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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上海《前线日报》，194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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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储在这里提到的“危难”不可能指共产党的胜利。他在写到共产党的时候，语气从来不是这样的。另外，当时极少人相信共产党事实上能够打败政府的武装力量。在1946年中期，每个人最害怕的真正危难其实就是内战本身。马歇尔将军的调停努力还在继续，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和平解决的遥不可及。此时以及之后的至少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国民党控制区域，非官方圈子中的作家和记者对内战的评价似乎众口一词，都认为它是花费巨大和希望渺茫的冒险活动，可能会无限期地拖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击败另一方。以上论述将在下面的文字中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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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1946年9月1日，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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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储安平：《论上海民乱》，《观察》，1946年12月14日，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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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世昌：《论党的职业化》，《观察》，1947年3月8日，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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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召开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闭幕的会议，该会议遭到暴力破坏。自由派的民意认为这些右翼分子还应对该会议的被暴力破坏负有责任。很多与会者受到据说是右翼国民党分子雇佣的恶徒的身体袭击。该事件后来经常被作为一个标志，用来说明国民党在面对民众广泛要求和平解决与共产党争端时，妨碍议程的手段。欲了解关于谁对该事件负责的普遍意见，见约翰·F．梅尔比的《天命》，第88—89页。欲了解国民党右翼的版本，见中国劳工运动史编撰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劳工运动史》（全五卷），第四卷，第1585—1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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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欲了解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它所通过决议的破产，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6年，远东中国卷），第1—723页；张君劢：《中国的第三势力》，第142—222页；钱端升：《中国政府与政治》，第317—345、375—381页。会议决议和关于1946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新闻稿见：《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610—621、634—6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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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未署名的信，1948年2月8日（《观察》，1948年3月6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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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信件署名“丁可山”，1948年3月30日，宣化县（《观察》，1948年4月10日，第2页）。关于代表当选但是无法获得选举许可证指的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国民党同意青年党和张君劢的民主社会党加入政府后，分别给予他们300和260个席位。然而一些国民党员未经国民党中央提名，就在本来是其他两党的选区内进行选举。民、青两党只分别赢得70和68个席位，威胁除非得到答应过的席位，否则就要离开大会。国民党因此尝试劝说那些未经国民党中央提名参加选举的代表将他们的席位让出来——但是多数人不愿意。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开幕的1948年3月29日，争执吵闹依旧未得到解决。欲了解选举，见上海《再生》周刊（民社党机关出版），第194期，1947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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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南京，信件署名“许少甫”，1948年4月3日（《观察》，1948年4月10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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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储安平：《国大评论》，《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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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朱自清等：《保障人权》，《观察》，1947年3月8日，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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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同上；北平通讯员：《新五四运动之前夕》，《观察》，1947年3月15日，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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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北平通讯员：《从美军下旗到张今吾被释》，《观察》，1947年5月24日，第17—18页。张在1947年5月1日被捕，并被作为有“共产党员和叛徒”嫌疑的军事犯拘留，通讯记者给李宗仁将军寄了一封公开信（后者是蒋介石北平行营主任）。张于是被保释，此后再没有受到具体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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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储安平谴责查封三家报馆和镇压学生抗议者的手段。《新民晚报》，像其他“新民”系报纸一样，为一群四川企业家所有。在重庆的主管同意开除一些撰稿人员后，《新民晚报》上海晚报版被允许重新出版，这些人员被行政院新闻局指控为撰写“虚假报道”。上海《中央日报》，1947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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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天津当权者施加的审查制度1947年6月1日施行，6月10日撤销，目的在于压制新闻界对正在进行中的全国学生抗议的报道。但是从北平运来的报纸（北平没有审查制度）每天上午十点抵达天津，在主要街道大量出售（《观察》，1947年6月28日，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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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周绶章：《疯狂了的中国》，《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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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葛思恩：《新闻自由的低潮》，《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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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梁漱溟、周新民：《李闻案调查报告书》。该报告提供了围绕凶杀案事件的细节复原，同样有趣的对调查本身的描述，以及昆明当局在调查过程中设置的每一个障碍。两名警备司令部总部的下级官员因为谋杀闻一多被判处死刑。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被免职。关于李和闻的一些传记信息见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人民英烈》，郭沫若撰写前言。欲知云南当时的政治形势，见第三章中“一二·一运动”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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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欲了解信件及90名签字教授的姓名，见《观察》，1948年5月1日，第2页。欲了解袁翰青3月份在北大学生会议上的演讲，见：《知识青年的道路》，《时代批评》，1948年5月15日，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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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储安平：《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观察》，1948年5月1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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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有关国立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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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这类矛盾的一个例子是教育部曾下令让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取消国际法和发掘课程。见：上海《大公报》，1947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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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国立浙江大学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参见《浙大文院革新运动详记》，《观察》，1948年6月12日，第16—17页。另一个例子是第三章中提到的：1947年春，教育部决定取消交通大学设置的一些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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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上海《大公报》，1947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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