚取利益的机会。这些人主要是有闲钱、也有空余时间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一些有钱人。东北和国家其他地区之间的黄金和货币交易量极大，使得法币自身的价格受到影响。政府曾一度谴责共产党在东北投机性地购入黄金，使得黄金价格上升。但是如果共产党真的从事这种经济战争，他们绝不是唯一的。批评家指出，只要国民党自己的官员还在稳坐江山地继续投机，共产党就不是中央政府在东北需要担心的唯一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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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如此不稳定，前几天，为了阻止投机，东北货币和法币的汇率还定在1
:10，几天后，黑市汇率报价为1:7，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几乎翻倍，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同样攀高。在3月1日到3月19日间，黄豆、高粱、大米和面粉的价格涨了一倍还不止。正当这场特殊的危机发生之时，“仿佛火上浇油”，沈阳的中央银行宣布再次发行东北货币，钞票的面值为前所未有的1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一位作家总结道：“中央政府一直在说它想在东北保护我们，但是我们想知道他们是否有决心和愿望这样做。”[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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