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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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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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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们仍不清楚究竟有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实际上了解新民主主义，特别是新民主主义将对他们产生的具体影响。本节将对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至1949年期间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更系统的阐述，其依据将不仅仅限于自由主义者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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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毛泽东警告党员，对知识分子的信任要保留在一定限度之内。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毛反对采取“冒险政策”。他指出，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是真正顽固的反革命分子。相反，对待知识分子，共产党“必须采取慎重态度”，要“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56]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内战期间，不仅有许多教师和学生从解放区来到国统区，也几乎有同样多的师生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57]根据《观察》的一名记者从江苏南部发回的报道，共产党在这一地区最大的失误是他们对待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错误政策，因此“这些人纷纷逃离了新四军控制的地区”。[58]同样，吴世昌承认，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不信任是他反对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不信任导致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数量始终“极为有限”。[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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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国统区逃到解放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得到了周详细心的照顾。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不同，无论有多少人从他们占领的地区逃走，共产党从来没有将接待那些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视作一种政治包袱。通过报纸社论、电台宣传，以及许多毫无疑问更加隐蔽的方法，共产党表示他们欢迎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不仅如此，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印证了他们的承诺。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能在解放区免费住宿和学习，有时甚至能领到免费的衣物、毛毯和其他生活必需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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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延安电台声称，华中、华北的大学和中学虽然不是学习的理想场所，但已经有数千名学生从上海、北平、天津和其他国民党控制的城市来到了这里。据说超过300名学生从北平和天津来到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日本投降后，几百名学生离开上海，来到苏北的共产党学校上课。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因为对中央政府对留在日占区的所谓“傀儡学生”的歧视政策极度失望，才来到解放区。[61]到1946年8月，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总共建立了14所大学和技术学校，学生总人数达到了6225名，其中许多人都来自国民党统治区。[62]共产党积极鼓励国统区的教授和讲师前往解放区，并让他们在解放区的学校中担任行政和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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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直到1947年底，在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一场广泛的克服“左”倾错误的运动之前，共产党试图团结和再教育知识分子的做法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担心。1948年1月，正是在这一时期反“左”倾运动的背景下，毛泽东发表了他反对对知识分子采取“冒险政策”的讲话。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纠正土地改革运动以及新的城市政策中的某些问题。[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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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948年1月，任弼时发表了有关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在这段被人广泛引用的评论中，他还提到了知识分子问题。任的观点和毛泽东基本相同，但他还特别提到了出自地主和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任指出，不能仅仅因为我们要摧毁封建主义，就拒绝所有与封建制度有关联的知识分子。很多学生，包括一些出自地主和富农家庭的学生，都支持革命，而且并不反对土地改革。他们逐渐意识到，土地改革是他们想要的民主的基本要素。任继续说道，不仅如此，在三到五年内，革命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国家需要大量的医生、农学家、会计员、各方面的专家、教师，以及铁路工程师。培养这样的专业人员需要许多年，他们正是目前的解放区所急缺的。任强调使用现有人才的必要性，但同时也要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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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15日中共东北局发布的第一份针对知识分子的地区性指令明显反映了这段时期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安抚态度。和共产党其他同类型文件一样，这份指令一开始就强调，知识分子可能对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尽管他们有许多固有缺点。然而，在东北知识分子的处理问题上，仍然出现了两方面的失误。一方面，没有对那些日据时期的行政机关、工厂、矿山的管理人员以及得到新的共产党政府许可、继续任职的人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一些干部仍然坚持“贫雇农方针”。他们不仅将这一方针错误地应用到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还将它机械地照搬到学校和机关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仅仅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而遭到了歧视和不公正对待。[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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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纠正上述错误，东北局发布了七点指令。为了根除地主和富农思想、腐败以及官僚主义，中共所有单位和组织仍然会对其成员的阶级出身、思想、态度和工作作风进行调查。但“指令”规定，不应仅仅根据阶级出身而简单地判断一个人。有必要对来自地主和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进行调查和改造，但只要他们工作称职、不反对土地改革，就应该允许他们继续工作。而且，如果地主和富农的亲属具有进步思想，并愿意接受再教育，他们有资格进入干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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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还规定，普通中学的学生需要参加思想改造计划，但中学不应拒绝招收地主和富农的子女——当时，在地区党组织控制的一些学校，的确有拒绝地主和富农子女入学的情况发生。不能因为阶级出身而解雇教师，除非他们反对土地改革或进行反革命活动。同样地，除了少数反革命分子之外，所有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只要承认过去的错误，都应该被允许继续原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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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知识分子被允许担任几乎所有县和县级以上的公共机构和政府单位的工作，但他们仍然不能进入乡村级别的政府机关和农民协会——他们暂时被这两个部门排除在外。[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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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东召开的“五四”青年会议上，夏征农同志试图对暂时禁止知识分子参加区和乡一级的工作进行解释，并向青年表达了歉意。他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刚好处于最关键的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家庭曾经或现在正是斗争的对象。如果我们让他们直接参与相关的工作，许多政策或许不会得到正确实施。他继续对年轻听众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你们。只要你们理解，个别的家庭被斗争是为了全国人民更大的利益，只要你们坚定地支持土地改革并且不反对它，党和民主政府就仍然需要你们。[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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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8年秋，共产党在军事上出人意料的迅速成功给它带来一个新的难题，即它必须补充包括军事、行政、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大量基层干部。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安抚态度因此变得更加明确而坚定了。中共中央局于1948年9月29日颁布的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指令充分反映了这种安抚政策。指令一开始就指出，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资源，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我们抱有疑虑。这部分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宣传，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过去不重视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作以及我们政策上的错误造成的。为了消除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他们的缺点，共产党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教育和思想改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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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各级党政机关利用会议、文学活动、报纸、官方声明、通知、小册子、漫画等方式宣传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试图打消他们的疑虑。此外，共产党还开办了针对教师和学生的各种短期课程和培训班。这类课程一般持续三到四个月，内容以时事、中国革命的问题以及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为主。在进行这种培训时，当地干部要特别注意四点。首先，在各类培训班和干部学校中，不遵守纪律和散漫的态度是不允许出现的，自由主义与特殊主义也是必须避免的。第二，刚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会在食物、衣服和学习材料上受到优待。但负责培训工作的干部必须保持朴素的生活作风，以身作则，给知识分子以良好的影响。第三，要通过自由民主的工作作风使知识分子大胆地说出他们的疑虑和担心。第四，在短期课程班中，主要依靠讨论会、辩论、墙报和各种形式的群众活动来解决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具体来说，在新解放的地区，对待知识分子时，应避免使用“三查”“整风”“审干”等办法。[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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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最后总结到，由于这些学生和教师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了很长时间，在他们中不可避免会混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但一般的国民党党员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成员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机会而被迫入党入团的，他们并不坚决反对革命，对待他们时，不应和非党团成员有所区别。应该允许他们参加学习，一旦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基本了解，他们的疑虑就会消除或至少会有所降低，应该根据他们的实际能力，把他们安排到各个机构最需要他们的岗位上。[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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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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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知识分子抱有疑虑，共产党显然还是为知识分子留下了位置，没有将他们排除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生活之外。但从对他们作品的分析来看，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他们将要接受的“改造和再教育”并不抱有太大的热情——无论它最初可能以多么简单和浅显的形式进行。他们对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计划的远景不抱任何幻想。许多人甚至批评它是一个骗局，因为它只强调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故意对此后的情况含糊其辞。“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位作家写道，“也没有放弃任何其他主张。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只是一种策略。因此，无论共产党鼓吹怎样的民主，它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民主政党。”[70]人们的一致看法是，不论共产党当前的计划是什么，它的长期目标都是将中国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共产党之所以没有现在就那么做，因为他们还有一些顾虑，其中的一点是时机和“客观条件”还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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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希望共产党加入一个联合政府。他承认，中国共产党从未隐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党也从不讳言，中国又必须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但我自己和他们谈过，”张写道，“他们说，只有他们的儿子或孙子才能活着见到这一天。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现在，而是将来的问题。”“谁又能预测，50年或60年之后，革命的客观条件就一定能成熟呢？”他继续写道，“或许到那时，人们会有充足的食物，生活水平会有极大的提高，每个家庭都能自给自足。”他总结道，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推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他们言出必行，而新民主主义正是他们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因此没有必要害怕共产党著名的“未来革命理论”。[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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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复亮是另一个持有同样观点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此时并不打算实现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因为条件并未成熟。现在他们最想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他特别提到了共产党对联合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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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只是一个诡计，一旦时机合适，中共就会推行苏维埃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不敢说他们不会，也不敢说这不可能，但“一旦时机合适”是一个客观的问题。……或许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我们将会从新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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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结道，无论如何，现在任何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不需要担心共产主义的威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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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从知道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或许张东荪和施复亮的话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也或许代表了更多的人。此外，还有另一种考虑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愿意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尽管人们对共产党曾在解放区使用的一些方式还存在着担心。有种观点认为，为了给一个进步的新社会奠定基础，有必要至少暂时牺牲某些自由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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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些自由主义者持有这一观点。毫不奇怪，那些钦佩共产党在某些方面表现的人也持有相同的意见。其中包括我们前文中提到的国民党公务员，他认为或许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共产党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民主，因为他们消灭了当地恶霸并且使农民有了“在大会中代表自己发言”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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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赞成这一观点的学生对杨人楩教授——他曾强调过自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之间的疏离感——提出批评。这名学生写道：的确，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难以接受共产党的暴力方式，他们极其重视个人的自由发展。自由主义者也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感，他们痛恨中国社会中固有的不平等。自由主义者重视自由，共产党强调平等，这种社会正义感至少可以暂时缓解他们之间的矛盾。特别应考虑到，共产党本身的成员大部分都来自中产阶级，因此他们实际上愿意接受自由主义者的善意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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