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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施复亮，张东荪与北大经济学家樊弘的分歧似乎更多。樊教授在诊断中直来直去，毫不含糊，他为实现社会主义开出的方子也是一样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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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说……我们必须要明白，现代世界上的一切的罪恶都是由有产者剥削无产者阶级而来的。然则将奈之何呢？这当然要涉及政权的更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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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说，我以为，中国如同其他国家一样，亦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革命的路，一条是反动的路。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阶级手中，但叫剥削阶级自动地放弃他们的政权，或自动地限制他们的剥削，予以增进人民的福利。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所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革命的路，在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段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的权利，予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和自由。[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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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教授的希望是中国能够转型成为“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但是他很仔细，特别强调了“自由”这个词。就在这个时候，常有人表达对社会主义中国将变成苏联附庸的担心。很多左派，包括共产党，发现他们在这一点上很容易受到攻击，于是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来否认中国和苏联之间必然有这样的关系。一般的论调是中国必须找到最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改变中国的责任完全担负在中国自己身上。[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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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一个更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源于他们同时信奉社会主义理想和民主主义理想。孙宝毅在1947年张君劢同意让自己的民主社会党加入国民党政府后，与他断绝了关系。孙宝仪批评张君劢过分信奉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张曾经说过，事实上不可能从经济民主——他在这里把经济民主等同于苏联的经济系统——进化到西方实行的政治民主。孙这边辩论道，按照张的定义，从政治民主进化到经济民主同样不可能，因为西方的民主政党全都由资本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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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孙真正反对的，是张的“非此即彼”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需要投票，我们也需要饭碗，孙断言。既然英美和苏联的系统都没有同时给我们这两样，那让我们从每个系统中提取我们想要的，将其余的拒之门外。[117]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毫无疑问赞成如此概括他们的理想。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吸取什么？拒绝什么？怎么吸取？怎么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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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是少有的几个致力于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内在复杂性的人之一，但是他也没有对解决的办法给出直接的回答。在强调计划经济对于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时，他建议平等和自由必须受限制，只能在计划所允许的范围内存在。在一个计划的社会里，生产的所有障碍都被扫除，还需要问自由是否被限制，平等是否被损害吗？他似乎对此也不是特别关注。“至于制定计划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自由和平等”，他写道，“那是计划制定者的事，这里不做细节讨论。”还有一点是他不愿意放弃的。他称之为文化的自由，或者是文化和思想的绝对自由，他将它作为进步的政治系统的保证。一旦文化自由的种子播种下去，他总结道，它就不会停止生长。这将在中国培育自由的传统。[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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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一些见解涉及很多通常与民主相联系的制度，这些见解与他对自由和平等原则的论述是一致的。他辩论道：英美的立宪制政府无法在中国存活。比如不可能举行自由选举，因为会被现有的有权势的党派操纵，谋求自己的利益。他宣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同盟一起代表了国家的所有利益。因此，“当这些党派共同协商，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党派间的事，事实上它意味着真正的民主。”为此，他着力强调了两个概念——妥协和制衡，称它们是实施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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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对这些观点中的一些所见略同的是梁漱溟。他论述到，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英美式的政府无法在中国建立。他坚称竞选从根本上与人们的习俗和行为不兼容，一部民主的宪法绝不可能在中国存在。然而像张一样，梁不愿意完全放弃希望。他建议一组专家能够发明另外形式的不需要选举也不需要有西方式宪法的民主政治系统，以此符合中国的国情。[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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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体上，将对这一主题的见解付诸笔端的大多数人并不像上面几位那样，对中国民主原则和制度的未来抱悲观看法。另一方面，也没有人愿意持“阻碍不过尔尔，没什么可怕的”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谷春帆表达了一个相当典型的观点：虽然对中国来说，民主政治作为政府体制的一种具有缺陷，但这些缺陷是能够被克服的——虽然是逐步地克服。[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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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者，郭叔壬也同意这个观点。郭特别批驳了张东荪和梁漱溟的观点，提醒他们立宪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形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他概述了美国自身在政治发展上所经历的困难：很多州在联邦宪法通过后还是与它有冲突；工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不公，而宪法无力于阻止这种现象；政治和行政部门经常有腐败，选举也时常被操纵。但是诊治办法逐渐才能找到，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很艰难。基于美国经验，他总结道：“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操纵就怀疑体制本身，就放弃将它付诸实施的努力。……这个体制的理想必须成为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部分，从而使这个系统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至于缺陷，我们可以不断地努力克服。”[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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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较之借鉴美国，向英国取经的倾向更明显。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英国工党为中国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最佳范例。它在1946年的成功用事实支持了“西方式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可以同时兼顾的”这个论点。“如果英国工党成功掌权，”储安平写道，“那么世界人民会很清楚实现社会主义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道路。工党一方面推行社会主义政治，但是同时依旧承认人们的自由意志。”[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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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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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樊弘对那些拥护“第三条道路”的“当代教授”的不耐烦是有道理的。这些教授认为剥削者、压迫者和国民党将会自愿改革，并放弃曾经培育他们的体制。但是如果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幼稚的，这些教授在思路上是前后一致的。他们同样相信共产党会接受劝说——像储安平写的那样——“修改它的政策”并放弃在内战中的角色。[124]他们中没有人愿意论证共产党最终或长期的目标根本不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然而正如已经提到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做得成这件事。因此在两头不靠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双方在军事上的胶着被认为能促使双方自愿做出妥协。同样地，这种胶着似乎也为中立派政党的发展壮大并成为第三股力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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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或多或少对在什么样的政治结构中，自由主义者最有可能成为三股力量中的一股达成共识。自由派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1946年1月的政协会议的决议上：建立联合政府。[125]王芸生这样描述政协会议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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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改组政府一项是要领。政治协议的政府改组，因为各党派都参加，是联合性的；用这个政府筹开国大，以制订宪法，然后实施宪政，举行民主大选，所以这个政府也是过渡性的。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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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政府的构想同样让那些对立宪民主在中国的可行性不太乐观的人们感兴趣。张东荪认为联合政府是最符合中国需要的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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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见有些人在那里痛骂，有些人在那里祈祷，除此以外，却未见有什么好法子。其实国民党并不怕骂。同时亦决不接受祈祷。它未尝不想改，不过只是表面上想改头换面，而实质上仍要维持其特殊地位。因此我们主张要想使国民党改变其性质，必须先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四面有监督和压力，乃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改行向善。而这个……唯由联合政府才能实现。可见我们对于国民党与其说是反对它，毋宁说是想救它……无如据我们观察，要革它的命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还没有人能革国民党的命。[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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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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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用吴世昌教授的话来说，原因有许多，而道路只有一条。因此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劝导国民党和共产党尊重政协的决议，在联合政府中鼎力合作。唯一的答案是第三党或此类的集团，用概念来解释就是真正的第三方势力，它以广大人口的支持作为立身之本，支持他们的人反对战争，既不满国民党也不太信任共产党。理由是这样的：如果这群至今还没有被动员起来的多数，它们的力量能够被恰当地引导，将通过某些途径迫使两党放下武器接受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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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说比做容易。在一点上可以达成广泛的共识：民主同盟和其他各小政党，按当时的构成来说，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组成所谓“第三方力量”的现有政党是无法被倚重的，因为，说得客气一点，它们软弱，组织混乱和缺乏力量。没有人反对储安平提出的结论。“我们对民盟的批评，”他写道，“可以总结为两条：‘它天生的软弱及不切实际。’”民盟成员多数“是另一个时代的人”，老派学者，思想家，哲学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政治家。他们的教育背景不同，政治观点和经历各异，唯一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的是对国民党的反对。储得出结论：“民盟甚至都不能被批评为共产党的尾巴。”[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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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的是，这些少数党派的成员，无论是否以自由派自居，都被嘲笑为机会主义者和两个主要党派的爪牙。这些人经常试图将他们的政治活动说得很高尚，说是为了实现理想必须这么做。但是在他们的批评者眼中，他们似乎更迷恋于获取财富、地位和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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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三方力量怎样才能成为一支强大而独立的力量，还有它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张东荪建议这样一支力量应该起到“国共之间桥梁，迫使双方步入正轨，将他们拉到一起，实现他们之间的合作”的作用。但是一位作家质疑，这样的力量来自何方——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力量既不强大也不独立。[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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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个问题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它们自身理想和现状之间的矛盾充分显露出来。因为对于第三方力量怎样形成这一问题，最多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责任和任务。周钟歧教授在谈及这一点的时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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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留下的只有一条可走的路，让中间派来领导革命，实行新政。中间派是什么呢？它就是知识阶级和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他们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他们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主义，领导革命，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只需三十年的时间，这般人必定能安定中国，完成革命的最后一步。……现在中国也是如此，要靠知识阶级的努力。[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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