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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南京《新民报》，1948年4月8日和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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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来自南京版《新民报》1948年4月11日和5月7日的两篇社论。这份报纸由于触犯了《新闻法》第21条在7月8日被永久停刊。第21条规定，出版物不得扰乱公共秩序和损害国家利益。该报纸被控告散播共产党的宣传，损害政府威信，以及批评政府在共产党武装夺取开封后对该地狂轰滥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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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第二部分 共产党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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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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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亲身经历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统治给人们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公众以各种公开的形式对政府表达不满，各地频繁发生学生示威、劳资纠纷、抢米风潮、市民动乱、农民暴动，知识界不断地对政府进行严厉批判。学生、工人、商人、企业家、金融家和农民公然违反中央政府及其地方代表发出的公告和命令。自由媒体和学术界对政府进行了公开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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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者眼中，国民党本来是可以挽救自己的命运的，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不断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它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这么做。因此，当国民党执着于它认为对自己的生存最重要的目标——在军事上击败中国共产党时，所有社会群体都出于各自的理由，以自己的方式停止支持或配合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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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样，仍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公众不再支持和忠于国民党了，但这种支持和忠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共产党那里？只要考察城市居民的一个群体——自由知识分子，这一问题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正如我们曾经提到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更愿意把共产党当作联合政府中国民党的一个合作伙伴。自由知识分子公开表示组建两党的联合政府要好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尽管如此，如果第三章中对学生的意见调查具有参考价值的话，只有一小部分人赞成由共产党单独统治国家。这一表面的矛盾背后的考虑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如此明显地对国民党政权表示失望的群体，对它的主要对手共产党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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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写作和出版受到了当局的严格限制，他们无法公开和持续地讨论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最终获得政权的情况。但对共产党偶尔的评估和评价，尤其是批评意见，是允许发表的。以下是国统区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意见的汇总。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介绍共产党是如何解决导致国民党失去民众支持的一系列问题的，这里的总结可以让读者对共产党的做法有一个初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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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批评。首先，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自然更熟悉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表现，而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其次，知识分子认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要为当前的政治局势负责，政府仍然有能力进行自身的改革和结束战争，因此，他们将国民党政府作为主要批评对象，希望说服当局采取上述行动。相比之下，共产党并没有得到同等的重视，仅仅被视作一个尚不拥有任何国家权力的反对党。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可能既源于自由媒体所受的政治限制，也源于他们自身的政治偏见。不可否认，他们对共产党的许多评论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做出的，尽管如此，这些评论仍是真诚的，并且在所有方面都是与他们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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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政府的态度一样，自由知识分子关于共产党的讨论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共产党在它控制的地区或短暂控制地区的表现；以及共产党统治的方式。国民党政府的表现已经证明，它在这两方面表现都很糟糕。在自由主义者的“考评表”中，共产党只有一项是不合格的。对共产党的一些主要政策，自由主义者既有正面的评价，也有褒贬不一的不同意见。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治生活的看法普遍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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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储安平简要地总结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观点。储承认，他自己从来没有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生活过，许多关于共产党表现出色的消息都是曾在解放区待过的人告诉他的。他还认为，从经济方面来看，共产党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在他看来，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共产党政治行动的方法。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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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虽然中共如今大声嚷嚷着它的“民主”，但我们只想知道，就中共的基本精神而言，它是否真的不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因为从它们的统治精神来说，共产党与法西斯并无多大区别。两者都想通过严格的组织来控制民众的意愿。在今日中国的政治斗争中，中共鼓励每一个人都站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从中共的真正精神说来，中共倡导的也是“党主”，肯定不是“民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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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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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其实施情况而言，吸引最多关注和得到最正面评价的几乎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战争有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知识界拒绝支持政府进行战争，原因之一是民众为战争承担了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对农民横征暴敛，政府低价购粮借粮，官员投机，征兵腐败，军队纪律涣散，抢夺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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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者眼中，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并非完全无可指责。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认识到，无论人民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多么大的苦难，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政府——仍然设法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增强了它在农民中的力量。当国民党官员和他们在农村的同盟者继续利用战争为自己谋取私利时，共产党则通过战争在农村取得了更为广泛的民众支持。[2]自由主义作家将共产党的成功归功于以下几点：合理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确保这些政策得以实施的相对高效的行政能力和廉洁；以及共产党军队严格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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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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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五章提到的，“二战”之后，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缺陷已经广为人知并被广泛讨论了。同样为人们所知但并没有被广泛讨论的是，共产党十分有效地利用了政府犯下的错误。国民党的东北收复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强化和扩大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总而言之，为实现这一目的，国民党采取了许多措施。政府将东北三省划分为9个行政单位，但几乎所有的高层职位都由外省人担任。由于仍对东北军队持有怀疑，在1946年苏联人撤走后，政府没有让东北军队参与接收。政府在当地的同盟者包括地主和其他曾和日本人合作过的人——他们是唯一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支持在东北仍有极高威望的少帅张学良的人。在1946年末或1947年初，在十年前的西安事变中被捕的张少帅被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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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批评政府的自由主义者的说法，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些措施引起的普遍不满。共产党意识到，绝不能和中央政府一样，对东北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共产党尽可能地安排东北本地人担任政治和军事职务。曾由张作霖和张学良统领过的残存的老东北军中的大部分人都转投了共产党，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共产党对他们表示欢迎，允许他们作为一支非共产党军事力量保持独立的身份，但必须接受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指挥。张学思被委以重任，他同时担任了辽宁省省长和东北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当时共产党控制的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副主席的职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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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的共产党军队中，本地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到1946年年中，被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的林彪部队总人数已经达到大约30万人。这支部队包括三股力量。第一支是由周保中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1938年日本入侵东北后遭受了严重损失。从1940年到1945年，抗日联军的幸存者大部分转入了地下活动。仅有几个小分队在他们藏身的山区继续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还有一些人被捕入狱，一直被关押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残余的地下人员和监狱里的幸存者重新组织起来，与苏联军队进行了合作。到1946年年中，经过重新命名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的人数到达了15万左右，其主要构成是东北本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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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自治军是林彪东北部队的第二股军事力量。这支部队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华北由张学思领导的老东北军。1938年后，这支部队开始游击战，与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区以及晋察冀交界处的共产党进行了合作。1945年，当这支部队离开华北，向东北进发时，它的人数只有3000左右。然而，部队回到东北后，许多以前的同志重返了队伍。到1946年年中，据估计，这支部队的人数到达了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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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共产党军队的第三股力量是八路军，它实际上由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组成。在1945年10月和11月，这些部队——其中一些由东北将领指挥——从山东（乘坐舢板）、热河、河北、绥远（依靠步行）转移到了东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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