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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受到批评。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成为中央政府反共宣传的一个主要特点。反共宣传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1945—1946年期间苏联军队对东北的占领、他们在当地的劣行以及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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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协定》[30]，苏联在1945年8月9日对日本宣战。当日本在8月14日投降时，苏联军队已经进入了中国东北。同一天，苏联和中国政府宣布两国之间达成了友好同盟条约。据称，斯大林在谈判时向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保证，苏联军队会在日本投降后的三个月内撤出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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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由于苏联人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农村处于无人控制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它最大程度地利用了1945年8月中旬到11月中旬这段时期。在此期间，在苏联占领军的默许——即使不是积极配合——下，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了东北。当然，苏联军队实际上不可能阻止共产党对东北的渗透——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意愿——而且他们很明显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苏联人在许多地方采取了拖延战术，极大地延缓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向东北运输部队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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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联人按约定于1945年11月撤离，这意味着他们占领的地区会立刻被共产党接管。因此，国民党政府同苏联进行了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苏联人同意延长驻军时间，并允许美国帮助国民政府把军队运送到东北的各大城市。苏联撤军的新日期被设立为1946年1月3日。到1月3日，在中国政府的同意下，撤军期限第三次被推迟。直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还没有完全从东北撤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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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东北的“危机”日益恶化之时，国民党政府，或至少是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发起了一场反对所谓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宣传活动。苏联人受到的另一项指控是，他们将东北所有工矿企业的物资、设备、机器拆下后运回国内。这原本是从战败国那里获得战争赔偿的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法，但问题在于，原日占区的所有物资设备的所有权应为中国政府所有。到1946年2月，随着《雅尔塔协定》全文的公布，以及国民政府派往东北接收抚顺煤矿的特使张莘夫被杀，民众对苏联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这名特使和他的随员是在苏联军队驻扎的地区被人强行拖下火车，然后被害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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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不满的并不仅仅是国民党和政府官员。公众尤其对《雅尔塔协定》的条款感到震惊，这些条款赋予了苏联许多特权，而这些特权正是“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联政府严厉谴责过的。除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重庆）、左翼的《文汇报》（上海）和苏联支持的《时代日报》（上海），全国所有媒体都对美国和英国如此容易地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牺牲中国的领土完整，表达了强烈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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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14所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举行了罢课，要求政府维护中国的主权。2月18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共同起草了一封致美国和英国的抗议信。2月19日，南京中央临时学院的3000名学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敦促苏联军队撤出东北，并对《雅尔塔协定》表示反对。在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的所有学生团体都决定罢课来表示抗议。[33]2月22日，上海学生总会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和其他学校的超过200名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新的“上海学生保卫主权联合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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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群游行的“学生”攻击了《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办事处——这一行动显然是国民党的右翼分子煽动的——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学术界的反苏运动突然停止了。[35]2月26日，上海临时大学的学生团体决定取消原本计划好的罢课，理由是“这次罢课完全是由一些不怀好意的挑拨者煽动的，而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学生作为工具”。上海学生保卫主权联合会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所有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被取消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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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东北问题最初的自发反应仍然清楚地展现出，一旦人民认为国家主权遭到了侵犯，他们将产生多么强烈的反对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共产党也无法逃避公众的谴责。在一篇充满了激烈反苏言论的社论中，《大公报》直接对共产党表达了同样的愤怒。这篇社论提出，既然政府军队在东北遇到了如此巨大的困难和阻力，那么，我们想要知道，中国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如此容易地进入东北。[37]自由立场的《新民报》坚持认为，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争端——共产党要求保留解放区的自治权——完全是中国的国内事务，外国无权干涉。中央政府不应以东北问题为借口，拒绝考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的民主议题。同样，共产党也不能将它对苏联的支持归结到“为了公众的利益”这种理由上。该报总结道，无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政治理念有多么一致，这种一致性仍然要服从国家利益。[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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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愿批评苏联，中国共产党处于明显的被动地位。作为回应，共产党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试图说明爱国主义和“盲目排外”的区别。他们将反苏运动比作由反动分子煽动和政府操纵的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共产党在重庆的党报声称，这一运动的目的并不是保护中国，而是让民众盲目地敌视其他国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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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的记者向林彪的参谋长伍修权询问苏联军队从东北拆除机器设备的情况，伍的答复是他对此毫不知情。[40]共产党还提醒他们的批评者，在日本人占领的14年间，和东北人民并肩战斗的是共产党人，国民党军队从未在东北向敌人开过一枪。一篇报道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官员回来之后，他们所做的只是尽量为自己捞取好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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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在沈阳的记者证实后一则报道的真实性，但他也指出，共产党的声望因为它和苏联的关系也受到了严重损害。他写道：“那些帮助外国人将物资和设备从东北运走的人给人们留下了极坏的印象。”[42]但无论人们当时的印象有多么糟糕，在苏联军队撤走之后，这一议题激起的人们对共产党的反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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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私下里仍有许多批评意见，不时有人暗示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势力的关系过于密切。一名“国民大会”代表的意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名代表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说要实施三民主义，但国民党只愿意实行前一半原则，共产党则愿意实行后一半原则。因此，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人民都只能得到“民半主义”——三民主义的一半。共产党忘记了民族主义，国民党则忽略了民生主义。而两党在民主建设上都只完成了不到一半的工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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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民族主义议题在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中如此重要，有时国民党本身也会因这一问题而遭受批评，自由作家开始回避这一话题。在一些对共产党私下批评的同时，还存在另一种同样重要的观点，即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中国政党，不可能真的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苏联人从东北撤走之后，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当时人们最为关心的民主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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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统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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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有怎样的看法，毫无疑问，他们是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的。如果说自由人士对国民党的政治独裁感到不满，共产党也没能免于批评。大部分作家同时对国共两党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都在实行一党统治，违反了民主原则。事实上，这一批评是自由主义者如此急切地希望两党组成联合政府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或许是他们希望内战尽快结束。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联合政府中，两党才能相互制约，避免权力的滥用。只有这样，国共双方才可能从特殊的“革命型”组织转变成更符合自由原则的普通政党。因此，自由主义者希望共产党能参加联合政府，对完全由共产党主导的政府则明显地缺乏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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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治生活几乎都没有直接的体验，他们对共产党的具体批评明显要少于对国民党的批评。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反对的力度。他们反对共产党在解放区不可挑战的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个人自由，特别是对不同政治意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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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国民党公务员有过这样一段较为宽容的评论。“我觉得国民党的民主是没有实际内容的民主形式，”他写道，“共产党的民主是由党控制的民主。”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很少看到官僚和地方恶霸；所有人都能在公开大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及某种程度上平等的实现。他认为，解放区的确存在某种形式的民主。然而，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所实行民主的态度要严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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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东荪愿意放弃很大一部分自由以及民主中的其他一些内容，他声称：“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认为它过于强大的组织无法适应一个民主国家。”[44]周钟歧教授指出，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主张首先实现三民主义，共产党还坚持认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后，共产主义将是国家唯一的目标。但周教授提出质疑，人民想要的是三民主义，完全把这项工作交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冒险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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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家试图解释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会如此不信任。“有人说，”他写道，“在反对封建主义时，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目标是一致的。的确，在摧毁旧中国的问题上，今天的学生和共产党的愿望是相同的，学生有时会同情共产党。但这种同情并不等同于支持。在关于未来新中国建设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存在很大的分歧。因为共产党更加重视群众而不是个人。”他总结道，为此共产党宣传的民主和国民党的民主受到了同样多的质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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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批评》的一篇社论说得更加明确。这篇文章谴责右翼团体侵犯公民自由，同时对左派人士也提出了批评：“他们（左派人士）对任何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言论或行动都表示赞赏。而共产党无论说什么和做什么都被看作是正当和合理的，持不同意见的人会遭到清算，被称为反动派、帮凶、走狗、国民党特务，等等。所有持异见者都会被归类为‘共产党的批评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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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很多人的观点并不像这篇社论这样公正和客观。当时更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国民党在某一方面表现不好，共产党只会更糟。杨人楩教授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一旦共产党控制了国家，由于共产党本身的纪律和共产党干部的“左倾幼稚病”，人民的意志将无法自由表达。他声称，共产党在根本上是否认自由的，并且共产党对人民的干涉甚至比国民党还要严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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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家断言，他们（共产党）的民主观念和我们的完全不同。他指出，即使在解放区没有正式的新闻审查制度，共产党仍然实行了比中央政府更严格的新闻控制。[49]南京《新民报》的编辑周绶章指责共产党领导人用铁的纪律对整个党进行控制。他进一步指出，更糟糕的是，政治领袖毛泽东已经成了文学和艺术的仲裁者。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成了作家和艺术家的最高创作原则。周讲述了他曾听说过的一则消息，延安的一些作家曾产生过和毛不同的观点，但他们被要求按照所谓“政治正确”的原则继续自己的创作。[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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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对此发表了最坦率的看法——他对所有问题都直言不讳。他指出，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他要求共产党在这一点上给出合理的解释。他接着说，尽管自由知识分子深受英美传统的影响，他们仍然会批评英国和美国。“但是我们从未听到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过左翼的报纸批评毛泽东和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圣中之圣，竟无可以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他总结道：“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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