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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农仅靠微薄的盈余维生，这一指令的潜在矛盾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由于强调中农本身的“弱点”，以及让贫农获得实际的利益，滥用或违反最后一条规定的情况十分常见。该指令指出，在没有地主的村子，干部最初关注的是农业生产。当他们发现贫农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后，就将目光转向了拥有生产资料的中农。[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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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指令中想要达到的目标相互冲突，很难指望问题能够自动解决。1945年5月，党的另一份通讯指出：“最近……对中农的惩罚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并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农的恐惧甚至‘传染’到贫雇农身上，发展生产和巩固我们的工作变得尤为困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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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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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底，日本人入侵山东之后，共产党立刻在当地展开了游击战争。早在1939年，乡一级的行政和政治机构就在由共产党以及当地盟友控制的几个相对稳固的地区组建起来。不久，在这些虽然孤立，但不断扩大的根据地周围建立了县、几个县以及区一级的机构。共产党逐渐掌握了山东省抗日运动的主导权，并创立了上面提到的5个军事行政区。[61]共产党山东分局召开了多次全省代表工作会议（同时也是山东省的临时性协商会议和战时行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40年举行），会议达成了若干全省范围的政治协调。然而，在1945年之前，各地方“政治权力组织”一直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省政府，这表明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共产党在山东的军事和政治基础并不十分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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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日本人第一次停止了在山东省内的攻势作战，开始“清扫后方”。“清扫”的目的是巩固已占领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和交通线、占领二级城市和大的村庄、基本清除游击队的抵抗。这一阶段，亲国民党的游击队在与共产党争夺抗日运动的主导权，甚至有时会配合日本人的“扫荡”行动，打击共产党军队。尽管遭受了最初的损失，在1939—1940年的“扫荡”之后，共产党部队仍然能够扩大根据地。但从1941年冬天起，日本人加大了“扫荡”的力度，并采取野蛮的“三光”政策。到1943年底，日伪军已经从亲共产党的部队手中夺取了鲁中区根据地的400个重要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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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份战时工作小结，在1943年，共产党鲁中区根据地这一处地方就遭受了9次大规模“扫荡”以及数次小规模的攻击。在1943年，根据地有137天，或者说全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进行军事斗争，这极大影响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在这段时期，一些政治组织设法“保持其存在”，生存了下来，但更多的组织被摧毁了。然而，1943年是日本人军事活动的顶点，共产党军队很快就弥补了他们的损失。从1943年7月起，山东中部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开始反击。到1945年年中，共产党军队收复了所有丢失地区，鲁中区行署控制的范围已经超过了它1942年成立时控制的地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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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租 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减租减息在山东根据地仅仅是一个宣传口号。一些地区在1940—1941年间曾试图推行这一政策，但收效甚微。在1942年春天，召开了一次全省战时工作会议，讨论减租政策在各地的实施。随后出现了和其他地方几乎完全一样的情况。这一年，条件允许的根据地纷纷开始实行减租政策。山东土地运动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雇农工资的增加。在1944—1945年之前，除少数根据地之外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实行减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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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村一级的干部完全要靠自己摸索工作方法。派驻的工作队会对减租政策的执行进行必要的指导，但他们的工作只是临时的。一旦工作队转移到其他村子，并没有受到严重损害的地主和其他有钱人会马上抵制减租。农民之前获得的利益会立刻“烟消云散”。尽管如此，一些共产党官员仍然声称，他们对减租运动取得的表面成果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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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地区党组织一样，山东分局对党中央1943年10月1日的指示做出了回应。山东分局发布了一条指令，要求各地进行深入调查，彻底实施减租政策。分局还召开了一次群众会议，分析了地方干部为什么没有正确掌握山东群众运动的工作原则。1944年6月至7月，许多地方要求召开当地干部工作会议。这是山东分局第一次尝试在基层干部中纠正右倾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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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只有几个县（其中包括莒南县和沂南县）实际执行了10月的减租指令。在共产党控制的大部分地区，减租工作要么根本没有展开，要么是敷衍了事。部分原因是当地干部还担负其他许多任务：3月和4月的征兵工作、“拥政爱民运动”、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加强地方防御、保护夏粮，以及提前准备日本人的下一次“扫荡”。1944年年中，山东分局下达指示，减租减息和土地调查将是7月至10月的工作重点。只是在此之后，减租运动才发展为一场“较为广泛的群众运动”。根据1945年9月的一份报告，山东解放区共有23417个村庄，其中17%进行了有关减租情况的深入调查，36%的村庄尚未实行减租减息，在剩下的47%的村庄，减租政策“尚未彻底”实行。[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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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干部承担繁重的任务并不是山东减租运动开展缓慢的唯一原因。无论调查多么不完善，它仍然揭示出山东干部中间存在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被称为“特殊论”。山东干部并不把减租减息视作一项重要的革命任务，因为这项政策既不能发动大多数农民，也没有削弱农村的“封建势力”。原因是山东的土地所有权并不集中，利息也不高。山东农村经济的性质比较特殊，它的主要成分是小地主和小商人。一些村庄根本不存在土地租赁关系。几乎没有或很少有地主和佃农、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对立。相反，一些干部发现“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减轻赋税。另一些干部认为打击腐败和当地恶霸是当地最重要的问题。这些干部对农民状况的判断和城市自由知识分子基本一致。党的领导注意到了这种相似性，他们对地方干部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了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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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主要发生在有地主的地区。这里的一些干部，即使他们意识到减租政策的重要性，仍然担心这一政策的实施会使地主不再支持抗日事业。另一些干部干脆认为减租政策是错误的，他们的理由是，减租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因为它“鼓动了阶级斗争”。不仅如此，减租不过是“收买穷人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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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依然是山东干部的认识上的偏差，这种错误认识可能有其他的思想根源，尤其具体地表现在他们执行减租政策的具体方式上。我们在其他地方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右倾行为，它们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机械教条地执行减租政策。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组织仍然没有把握住群众运动，教育和组织农民，发动农民起来斗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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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势力会不择手段地维护既有权利，因此群众斗争是十分必要的。在1944—1945年期间，由于担心遭受日益激烈的群众斗争的打击，超过2000名沿海地区的地主和富农从海上逃离了山东。其他一些人投靠了日本人，或者加入了国民党的秘密组织和武装。但逃走的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人，更多人留了下来。留下来的人采取了以下一些办法对抗土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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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农民的恐惧心理，告诉他们国民党马上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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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回此前正式售出或上交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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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威胁或有时收回佃农租赁的土地。在这种或其他威胁下，农民常常同意暗地里支付以前的利息。调查员发现，在据称减租政策已经彻底实行的10个村子里，只有40%的佃农家庭的地租实际减少了。在莒南县大店镇附近地区，调查员发现，那些支付较少地租的主要是富农，穷一些的农民支付的仍然是以前的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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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某些干部缺乏经验制造矛盾，并抹黑新的群众组织。例如，指责干部利用妇女扫盲培训班“搞破鞋”——结交生活不检点的妇女——从而破坏群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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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打入民兵组织，并制造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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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过让一个儿子参军取得军属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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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告诉军队家属部队供应不足，煽动他们攻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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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利用农民对宗族的忠诚破坏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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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联合土改运动中所有受过打击的成员，包括中农和被斗争的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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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贿赂干部和新上任的村干部。行贿受贿在中国十分普遍，已经成为一种痼疾。在共产党早期基层行政机构中，腐败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调查显示，在大店镇附近地区，地主成功地贿赂了2名村长、3名农民协会会长、3名妇女协会会长、2名互助小组组长，以及2名其他村一级机构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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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抵抗，在山东和其他地方，共产党特别强调下面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了：必须通过“群众斗争”实现减租减息。如果农民感到不满，我们将很难发动他们。我们必须组织和教育农民，使他们意识到抵抗国民党的反攻符合他们的利益，否则胜利只是暂时的。只有当农民学会主动运用他们新的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后，传统的精英权力才可能被打破。共产党的领导层极为重视对农民的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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