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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还解释了保护工商业的必要性，甚至以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为生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的工商业也要保护。不能再重犯过去犯过的错误了。举个例子，在山西北部神木区高家堡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当共产党军队占领了这个村庄的时候，甚至小商人的财产也被没收，结果买卖系统崩溃，人们只能溜到田里偷偷地买卖所需的东西。任警告说，当政府的贸易公司还没有广泛建立起来，供销合作社还没有很好地开办起来的时候，这样的政策是自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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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像毛一样，任指责不加区别的殴打、杀害和将施虐作为一种惩罚方式的做法。这些都曾经在土改运动的过程中被广泛报道。但是，任进一步指出了扩大暴力活动范围的问题，批评干部对群众及其阶级敌人动粗。既然群众将参加到调查和批评当地干部和党员中来，挨过打和吃过其他苦头的农民有可能采用暴力作为报复的手段。他警告，在调查会议开始前，我们必须对干部和群众讲清楚双方在将来再也不得使用暴力并进行报复。[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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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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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下半月，中央委员会在1948年2月22日《关于在老区和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正式调解了两条政治路线的分歧。[165]该指示和任的讲话后来被作为两份关于土改和整党工作的基本文件在党内传播，同样得到传播的还有修改过的1933年关于阶级分析的条款和三篇概括土改和整党典型经验的文章。[166]在一篇短文中，毛亲自指示要将三个个案研究向每个村的工作干部传达。他写道，这些案例比来自党中央的所有指示和命令更宝贵，能够帮助那些缺少经验的人掌握恰当的工作方法。[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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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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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老区和半老区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正式放宽了《土地法大纲》第六条规定的绝对平均地重新分配土地的原则。另外，指示消除了围绕着转变而产生的一些困惑——转变是指首先从关注穷人的需要转为重点抚慰中农。这是通过把土改已基本完成的地区和未完成的地区区分开实现的。在土改未完成的地区，着重关注的依旧是穷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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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这个基本区分后，党就能够用更系统的方式阐述土改和整党工作将来所采取的路线了。指示概述了存在于老区和半老区的三种典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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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中，已相对彻底地执行了土改。中农和新中农为多数，占到村人口的50%—80%。贫农（包括那些没有充分享受到土改果实的人和降到贫农身份的地主和富农）占到村人口的10%—40%。在这些区域，可以被认为土地已经平均划分了。解决剩下的问题，要采取比重新调查和重分土地缓和得多的方式。假如认为有必要从新富农或富裕的农民那里取一些土地分给穷人，必须经主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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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种典型情况中，已经执行了清算斗争和《五四指令》。农民已经被动员和组织起来，但是土地还没有彻底进行分配。这可能有各种原因，比如不称职的领导，党内的阶级不纯，官僚主义或是战火逼近。在这些地区，贫农是多数，占到村人口的50%—70%。老的地主和富农依旧存在，平均而言他们保留了比中农更多的财产。然而，除非大部分村民要求，将不会再搞一次土地重新分配。但是土地和财产将尽可能平等地做出分配。指示承认，没有放手大干的原因是地主和富农手里没有足够的土地能够满足穷人的需要，而官方不提倡从中农那里拿走土地，除非中农的土地是村里贫农平均土地的两倍。假如是这样，只能拿走不超过1/4的中农土地，还必须经过他自己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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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方面，贫农团重要性的降低标志了安抚中农的努力。这一情况在上面描述的新中农成为主导阶级的第一类地区，尤其显著。在这样的地方，贫农团不会立即被废除，而是逐渐转变为代表更广大人群的农会中的贫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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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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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两种典型情况下所特有的问题，中央委员倡导学习山西绥德县黄家川的经验，将它作为供其他地区效仿的榜样。这个村庄有75户人家，333人。在1948年初，已经基本上令人满意地完成了土改。从数量上来看，土地问题已经在实质上获得解决。村里已经没有无地的家庭了。但是41户中农家庭和31户贫农家庭之间还是有不平等。所以这个村庄在《土地法大纲》公布之后对土改情况进行了重新调查，其核心是解决中农和贫农持有的土地数量上和质量上相对较小的差异。这个过程用了21天。前9天用来重新调查和注册土地情况，由一组二三十个村民来做这件事。他们每天出门来到田里，跟随他们的有5个对当地土地问题经验丰富的农民仲裁者，特别关注了土地的质量、肥力、离村子的距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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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初始的调查之后，有7天的时间来重新分配土地，把那些拥有多余土地者的土地送给最缺地的人。从3户已经沦为贫农的旧地主家庭又拿走了17垧土地（根据该地区的标准，一垧等于差不多三亩）。但是甚至再加上公有和合作管理的土地后，还是不够。此时，中农对整个运动的热情降低了许多。当这些变化得明显的时候，工作队干部挨家挨户鼓励中农将他们的忧虑说出来。干部试图平复中农的恐惧，采用的方法是向他们解释不会违背他们的意愿强迫他们放弃土地，因为党的政策是团结他们和帮助贫农。随后欢迎那些有多余土地的人自愿放弃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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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社会压力下，17户中农家庭上缴了几垧土地，但是一些有多余土地的家庭依旧不为所动。工作队干部在心中牢记毛的不使用暴力的命令，组织了讨论会。讨论会延续了差不多三天。每个人都批评了黄维治和黄宪曾的自私，两人都是持有一些多余土地的中农，都拒绝交出任何土地。另外一个中农，黄明亮，同意让出一些土地，但之后后悔了，农会让他拿回了地。接着他家的另一位成员让出了土地，他又一次地将土地收回。最后，村里积累了55垧地。这些土地的大多数重新分配给了28名贫农和8名中农家庭，作为对他们已有土地的补充。又用了5天的时间来进行官方的重新调查和最后的调整。最后，宣告土改彻底地、令人满意地完成了。[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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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 第三种情况中，土改工作要么完成得很糟糕，要么，在一些重新夺回来的边区，土改根本没有进行。在这些地区，在安全许可的情况下，土改将被彻底实行。所有地主和富农的多余财产将被没收。只有中农的土地在超出农民平均土地的数量低于1/10的时候，中农才被允许保有多余土地。但是，不经他的同意则不得拿走他的土地。假如村里没有足够的土地，大家庭每人占有的土地可以少于分配给小家庭每人的数量。广大贫民将获得土地，但是“决不能犯绝对平均划分土地这一错误”。[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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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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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层整党这一重要问题，《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推荐普遍采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采用的方法。该地区把巩固土改和整党结合起来，包括农民自己对党员和他们的工作进行公开批评。毛泽东在推荐三个研究个案时，将刘少奇作为平山县整党经验研究的作者。[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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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党是必要的，因为村里依旧有一些党员利用他们职权侵害农民利益，从而使土改的成果付诸东流。但是，基层整党不但要在村里实行，也要在镇子、工厂、学校、军队和其他机构中实行。要想采用既定的方针并获得成功，唯一前提是强有力的上层领导和在每个支部有一些好的骨干党员。在不具备后者条件的情况下，上层党领导将解散支部，直接动员群众，依靠贫农团、贫农小组和农会来实行土地改革，批评当地党员和最终重组当地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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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7年底，平山县差不多成功实施了土改，但是像通常一样，这个县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期间出了很多乱子。在一些村庄，农民自发起来反抗，与坏干部和党员做斗争。干部被袭击和殴打。同样，派往村庄的工作队干部的行径经常只能火上浇油。他们中有人一意孤行，把土改和整党割裂开，有些人的处理方式阻碍了当地问题的解决，有时甚至只能将农民反对的人调到其他村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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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47年9月关于土改和整党的决议出台之后，接着就是严肃的实施工作，尤其是在老区的各个县。一开始，在村党支部开始调查党员的阶级背景和工作方式时，这一切都关上门进行。但是马上有了不同的方式，当地党支部把他们的会议首先对非党员的贫农，然后对中农开放。经常有二三十个党员和七八十个非党员的农民参加调查会。用这样的方法，每个当地党员的工作方法经过了村民的严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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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写道，过去基层党组织的保密使得单个党员能够令作为整体的党脱离当地人民。将党向公众开放，允许他们来批评真是一件严肃的事，但是这样的民主整党运动拥有无可比拟的好处。首先，如果党足够尊重非党员农民，听取他们的委屈和意见，他们将更加尊重党。另外，公开调查会议的批评精神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替代品，替代了很多农民希望加诸某些党员的报复，这些党员曾经不公平地对待过他们。还有，党一旦表示为了解决事关重大的问题，愿意严肃对待党员，农民将受到鼓励，从而把所有对党的怀疑和盘托出。这将给党更多的机会了解农民的态度并做出合适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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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总结道，用这种方法，当地党员将学习接受批评，在规定时间内改正他们的错误，更深层次地教育和发动群众。更重要的是，寻找干部和党员的错误和弱点将不是群众单方面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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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过激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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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丁为我们提供了又一则关于土改和整党过程的个案研究。他在山西潞城县的观察说明了，即使之前党中央已经为所有典型的问题拟定了理论上的解决办法，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是困难重重。党中央2月22日指示归纳的三类不同的土改情况，潞城县所在的晋冀鲁豫边区早在2月初已经扼要叙述了，并显然成为当月召开的潞城县土地会议的指南。[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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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丁所观察的张庄被归类到第三类村庄，那里土改还没有彻底实行。干部当时采取的是他们认为恰当的贫农路线，并着手消灭右倾的错误。一开始的工作是：去除令党内阶级不纯的分子；惩罚滥用职权的干部和党员；重新调查和重新分配土地和财富，越平均越好。但是不久之后这一切突然转而成为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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