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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边区政府本身而言，对农业的重视超过工业，对轻工业的重视超过重工业。政府最迫切的目标是，生产至少要达到这样的水平：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以及维持战争的进行。这些一般性原则决定了张家口的工业生产计划。这一年1月，边区工矿业管理局召集各企业的经理和董事，举行会议，再次强调了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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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生产大纲”主要包括三点。首要的一点，那些在过去四个月里仍在运营的企业，应进一步扩大生产，停工的企业应立刻恢复生产。抗战期间，许多工厂遭到了破坏，或被迫停工，在这些工厂中，轻工企业是第一批恢复生产的。到1946年1月，几乎所有轻工企业都开始重新生产，但重工企业，仍有许多处于停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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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工业生产计划的第二项，是要求大规模发展该地区的矿业生产。其中包括煤、铅和其他金属。政府最强调的是煤矿的生产。最后，农具以及纺织业需要的轻工设备，成为张家口工业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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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工矿业管理局的负责人承认，对张家口工业企业而言，实现这些目标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们缺少称职的管理人员。该官员指出，目前的问题是产量严重不足，并指责工厂经理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和研究。他警告道，对待工作，我们应该更加认真，并应当建立适当的管理制度以及按时完成生产任务。[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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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劳工政策中的某些条例是专为提高产量制定的。除此之外，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具体措施刺激工业生产，它们包括：（1）政府向公私企业贷款；（2）广泛采取税收优惠；（3）向企业提供原材料并帮助销售。由于这些措施，边区整体工业促进计划有了一个牢固的基础。1946年8月，边区政府开始推行它们。无论是公有、私有，或是公私合营，所有生产棉纱、毛纱、平板玻璃、钢铁、农具、机械设备、工业原料，或发电的企业，都能享受最优惠待遇。这些优待包括：（1）根据投资金额，免除企业2年到5年内所有商业税和收入所得税；（2）边区银行将向流动资金短缺的企业提供贷款；（3）帮助企业解决原材料和制成品运输上的困难；（4）成立了边区贸易公司、合作社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帮助企业采购原材料，销售制成品；（5）对于人力不可抗拒原因造成的损失，政府将进行救济，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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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规定，还有一类企业，在1—4年内，可以免交商业税和收入所得税，并享受上述所有优惠，但在发生灾祸时，政府对它们不负有赈济责任。这些企业包括棉纺厂、毛纺厂、面粉厂、印刷厂、日用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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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第三类企业，同样可以在1—4年内免交商业税和收入所得税。不仅如此，在经营困难时，政府还会供给原材料，帮它们销售产品。这一类企业包括化妆品、玩具以及其他非必需品的生产商。酒和香烟是为数不多的不享受免税的行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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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张家口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比例的资料不多。进入城市后，政府接管的企业似乎涵盖了各个行业，不仅包括公用事业、交通、重工业、矿业，还包括许多轻工业。资料来源没有说明，这是否表示，政府有意超越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扩大张家口的国营经济，或者这只是接收敌人资产的必然结果。但十分明显，边区政府急需外部资金。1946年3月，边区政府宣布，将23个工矿企业的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上。这些企业大部分位于张家口和宣化，包括香烟、火柴、纸张、纺织品、皮革制品、酒以及机械设备生产商。这23家企业原本由新华工业公司经营。在3个月内，新华工业公司将自己拥有的全部股份卖给了商人和企业家，无论他们是来自国统区还是解放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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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到这一年年底，市政府已经发放了大约相当于2亿元法币（CNC）的低息贷款给民营企业。[39]此外，当地的6家私人银行也恢复了营业，每家都有大约1亿元法币的资金。到1946年夏天，这些银行共吸收存款436590594元，并向工商企业发放了207676000元低息贷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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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许多来访者的描述，张家口的经济十分繁荣，造成这一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恢复了被日本人破坏的旧的贸易模式。接管张家口后不久，共产党就取消了边区内所有的贸易限制以及从边区出口食品的禁令。在传统上，张家口一直是这一地区一个主要的货物贸易中心，交易的货物主要有皮毛、粮食以及察哈尔北部和南部的牲畜。到1946年秋天，张家口皮毛经销商已经从50人增加到大约150人。在日本人占领期间，许多经销商被迫破产，现在在政府的贷款帮助下，他们终于能恢复生意了。此外，大约有30家专办内蒙古货物的运输公司也恢复了运营。张家口市政府还积极协助其他新运输公司购买骆驼和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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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天，张家口重开了食品市场。在这里，察哈尔北部的粮食可以与河北中部的布料进行交易。据报道，国民党控制下的北平和天津的商人也赶到这儿购买粮食。[41]在整个边区，乡县集市、庙会、普通市场都重新开放了，这不仅使得张家口和解放区内其他地区的商品流通了起来，就连解放区和国统区之间，也是如此。往来于各处市场的行路商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像纽带一样，将两边市场连接起来，尽管中央政府发布了严格的贸易禁令。[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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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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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资料，评估共产党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时的表现，是件不容易的事。当地官员声称，虽然政府许诺，但并没有增印钞票，而是通过借贷渡过难关。即便如此，由于边区无法完全打破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对张家口而言，完全不受国民党城市日益严重的通胀的影响，是极为困难的。除了这些外部压力，共产党最初制定的工资政策，对他们也是不利的。因此，实际的情况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在共产党进驻张家口的头6个月里，作为边币基础的小米的价格上涨了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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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共产党采取了许多针对性措施，以减轻通胀造成的压力以及张家口市民由此遭受的损失。在第一轮工资增长之后，政府似乎试图将工资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在张家口，边区贸易公司和政府食品公司对一些基本商品的价格进行了控制。此外，成立了大约100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工人和其他人可以向这些合作社寻求帮助，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伤害。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猖獗的投机活动使通胀更加恶化，合作社有效地遏止了这种行为。[43]恢复工业、贸易和运输的做法同样有助于抑制通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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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张家口，共产党虽然无法彻底消除通胀，但似乎能将它控制在可管控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共产党的基本经济政策或许比其他任何因素起的作用都更大。这一政策既立足于农村的非货币经济，也源自于共产党相对保守、强调节俭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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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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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方面，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共产党对妓女、吸毒成瘾者、小偷以及其他“封建残余”的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共产党将强迫和说服的手段结合起来。事实上，这种方式与早期延安使用的对付不愿劳动的农村落后分子的方法几乎是相同的。[44]改造的目的是，使改造对象自己认识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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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头，政府并没有直接禁止卖淫，而是发起了一次宣传运动。政府宣布，所有的妓女，只要她们愿意，都可以自由离开妓院。然而，许多妓女并不“珍惜”这一机会。只是在“长达数月耐心的工作”之后，政府才纠正了她们“长期扭曲的错误思想”。城市的妓女每周都要接受卫生检查，“耐心的工作”就是在检查期间进行的。所有卫生院都会专门设立一个谈天室，共产党会派出女干部，在谈天室和接受检查的妓女谈话，谈话可能单独进行，也可能召集成小组进行。干部会告诉她们，市政府会尽量协助她们返家，并帮她们寻找新的工作。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施加的社会压力，顾客们不敢上门，妓院的生意日益艰难。日本投降时，张家口有妓女562人，到1946年秋天，当中的463人要么回了家，要么嫁了人，要么从事了其他职业。[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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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吸毒问题，共产党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方法。边区计划让所有原本种植罂粟的农民改种粮食，禁烟运动也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根据1940年至1945年间的一份报告，在察哈尔和晋北，大约有13%的人口，相当于30万人，在吸食鸦片。晋察冀边区的许多城镇都设立了禁烟中心。各类组织，包括青年团、妇女协会、当地报纸，都纷纷进行宣传，向吸食者说明鸦片的危害。吸食者会被劝说，或者强迫进入禁烟中心，在那里，他们会被组织成许多小规模的“互助小组”。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互助小组由已经成功戒烟的人担任领导。共产党声称，这些禁烟中心成效显著，许多吸食者都成功地戒掉了烟瘾。第二个阶段是康复期，此后，政府会鼓励已经戒烟的人继续耕种土地或从事其他生产性劳动。到1946年夏天，张家口政府宣布，反鸦片运动取得了成功。在共产党控制的察哈尔及山西地区，这一运动帮助1/3的吸食者戒除了烟瘾，并恢复了正常生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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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边区许多小的城镇，包括张家口，开始进行监狱改革。张家口监狱管理人员声称，50名小偷已经洗心革面，他们出狱之后，找到了“体面”的工作。共产党从城市撤退时，另一批小偷正在接受改造。在宣化，政府宣称，对150名犯人的改造收效良好，不到刑期结束，就可以释放他们了。其中，许多犯人是鸦片吸食者。据称，他们出狱时已经戒除烟瘾了。对于普通犯人，改革包括：给他们以人道主义对待、对监狱工厂的额外劳动发放津贴、进行政治教育、在小组讨论会中自我批评。这些犯人出狱后，政府同样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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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元才（音）或许是张家口改造最成功的犯人，人们管他叫“小山东”。5月，他被任命为市监狱的看守。7岁时，楚就成了孤儿，他先是乞讨，后来开始偷盗。到14岁上，楚的经历已经十分丰富了，他抽过大烟，在大连蹲过号子。日据期间，楚流浪到了张家口，并在这里待了下来。接管城市后不久，共产党就开始整顿秩序，大搜大查，楚和另一些混子一起被捕了。新政府给他判了一年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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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楚并不感兴趣，关于“新民主主义”，他也几乎一无所知。但有人告诉他，可以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对这种善待，楚的回应是积极的。他告诉记者，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犯人可以在自己中间选出模范工人，并给他们机会参加会议，发表演讲，最后和城里其他劳动模范一起，当着公众的面，站在台上，接受奖励。他决心让自己也成为一名模范工人。最终，他如愿以偿，被狱友选作工作小组的组长。1946年的春天，在刑满之前几个月，楚被释放了。楚请求政府帮自己找份工作，很快，他就被任命为一名监狱看守。他成功改造的事迹被当作典范广泛宣传，以鼓励其他犯人效仿。楚的故事似乎表明，即使是最落后的人，新政权也能他们重获新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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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城市政策的起源（1945—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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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党在张家口的管理工作，我们的描述或许是极不完整的，但仍然可以看出，在指导思想上，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具有浓厚的农村倾向。共产党给张家口经济设定的目标是，让它成为更大的晋察冀边区生产运动的一部分，而这一生产运动强调农业和轻工业要超过重工业。其目的是，在中央政府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以及战时环境下，实现基本程度的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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