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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们倾向于相信共产党在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是有诚意的。他们和国民党的代表一起，同意做出一些妥协，以解决国共两党的分歧，避免内战。不幸的是，在协定达成的几个星期之后，国民党就单方面撕毁一些会议协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行动），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人们对其诚意的信任。对政府诚意的怀疑似乎被以下事件证实。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举行集会，庆祝政协会议的胜利闭幕，可是有人扰乱了集会。几天以后，共产党在重庆的报社受到袭击。这两个事件被普遍认为是国民党右翼分子雇用的流氓所为。[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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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反战情绪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优势都建立在国民党的弱点和不足上。自由派批评家认为，政府应对没有在当权时改正这些缺点负责。正是因为有错不改，政府不得不为共产党的壮大以及内战背负主要责任。这是钱端升论述国民党军国主义和共产党武装敌对之关系时的一个中心思想。该中心思想被经济学家伍启元着重强调。相比他的多数同事，伍启元更倾向于直接谴责政府的通胀政策。“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内战的性质，”他写道，“我们必须来看一看过去九年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他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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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经历了九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变动，社会财富重分配和其他的重大变动，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贫富相距甚远和尖锐对立的经济。战前的中层阶级在通货膨胀和压低待遇双重压力之下，除了做了既得利益集团附庸的贪官污吏外，差不多全部沦为赤贫。占人口85%以上的农民，则在兵祸、匪祸、征粮、出丁、水旱天灾等重重压迫之下，已在饥饿线上作垂危挣扎。在这极大多数同胞无法生活的时候，通货膨胀等政策却扩大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无论有没有共产党，哪能不发生内战？共产党力量所以膨胀，可以说是受这种经济政策之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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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站在共产党的地位，都会利用经济上贫富对立和政府偏袒富裕阶级的弱点，利用极大多数的贫穷的人，起而与政府抗争。[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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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激烈的批评中，储安平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储安平批评的是，1947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访问中国，建议美国拨出更多的援助物资送给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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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为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先生可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能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阔，何致要把许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势力？假如二十年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直率地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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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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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民党无能的具体指控——政治上、经济上、行政上和军事上可以写上好几册书——有人也确实成篇累牍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以下是引起持续批评的问题中的一些：政府处理学生运动，经济处置失当，对逃往交战区或共产党地区的几万难民的处理，政府在东北的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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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已经简要介绍了围绕“政府试图压制学生运动是否合理”所提出的问题。基本的论点是政府采用压制的方法事实上增加了学生的敌意，将他们送入了共产党阵营，可以说此举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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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过失已经在第四章中详细探讨，不需要再在这里赘述了。[89]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倾向是：他们不是责备通过通货膨胀筹资的政策本身，而是责备政府坚持一条路走到黑，使得这种政策成为必要。虽然如此，该政策执行上的不妥还是招来了很多批评，包括笨拙地想要将该政策的负面效应减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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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无能：难民 由于害怕共产党或要避开战争的危险，人们背井离乡，这就有了难民问题。第一类更普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出逃时得到了撤退的政府军的帮助和鼓励。在1947年年中，一位作家写道：“很多在松花江以北共产党领地内的老百姓对共产党严格的统治感到不自在。他们向南迁徙，搬到了国民党统治的东北城市。这些难民包括了年轻人，大多数是大学和中学的学生。这些人不喜欢共产党的教育系统，想要继续他们过去的教育形式。”[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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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小商人也从同样的地区逃出来。另外还有一则报道说，很多长春的难民是被清算的有钱地主和商人的子女，还有一些难民是因为害怕被征入共产党军队当兵而逃了出来。[91]地主和小自耕农组成了难民的另一个常见种类。当共产党占领了某个地区后，很多地主听到了“血泪史”，说的就是对付他们同类的手段，于是来不及验证传言是否属实就仓皇逃跑了。很自然地，这些人员构成了政治上支持国民党的一股力量，一个更精明的政权本可以很好地利用它。在利用难民的反共情绪上，零散的努力还是有的。下一个例子背后显然就有着这样的努力。1946年6月，一队据称是来自苏北的难民在南京的火车站里痛殴了一支为和平请愿的代表团。[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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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绝大多数难民，政府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很多难民迅速沦为赤贫。由于工作难找，他们带来的积蓄很快在通货膨胀中贬值。1947年11月，有大约10万个这样的老百姓聚集在沈阳。那些集中在长春的难民很快成了“让人怜悯的难民”，吃饱饭都成问题。很多逃到长春追求“学术自由”的学生因为缺少学费或者公立学校名额已满而无法继续他们的学业。这些年轻人与他们的家庭失去了联系，没有经济上的资助，成了“自由城市的自由流浪者”。结果他们中的很多人据说对国民党统治者“失去了希望”。[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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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德克·博迪描写了2000名中学生难民在1948年6月从太原被空运到北平的遭遇。在北京落脚后，学生们——很多人只有十二三岁——除了每天由社会福利局配发的窝窝头，什么都得自己筹措。当地的学校领导对他们不闻不问。博迪教授提到了这些年轻人的情绪低落——他们被迫露营在公园、寺庙和城市废弃的建筑物里。他们缺少书本、应季的衣服、卫生设施和工作。除了必要时会小偷小摸或是偶尔杀一条流浪狗以改善一下贫乏的伙食，他们似乎不会主动去作奸犯科。[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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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估计北平有2万到3万名难民学生，南京有2万名，汉口有1万名。[95]政府对这些年轻难民负有责任——这一问题引起的愤怒在当年夏天到达顶峰。情绪的大爆发由7月5日北平的一起事件引发：一支部队向一群示威的学生开火，造成1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示威者是被鼓励离开东北、由政府出资飞到北平的5000名学生和天津的学生中的一部分。资助他们离开是政府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缓解东北各城市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压力，同时疏散人口，以尽可能阻止他们加入共产党（到1948年，除了几个主要城市外，共产党几乎已经控制了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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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5000个学生得到了三个月的生活津贴，随后就没人搭理他们了。在北平的学生很快沦落到游荡于街道、睡在公园和寺庙里的地步。与那些陕西的难民学生不同，来自东北的难民学生开始申诉。政府的回答是建议他们参加军事训练。学生随后组织了抗议示威，在示威的过程中，他们冲破了北平市政委员会的大门，在委员会主席的住宅前游行。在这里，示威学生被装甲车包围，被冲锋枪的火力挡住了去路。社论严厉地批评了此次事件。[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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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与那些同情从苏北逃到南京—上海地区的自耕农哀叹他们不幸遭遇的评论相比，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一封写给《观察》的信中描述了一个案例，主人公是居住在南京栖霞山附近山洞里的很多难民家庭中的三家。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是砍柴。但是新来者和当地人经常会起冲突，后者认为山岭是村子的财产。有一回，三个难民因为从村中土地拾柴火被村民痛殴。难民缺少仲裁所需的资金，所以案子被呈递到法院，但是地方法官拒绝审理该案件，因为没人出钱支付法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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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受伤人的家属要求能够继续待在监狱里，原因是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一位住在村子里的大学生出钱为受伤人支付了医疗费用。当地法官最终宽恕了他们，告诫他们对村里人客气一些，并承诺如果他们离开该区域，案子就能了结。三个难民家庭此后不久回到了属于共区的家乡。这封信尖锐地总结道：“（难民）南下希望得到保护，但是相反他们被抛弃，被迫遭受苦楚……两党现在正在角力：一个党努力争取人民，而另一个却在抛弃人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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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崩溃 国民党在东北的表现同样显示出其统治上的无能。共产党在日军投降后迅速扩张它在那里的地盘，批评家愿意承认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军事形势的产物。但是，从军事到教育的几乎每个领域，政府还是因为无能和不负责任受到批评。[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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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批评家倾向归咎于几个地区的首要官员。同时，人们也觉察到一两个人不可能对如此全局性的崩溃负责。除此以外唯一能做的，就是谴责整个政府表现——绝大多数自由派作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在接收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而政府对日本人占领了14年之久的东北地区的接收较其他地区稍晚，这是由于苏联留在东北，而政府无法迅速地把军队运送到该地区。当地居民对苏联解放者的欢迎由于后者纪律的松弛而由热转冷，这个时候，人们就苏联人迟迟不离开中国而指责中央政府。在苏联人最终在1946年春离开后，政府的接收官员随后而至。像第二章提到的，他们在东北的表现与在前沦陷区其他各地无甚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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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大多数批评家的观点，局势的关键在于蒋介石对东北人不信任。于是中央政府采取了曾在云南施行过的办法，以维护对该地区严密的军事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老帅”张作霖家族控制的、半自治的旧有权力基础再度抬头。被派来接收该地区的军队中，十支里有九支是由来自中国的其他地方的士兵组成的。政府没有采用日本占领前原来的划界方法，而是将原来的三个东北省份划分为九个行政区，委任外省人担任几乎所有的最高职位。[99]在当地，入驻的国民党官员与地主和其他曾勾结日本人的汉奸结盟。他们是区域内唯一能被倚重的、既不忠诚于共产党、也不效忠当时仍有声望的“少帅”张学良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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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政府的努力至少获得了暂时性的成功。在东北，维护中央控制的策略显得很笨拙。在共产党积极反对下（它还联合起了复兴的地方主义势力），政府的上述策略破产。20世纪30年代，日本早早占领了该地区，而中央政府一开始对日本的侵占持默认态度，当地人的地方主义情感因此得到加强。这种情感在西安事变中被激化。日本投降后，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在一开始似乎是真诚的。但是随着当地人对政府接收工作和其官员行为的不满，地方主义很快再度抬头。像苏联人一样，“南方人”很快因为待得太久而不受欢迎。文官和武官的自大和贪婪，以及国民党军队松弛的纪律——这些人都是外地人——给当地人民一个印象：他们又作为被征服的民族被迫处于屈从地位。“沈阳只尊重财富和权力，”一位通讯记者写道，“还有就是军人特别有影响力。至于普通老百姓，他们一方面感到全天下都属于南方人，另一方面感到如今的生活还不如满洲国时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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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满被愤怒地表达出来，其中措辞最严厉的一篇文章，就是上面引用过的对7月5日北平学生难民事件的评论，作者周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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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许不喜欢地方势力，但不能因此而轻视地方人民。二十年来的历史告诉我，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憎恨东北的地方势力，不惜用外国人来消灭它，毫不珍惜这块土地，并把这里的人民当作了敌人。今天依然如此，东北的力量已被南京政府破坏。爱国的张学良将军已被囚禁十一年，而今，这曾被南京政府牺牲给日本人的满洲主权，又被送给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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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政府任用外地的行政官员，一名作者指出他不同意这是“东北问题”的起因。“我的观点与当地的乡亲们不同，”他写道，“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一个好人不管他来自哪里都是好人。”[101]不幸的是，这两点在政府那里都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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