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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看法。一位作家嘲笑所谓的自由分子的“天真”，说他们“自我欺骗地相信他们具有改革现状的能力”。[131]在对一则传闻——胡适正在计划组织一个政党——的讨论中，另外一个作家很详细地表达了同样的怀疑。[132]储安平自己对此的态度是摇摆的，他似乎想要总结两类人之间的矛盾：一类是认为知识分子能够“救中国”的多数人，一类是认为他们救不了中国的少数人。最完整地阐述他的看法的，是发表于1947年3月的《中国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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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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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在中国时，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分子组织起来；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马歇尔到头还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头脑，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自由思想分子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有各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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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原因，储认为，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特性，还有一些原因是由国民党中国的政治环境造成的。不管他们有多少优点，中国自由主义者——主要是文人——的内在缺点是他们的目光短浅和个人主义。政治需要有远见的个人，为大的方面而奋斗而不是争辩小分歧，需要关心大局的人，只要对政治有利就可以接受合作。政治需要组织和纪律；但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更关心的是权利和理性，而不是权力，所以不容易在他们之中发展有组织的力量。政治同样需要领导人；但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和轻率，很难在自由分子中产生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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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与生俱来的缺点，储还列出了国民党二十年来的统治加诸自由派身上的三个束缚。第一是政治限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政府拒绝切实保障一些基本权利，比如出版、言论、集会自由。第二是经济限制，这是由知识分子群体的穷困造成的。知识分子仅能糊口，缺少政治活动所必要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第三是思想限制，源于国民党二十年来对于教育的干涉。结果是，非但没有在青年中培养出国民党的忠实追随者，而且更重要的，这让他们受到的教育质量偏差。所以很多青年人没有能理性地处理他们的不满，而是被这种不满支配，盲目地转投了极端的右翼和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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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突然地，没有警告地，甚至没有解释的段落，储笔锋一转，接过了马歇尔将军没说完的话题。他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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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而客观地说，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但我们还不能将这种力量的滋长归之于他们的努力。而实系由于时代的使然。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主义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我们说过，今日中国这批自由分子是很散漫的，他们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看不见，抓不着，但其所发生的力量，则深入而能垂久。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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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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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自相矛盾的表述只可能出自绝望。做完这番分析后，储总结：这不是自由主义分子是否愿意起来反抗的问题，而是他们是否有能力这样做。一年之后，民主同盟被解散，民主社会党由于和国民党结盟而丧失了名誉，从那以后，知识分子再也没有前进过。他们依旧为国家的前途“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依旧互相劝诫将负面的批评和绝望转化成积极的行动；依旧提醒他们自己：他们的责任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抛弃学术追求，以拯救国家，将它置于老百姓的管理下。[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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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8年4月“国民大会”期间，这样的劝诫到达了顶峰。3月26日，南京的教授将上面已经列举过的改革提议公开。同样在首都，同一时间，一个“教授国事咨询会”的筹备委员会成立，北方知识分子则组织了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会”。[134]但是没有人看起来很清楚这些团体扮演的角色。它们应该代表“民意”，但是“民意”具体意味着什么，没有人能清楚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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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陷入如此的声名狼藉，以至于没有人甚至严肃考虑过成立一个新政党。《新民报》解释：让一些分散的自由主义者建立一个可以推翻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新政党真的很难。假如这样一个政党选择在政策上向两党中任何一党妥协或让步，它就不能保持中立或独立了。停止内战所需要的力量其实落在“中国人民”身上。因此解决办法为：让自由主义者根据人民的愿望行动，与人民站在一起，寻求人民的支持，代表人们的意愿，那么自由主义者将不用再担心他们的政治影响力。[135]照这种说法，人民的意愿被定位成为一种有机力量，而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寄予厚望成为它的代表。他们结构松散，不强调个人的政治影响，说不定能浮出水面，被共同意志的洪流所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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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们的解决办法抓住了中国古代将公共事务与文人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传统的尾巴，却不可救药地脱离了1948年中国政治的实际。已经没有时间为中国设计一套自由派民主的解决方案了。即使有时间，人们禁不住要怀疑这些知识分子是否能积极地参与其中。《观察》和该时期其他自由派出版物足以证明内战期间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批评和道德劝诫上的成绩。但是，就像储安平和他的同事有时指出的，批评再尖锐，劝诫再有力，都是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实际的解决方法，以及掌握必要资源的人来执行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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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自身的政治信念和所处的政治环境，自由主义者无法影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也就在情理中了。他们手中根本不掌握任何实力决定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并由此决定这场战争结果。遵照法律和传统，这些知识分子是不用服兵役的。在个人意愿上，他们倾向于上海或北平这样与世界接轨的大城市，而不太喜欢缺少文化氛围的中国农村。不管他们有多关心和同情农民的遭遇，他们只能在纸上表达——用所谓的抽象的术语。所以，这些知识分子高谈阔论的问题，解决它们的办法应该掌握在那些不那么在意每天接触战争和乡村生活的人手里。也许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是——这么说恰如其分——智力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自身游离于现实之外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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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最终在1948年的夏天明白了这一点。他在《观察》7月17日的“告别辞”中承认了失败。之所以写“告别辞”是因为有可靠消息称储的杂志将遭遇十天前《新民报》的命运。储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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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愿意坦白地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复可笑！我们愿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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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储教授写了他的告别社论后，《观察》又出了21期。杂志最终在12月底遭禁。但是在这几个月里，很清楚的是：在中国谈论自由主义政治的日子结束了。愤怒和迫切的语调没有了，它们曾在过去两年中让说理类的文章气势如虹。“储安平时代”真的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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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份杂志遭禁之前，上海报纸报道储安平和他的朋友——《大公报》的王芸生纷纷离开这座城市，去向不明。1月份，关于他们去向的谜团被解开——共产党的广播报道了储和王以及很多其他人在解放区石家庄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一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多数曾经不断高呼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做出了相似的决定，他们有的像储安平一样进入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有的只是准备好了给胜者的欢迎辞，等待胜利者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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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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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到知识分子的时候是指任何正在接受或已接受过中学或以上教育或同等学力的人。当引用共产党的原始资料和见解时，应该采用这一定义。在非共产党原始资料中，该称谓的含义较为狭窄。在本章绝大多数地方，“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特指作家、记者、大学教授和教师这些直接参与国家精神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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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96—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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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公报》的香港版直到1948年才复刊，从那以后，它在政治上比起其他的两个版本都要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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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书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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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另一个重要的参考刊物是《时代批评》，在香港发行，主编是张学良的前秘书周鲸文。与《观察》不同，这份杂志刊登了共产党和民盟发言人的文章和声明。但是尽管周鲸文据说当时同情左派，尽管该杂志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之外的英国殖民地发行，《时代批评》的社论和大多数政治评论在基调上与《观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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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书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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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观察》，1948年8月7日，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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