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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的记者向林彪的参谋长伍修权询问苏联军队从东北拆除机器设备的情况，伍的答复是他对此毫不知情。[40]共产党还提醒他们的批评者，在日本人占领的14年间，和东北人民并肩战斗的是共产党人，国民党军队从未在东北向敌人开过一枪。一篇报道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官员回来之后，他们所做的只是尽量为自己捞取好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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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在沈阳的记者证实后一则报道的真实性，但他也指出，共产党的声望因为它和苏联的关系也受到了严重损害。他写道：“那些帮助外国人将物资和设备从东北运走的人给人们留下了极坏的印象。”[42]但无论人们当时的印象有多么糟糕，在苏联军队撤走之后，这一议题激起的人们对共产党的反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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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私下里仍有许多批评意见，不时有人暗示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势力的关系过于密切。一名“国民大会”代表的意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名代表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说要实施三民主义，但国民党只愿意实行前一半原则，共产党则愿意实行后一半原则。因此，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人民都只能得到“民半主义”——三民主义的一半。共产党忘记了民族主义，国民党则忽略了民生主义。而两党在民主建设上都只完成了不到一半的工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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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民族主义议题在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中如此重要，有时国民党本身也会因这一问题而遭受批评，自由作家开始回避这一话题。在一些对共产党私下批评的同时，还存在另一种同样重要的观点，即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中国政党，不可能真的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苏联人从东北撤走之后，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当时人们最为关心的民主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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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统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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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有怎样的看法，毫无疑问，他们是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的。如果说自由人士对国民党的政治独裁感到不满，共产党也没能免于批评。大部分作家同时对国共两党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都在实行一党统治，违反了民主原则。事实上，这一批评是自由主义者如此急切地希望两党组成联合政府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或许是他们希望内战尽快结束。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联合政府中，两党才能相互制约，避免权力的滥用。只有这样，国共双方才可能从特殊的“革命型”组织转变成更符合自由原则的普通政党。因此，自由主义者希望共产党能参加联合政府，对完全由共产党主导的政府则明显地缺乏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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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治生活几乎都没有直接的体验，他们对共产党的具体批评明显要少于对国民党的批评。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反对的力度。他们反对共产党在解放区不可挑战的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个人自由，特别是对不同政治意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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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国民党公务员有过这样一段较为宽容的评论。“我觉得国民党的民主是没有实际内容的民主形式，”他写道，“共产党的民主是由党控制的民主。”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很少看到官僚和地方恶霸；所有人都能在公开大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及某种程度上平等的实现。他认为，解放区的确存在某种形式的民主。然而，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所实行民主的态度要严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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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东荪愿意放弃很大一部分自由以及民主中的其他一些内容，他声称：“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认为它过于强大的组织无法适应一个民主国家。”[44]周钟歧教授指出，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主张首先实现三民主义，共产党还坚持认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后，共产主义将是国家唯一的目标。但周教授提出质疑，人民想要的是三民主义，完全把这项工作交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冒险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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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家试图解释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会如此不信任。“有人说，”他写道，“在反对封建主义时，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目标是一致的。的确，在摧毁旧中国的问题上，今天的学生和共产党的愿望是相同的，学生有时会同情共产党。但这种同情并不等同于支持。在关于未来新中国建设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存在很大的分歧。因为共产党更加重视群众而不是个人。”他总结道，为此共产党宣传的民主和国民党的民主受到了同样多的质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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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批评》的一篇社论说得更加明确。这篇文章谴责右翼团体侵犯公民自由，同时对左派人士也提出了批评：“他们（左派人士）对任何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言论或行动都表示赞赏。而共产党无论说什么和做什么都被看作是正当和合理的，持不同意见的人会遭到清算，被称为反动派、帮凶、走狗、国民党特务，等等。所有持异见者都会被归类为‘共产党的批评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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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很多人的观点并不像这篇社论这样公正和客观。当时更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国民党在某一方面表现不好，共产党只会更糟。杨人楩教授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一旦共产党控制了国家，由于共产党本身的纪律和共产党干部的“左倾幼稚病”，人民的意志将无法自由表达。他声称，共产党在根本上是否认自由的，并且共产党对人民的干涉甚至比国民党还要严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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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家断言，他们（共产党）的民主观念和我们的完全不同。他指出，即使在解放区没有正式的新闻审查制度，共产党仍然实行了比中央政府更严格的新闻控制。[49]南京《新民报》的编辑周绶章指责共产党领导人用铁的纪律对整个党进行控制。他进一步指出，更糟糕的是，政治领袖毛泽东已经成了文学和艺术的仲裁者。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成了作家和艺术家的最高创作原则。周讲述了他曾听说过的一则消息，延安的一些作家曾产生过和毛不同的观点，但他们被要求按照所谓“政治正确”的原则继续自己的创作。[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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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对此发表了最坦率的看法——他对所有问题都直言不讳。他指出，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他要求共产党在这一点上给出合理的解释。他接着说，尽管自由知识分子深受英美传统的影响，他们仍然会批评英国和美国。“但是我们从未听到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过左翼的报纸批评毛泽东和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圣中之圣，竟无可以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他总结道：“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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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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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1948年末和1949年，像储安平和王芸生这样终于决定前往解放区，或像张东荪这样继续在大学任职对胜利者表示欢迎的自由知识分子，究竟是怎样想的呢？这些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的疑虑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都不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他们也不欢迎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事实上，他们一直主张自由主义，极力反对一党的统治。直到所有向自由让步的希望都破灭后，他们才投向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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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希望新政权做出怎样的妥协？他们又预期自己会面对政府怎样的妥协？他们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可以从他们对两件事的论述中找到答案。第一件事是他们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概念和共产党对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反应。第二件事是知识分子普遍承认，某种形式的妥协对摧毁旧社会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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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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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内战期间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这篇文章为共产党政策和意识形态提供了思想基础。由于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时期的宽容精神，毛泽东的著作得以公开出版，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知识分子也由此了解了毛泽东关于民主的看法。知识分子还意识到，不仅他们对共产党怀有疑虑，共产党对他们同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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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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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中提到的，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了一篇评论知识分子的文章，在此后的10年里，这篇文章代表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并被频繁地引用和重印。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依据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生活水平和政治观点，将他们归类为小资产阶级。毛警告说，因为小资产阶级固有的个人主义、不切实际、优柔寡断的缺点，有些知识分子会退出革命，或变得消极，甚至敌视革命。他进一步提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但同时他也指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警觉的，对中国的现状感到不满，并且时刻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中。因此他们能发挥重要的革命先锋作用，将群众与革命的主要力量联系起来。为支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列举了20世纪以来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积极表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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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观点包含在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总体概述中。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远期的目标，只有在摧毁旧的封建社会并一定程度地发展三民主义之后，这一目标才能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其他成员一起构成了新的过渡社会的“基本力量”。新的政府将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所有反帝反封建阶级组成的联合政府。新社会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发展混合经济以及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整个新系统被称为“新民主主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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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日本的战败做好了准备。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再次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并将它作为党今后计划和任务的基础。“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写道，“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他指出，一些人对此抱有疑虑，他们担心，一旦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会和苏联一样，立即放弃它所宣称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毛泽东试图消除这种担心，他宣布：“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毛认为，与苏联的情况不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家制度适合于中国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一个长时期中，”将继续存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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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共产党战后的基本政策方针是团结、民主、和平，以及建立一个由联合政府领导的新中国。毛泽东呼吁立刻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组建新的联合政府——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联盟，该联盟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毛要求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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