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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富农路线”最早的源头在哪里，华东局在7月对其进行了彻底的修改，要求没收一切形式的地主所有的生产资料，留给地主的土地不得超过任何村庄贫农和雇农拥有土地的平均数。恶霸、反动地主和被群众仇恨的人，一点东西都不得留下，但是如果村农会同意，允许他们的眷属保留一定数目的土地。富农多余的土地、牲畜和工具将被没收。中农的土地和财产“完全不能动”，如果动了他们的土地，将给予必要的补偿。如果村里没有足够的公有或没收的土地对他们进行补偿，那么用其他形式补偿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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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最近的清算斗争中，一些佃农已经获得了比其他人多的土地，应当劝说他们放弃多余的土地或至少将它换成其他财富形式。不应该允许干部、军人和战争死难者家庭保留多于其他农民的土地。从地主和富农那里拿走的土地应该首先按家庭成员的人口数分配给贫农和雇农。在没有采用这些标准的地区，应该纠正分配财产的方式，使得1946年犯下的各式各样的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得以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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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该指示将土改中群众参与的原则制度化了，要求政府和党组织听从村农会。在村一级，由农会、农会中的贫农小组和土改工作组共同负责进行土地改革。另外，他们还参与当地党支部、政治权力机构和民兵队伍的改革，这对于彻底和正确实行土地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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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此时是中央委员会土改部的负责人，他显然赞成对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警告以及群众直接参与对干部的批评。渤海区（山东）党委书记景晓林引用了刘的警告：“对中农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害怕，开始动摇。各地方务必关心中农的态度，注意他们这一方的任何动摇，并务必采取紧密联合中农的政策。只要中农与贫农保持一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冒险主义……”[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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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同志还提到了刘少奇写给薄一波的一封信（后者是晋冀鲁豫边区的中央局副书记），指示应该允许大众批评和揭露攫取斗争果实的干部。另外，这封信，与华东局对渤海区乃至山东省全省发出的关于对待地主的指示相比，两者拥护的路线是一致的。在土改和土改后的调查中，所有地主的土地应该被拿来在贫农和雇农中重新平均分配。只有在地主向农民屈服后，后者才会给予他们以前的主子一点财产，且不超过农民自身拥有的平均数。[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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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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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示中明确的均分财产的倾向在1947年10月10日颁布的《土地法大纲》中达到顶峰。就像毛泽东所说，新法律重申了《五四指示》所提出的政策，但是对《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性作了明确的改正”。[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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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大纲》剥夺了所有地主、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法大纲》同样取消了土改前农村的一切债约。《土地法大纲》第六条也许是最重要的，清楚地说明了平均分配土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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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法第九条乙项所规定者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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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汉奸及内战战犯不予分配土地，虽然他们的家属在无罪和愿意自己耕种的情况下可以分到土地。地主及地主家庭分到的土地与村中其他农民一样。除了土地以外的财产，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等等都要没收，富农的多余财产也要没收。所有这些物品都要平均分配给农民和其他缺乏这些物品的穷人。地主和富农也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切被没收的物品，连同土地一起，分到谁手中就归谁所有。[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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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每个人能获得相同的一份财产——该规定中包含了温和和激进因素。说到前者，该规定被宣传为一种保护措施，用来防止“左”倾的错误。这些“左”倾的错误据说曾经破坏了党早先在20世纪30年代的土改工作。当时，没有留给地主生存的物资，而分给富农的是最贫瘠的土地。但是考虑到华北土地的稀少和中农数量的庞大，如果按照规定，村里的每个人都分得相同数目的土地，那么中农的财产势必受到侵犯。党对中农的处理办法，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包含着矛盾，这已经成为一种特点。它们最终被解决，实际上是要求将中农包括在均分过程中。然而这一解决方法与“中间不动两头动”的原则矛盾了。后者出现在1947年10月以前的区党委指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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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阶级斗争的内战：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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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也许吓住了地主和自由派人士；亲国民党的作家在怯生生的论证中，提出中国的农业系统其实并不是“封建的”。也许通常他们是正确的。有人辩论道，将土地分成小块分给个体的农民没有意义，他们也许说得更在理。这些批评者主张：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密度和农业的落后，应该把集中化和现代化作为农村的当务之急。[109]然而，这些辩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40年代的土改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第一阶段。如共产党自己所说，土改还是这样一个政策：在共产党以斗争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寄希望于它来解决当务之急。为了探讨共产党是否真能如愿以偿以及他们的目的如何达到，我们必须回到本章导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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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毛泽东总结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三个月的经验（共产党将国民党在7月开始的进攻作为计算日期的起点）。在评价土改在共产党的防御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毛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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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定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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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毛没有详细描述他所提到的土改过程。该过程似乎不像他在陈述中所说的那样简单和直接，但是手头现有的资料不允许我们对土改的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进行确切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只能评价有关土改的主张，区党领导让干部相信土改的正确性时使用的论证，以及1946—1947年在两个不同区域实行土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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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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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传出的新华社电讯用具体的政治和军事用语描述了土改运动。主题自始至终是一致的：穷人和无地者聚集在共产党身边，试图为保护新分配到的财产与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做斗争。一则来自冀南邯郸的报道称，在土改后，10万农民加入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自1946年秋，国民党政府开始攻打该区域以来，土地被分配给了大约1000万农民，占该区域农民总数的1/3。报道评论道，土改将农民聚集在了一起，他们试图为保卫他们的家园和土地打退国民党的进攻。[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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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则报告称，在土改与战争联系起来的地区，获得的胜利是最大的。在山东沂源县，共产党一开始在雇用农民帮助军事运输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土改后，大量的农民自告奋勇地参与到这样的工作中来，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想要退还收到的工资。[112]高密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坐落在山东省胶济铁路沿线，与蒋军的距离近到能听得见他们的枪声，土改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了。当国民党军队进攻高密的时候，村里的一名地主威胁说要报复拿走他土地的农民。为了回应这个挑衅，农民又一次召集会议，进一步清算账目，将土地和粮食分给他们中最穷的32个。村民然后集中起来尽心尽力地保卫地方，将小孩和老人送到附近安全的地方，在通往村子的路口安排了志愿守卫者巡逻。[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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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中的农民同时实行土改和发动对国民党入侵军队的游击战。在鲁北的渤海区，几千年轻人自愿服兵役。胶东区在重新分配土地后，自卫军队据说在战斗力上翻了一番。[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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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之后，2万名农民加入了苏北地方军队。在苏北，据报道每个村里都有志愿者作战。[115]在晋察冀边区，虽然该区域的重要城市张家口在1946年10月失守，预计土改还是加强了当地的防卫力量。[116]在西部的热河省，土地改革就在国民党军队行进进犯的路线上实施。几千名农民随后加入军队，又有几千名加入当地志愿军保卫他们新得到的土地。[117]一份来自延安的报道概述了保卫陕甘宁边区所做的准备工作——1947年3月延安被政府军攻克，称军队征兵和军事训练将和彻底的土改同时进行。[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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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敦白从头到尾描述了发生在陕甘宁最西边的、一个叫蒙巴（音）的村子里的故事。在该村庄，超过160户佃农家庭与一名恶霸地主开展过清算斗争。地主的大部分土地被分给了他的佃农，地主则逃到了国民党管辖区的边境，扬言将打回来重新讨回失去的财产。“当我们打回蒙巴的时候，我们要宰了这些佃农，我还要开一家人肉馆子。”据说他是这么放话的。八路军和当地自卫部队的志愿报名者突然增多了。在共产党军队赶去保卫边境时，一位之前做了15年佃农的农民为军队组织起了一支担架队，而另一个农民建立起了一个食品站。[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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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和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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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文件和延安电台大致说的是一回事，但有两个例外。文件更为复杂地表达土改和农民积极参与战争的关系。还有，文件中经常使用“必须”和“应该”的字眼，使人很难确定哪里是指令的结束，哪里是成果汇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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