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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问题的前世今生都与张学良这个人物有关。少帅是1936年12月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关键人物，扣留蒋的原因是他不情愿抗日。蒋屈从了少帅和他的军队提出的要求，但是在事变后不久马上将他软禁。1947年初，张学良被送到台湾，处于更严密的禁闭之下。而当初人们普遍认为他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释放。[102]张的继续被禁闭，在东北激起了广泛的愤恨。这在政治上不能说没有一定意义。1948年3月，一份报道声称中央政府领袖在战后东北有两件事情出现重大失策。首先，他们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张学良和他的父亲张作霖在东北历史上占有特殊位置，并因此受到尊崇。第二，他们低估了共产党在该地区14年的地下运动所积累起来的实力。[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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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失策，政府坚称它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国家统一，任何当地势力对某独立人物的效忠，不管这个人物是不是共产党，都不允许存在。批评家反驳，只有张学良才能动员东北人民反对共产党，中央政府肯定无法独立完成这个任务。政府军依旧纪律不佳，装备不良，无力对抗受地方势力支持正在迅速成长的共产党军队，既不被当地人民信任，也不信任他们。[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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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个失策，政府遭到批评是因为他完全信任了日本和傀儡“满洲国”政府的保证，即：他们已经歼灭了东北所有的共产党武装。这些武装在日本占领时期受到严酷的镇压。但是有几千人据说存活了下来，使他们的组织得以保全。他们因而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以下机会：有好几个月，苏联军队占领了东北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但农村兵力空虚。甚至在杜聿明将军和中国军队接管东北的时候，他们依然错误地以为当地共产党基地已被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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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个失策外，可能还能加上第三个：政府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因此政府没有采取一般的结交一方打击一方的战略，而是同时对付地方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反让它们两者结了盟。东北碰巧成为共产党获胜策略中重要的一环。上面的例子再清楚没有地说明，政府刻意对大众要求置之不理，结果吃足了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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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只是国民党自由派批评家所描述的东北崩溃的其中一个要素。他们批评军事当局错误的排兵布阵和对只言片语的情报听风就是雨。他们批评军队在几个重要据点已经不再具备任何战略价值时，还要守卫它们，使得兵力变得分散并被共军包围。“国民党为什么不集中兵力，打一场反击战？为什么它不往东北派遣更多的军队？为什么不将大众武装起来形成一支真正的军队？”这些是1947年到1948年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杜聿明将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被批评为无能。不停有流言传出他和熊式辉——蒋介石负责监督行政管理的东北行辕主任——关系不睦，无法很好地共事。据说军事官员和文职官员间存有龃龉，无法合作，正是反映了这样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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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两名将军均被调离。陈诚将军被派来作为总司令使得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努力成为一体。然而，军事情况继续恶化。陈的独断专行的工作方式以及该工作方式在下属中造成的被动局面，被批评为政府在东北的力量越来越弱的另一个潜在原因。当然，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激发当地人民的合作或信心。还有，虽然据说他自己很廉洁，他手下的官员和人员的腐败行为继续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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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8年初，根据一些报道，东北国民党控制区域的物价甚至比全国其他地方更高。价格的螺旋上升主要是由于东北的战事减少了供给。共产党破坏了铁路和电线，占领或毁坏煤矿和庄稼，到1948年已经控制了绝大部分东北的农村。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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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政府在东北发行的是独立的货币，希望可以将该区域与全国其他区域隔绝开，使之免受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金融政策引发的通货膨胀之影响。政府接着继续推行政策，这些政策恰恰使得政府本来想避免的结果成了定局。政府在1948年初对东北的军事和政治支出估计达到了每月2000亿元当地货币。当知道政治开支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养活逃亡到沈阳的七个省政府的最高长官时，这个数字就变得不可接受了。他们名义上还统辖这些新成立的省，而这些省实际上却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在有的地方从1945年起就已经是这样了。[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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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这些支出，政府印了更多的钞票——因此完全背离了想维持一种独立货币的初衷。更有甚者，用来管制东北货币和法币汇率的条例招致了投机活动。在1948年3月，两种货币的汇率被定为1
:10，而之前在实际操作中，汇率在1:11.5到1:6之间波动。这种波动，加上法币可以在东北自由流通而东北货币不允许在国家其他地方流通的规定，为那些想借此套利的人提供了诱人的、不容错过的赚取利益的机会。这些人主要是有闲钱、也有空余时间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一些有钱人。东北和国家其他地区之间的黄金和货币交易量极大，使得法币自身的价格受到影响。政府曾一度谴责共产党在东北投机性地购入黄金，使得黄金价格上升。但是如果共产党真的从事这种经济战争，他们绝不是唯一的。批评家指出，只要国民党自己的官员还在稳坐江山地继续投机，共产党就不是中央政府在东北需要担心的唯一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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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如此不稳定，前几天，为了阻止投机，东北货币和法币的汇率还定在1
:10，几天后，黑市汇率报价为1:7，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几乎翻倍，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同样攀高。在3月1日到3月19日间，黄豆、高粱、大米和面粉的价格涨了一倍还不止。正当这场特殊的危机发生之时，“仿佛火上浇油”，沈阳的中央银行宣布再次发行东北货币，钞票的面值为前所未有的1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一位作家总结道：“中央政府一直在说它想在东北保护我们，但是我们想知道他们是否有决心和愿望这样做。”[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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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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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在这里写出来有两个目的：首先，举例说明他们对政府的态度；第二，进一步阐明（尽管是通过自由派的眼睛看到的）国民党统治的性质。接下去将正面表述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这些政治信仰正是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辩论国家和社会的性质的时候，希望能从内战的混乱中横空出世的。然而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论证站不住脚，存在于潜在假定中的错误完全暴露出来——这些谬误是由一个对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既无法攻克又无法接受的困境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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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正面表达他们所信奉的理念，自由派知识分子当然更多地在苦口婆心批评国民党。然而这种苦口婆心与它所基于的假定是一致的，这个假定即：战争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形式结束，而政府可以被说服进行自身的改革。自由派知识分子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他们似乎不愿意相信政府大可以忽略他们的批评——虽然他们的论证出于善意，不证自明。由于缺少确凿信息，以及自身倾向的原因，他们与战场隔绝开来，对正在进行的军事形势没有清晰的把握。无论如何，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从他们提出的正面解决办法这个角度来看，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是徒劳的。当他们试图将这些解决办法付诸实现时，他们措辞巧妙的批评最终退化为幼稚的泛泛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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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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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主张的总的原则非常简洁明了，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社会主义和民主构成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在这之外，分歧开始出现。围绕着这两个目标在中国大背景下的性质和应用似乎总是产生无休止的争论。引起争论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和民主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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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储安平表示：“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107]傅斯年倾向于强调常规改革措施的必要性，这些常规改革措施包括：去除所谓“豪门”的特权，通过累进所得税系统平均税负。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有效地实现，他将“百分之百地赞成”。[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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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郑林庄教授的见解可谓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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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虽有经济的自由，却无经济的正义；而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则正因为有了经济正义，才能让社会安定。所谓经济正义，实在含有两点内容：其一是工作权（即人人都有就业的权利）的保证；其二是生存权（即人人都有基本生活的权利）的保证。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必须有一个生产不断扩充而分配相当合理的社会机构。这些条件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里才能具备。至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除非把自由企业的原则进行变更，否则是不易实现的。……我们相信，经济正义和社会安全终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潮。同时我们更相信，凡是赶不上潮流的，终必将被时代所淘汰。[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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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同样被看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合理模式，是实现经济公正的一种手段。所以国立中央大学的丁骕教授尽管谴责苏联在领土和组织上的扩张，害怕中国将成为其下一个目标，但还是主张中国采用苏联模式的经济系统。他声称，这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最有效的组织形式。[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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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理解上的不同、信奉的理念各异，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认为以上这些见解能够代表20世纪40年代提倡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中国自由派的共识。比如，虽然他们都提倡社会主义，是否每个人事实上想的都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最基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在下面的内容中一目了然，这就足够证明我们的观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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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如我们一定要在自由派反复提到的建议中找出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方案的要点，将它们拼凑在一起，它也许将等同于1948年春国民大会前夕公开发表的、99名南京教授的集体要求。他们将内战归咎于国民党背离了三民主义和共产党使用武力来获得政治权力。他们严厉批评共产党因为投身于世界革命而减少了对国家的忠诚，指责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他们要求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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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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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认政治和经济平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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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尊重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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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吸纳贤能进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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