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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要指出的是，将张家口发展成一个工业和商业中心，为时尚早。共产党显然对中央军队1946年的攻势估计不足。对于张家口，共产党是用心经营的。在那些被认为不能长期固守的城镇，共产党通常只是搜集战争物资，不会着力发展当地的商业和工业。在这些地区，共产党一般会拆掉所有的机械设备，将它们运到更加安全的地区，加强那里的经济和生产。我们在第六章提到过这样的例子，在东北农村，共产党军队运走了当地诊所的设备，当然，他们没有侵犯农民的私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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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产党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城镇后，运走当地设备最终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但这种习惯养成于长年的游击战争，难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共产党越来越有能力保持自己的胜利，因此，他们开始注意，在占领城市的同时，要对工商企业进行保护。所有文职和军事人员都被告知，一旦进城，就要放弃他们的“游击思想”。[48]随着战局的发展，在所有的地方，共产党开始实行在张家口采取的城市政策，保护私人财产、促进贸易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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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共产党自己也提到了他们在张家口的过分自信。[49]这一言论的直接来源尚不清楚。共产党承认，把张家口发展成第二个战时中心的决定，就当时而言，在战略上是不成熟的。另一个错误是，新的市政府似乎总想照顾所有人的利益。随后的变化表明，主要的问题或许包括：税收激励计划、公共部门的扩张、相对高的工资水平、采用8小时工作制。在1946年，包括张家口在内的许多地区都采取了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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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边区政府都采取了有利于促进贸易和工业生产的税收办法。然而，共产党并没有实施人们预想中的未来共产主义的税收政策。根据晋察冀边区1946年推出的税收法规，能免除所有税收的企业只包括：提供某种原材料的公有企业、生产农具和打印机的企业、非营利性质的慈善事业。共产党采取渐进的税收方式，数额从企业纯利润的2.5%到最高33%。共产党的分级所得税只对最穷的人免税，他们的收入大约为民众总收入的10%至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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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提到的，1946年春天，张家口首次对公私企业的所有权进行了调整。解放区的其他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整。5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宣布，将华北最大的两个煤矿——峰峰煤矿和焦作煤矿的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上。在同一时期，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其他6个煤矿、山西东南部的太行工具厂，也被交到私人手中。[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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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热河政府发布了旨在促进公私矿业发展的临时条例，热河省以富含金、银、煤等矿藏著称。条例规定，日据期间被日本人强占的私人矿产，必须归还原主。租给日本人的私人矿产，在租约到期后，也要交还原主。另外，所有日伪人员拥有或经营的矿产将收归政府管理。同时，热河政府还鼓励私营企业家租赁和经营矿产。[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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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所有边区政府都公开鼓励商人和企业家投资各行各业，并给予他们贷款和其他支持。例如，1946年5月，一家私有银行——瑞华（音）银行，在邯郸市大张旗鼓地开业了。另一个广泛宣传的事例是王英古（音）。据称，在他两次反抗甘肃的国民党当局后，他的两家化工厂都给没收了。最终，在1945年秋天，他逃到河北南部，并在此处开办了新工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给他办理了低息贷款，并把由各乡各镇“收集”到的零件设备免费送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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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五一”劳动节，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共产党想要减轻私人资本的疑虑。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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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资本是重建解放区的一股必不可少的力量。在国内外垄断资本的沉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的成长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为了战胜这些困难，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劳资双方的互相谅解和协力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合作不仅对国家有益，对双方也都是有益。工会一方面要说服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待遇以提高劳动热情……另一方面，工会也要说服工人，不向资本家提过高的要求。并做到节约原料、加强纪律、加强和改善组织管理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整个工厂的利润。[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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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篇社论所指出，在吸引私人资本和促进经济发展上，工人的合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据延安广播电台报道，在华北和华中解放区，超过80万经工会组织的工人参加了“五一”劳动节大会，表示支持加快经济重建。他们承诺与资本家合作，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让企业主能赚取一定利润。朱德在延安的一次工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的任务是和资本家同心协力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工人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得到改善，资本家也才能赢利。[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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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五一”劳动节共产党提出的这些主张清楚地指明了1947年年末共产党劳工政策的方向。为增加产量，1947年的劳工政策包括：延长每天的工作时间，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进行劳动竞赛和紧急生产运动；提高与生产直接挂钩的物质奖励；对工人某些要求进行限制；公开强调劳动纪律。所有这些规定的雏形，在共产党占据张家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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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城市：1947—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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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城市政策在逐渐发展，逐渐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几个相关联的问题上，共产党的态度渐趋保守。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纠正极左过激行为，与此同时，土改过程中也出现了反“左”倾的要求，这在前一章中已经提到。第二个变化和人们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担心有关，特别在东北，许多人对学习苏联的经验表现出明显的兴趣。最后，城市管理本身成为这一时期共产党关注的主要问题。对共产党而言，它的重要程度绝不亚于战争、土地改革、整风、农村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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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在1948年7月30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总结了内战两年来党取得的成就，并且承认，党已经把城市作为了新的工作重心。社论指出，战争进入到第二年，人民军队夺取了几个重要城市，并且从防御转入进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解放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在新的一年里，落实党的新解放区政策，特别是新的城市政策，是排在军事作战之后第二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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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城市政策主要内容包括：消灭和解散敌方武装；逮捕所有城市解放后继续顽抗的敌人；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公有制。逮捕和没收的对象应严格限制，不能扩大化。此外，所有的私人财产、资本家（无论他的企业规模有多大）、文化、教育、宗教组织以及外国人，都将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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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的私有财产，共产党采取了与在半封建的农村不同的做法，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没收这些财产，然后重新分给穷人。“城市的社会改革，在任务和方法上，与农村的土地改革是完全不同的，”该社论评论道，“目前，我们在城市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和真正的官僚资本家。至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对他们进行革命，而是团结和改造他们。”[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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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的社论强调了保护城市工商业、避免不必要的骚动以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这可以看做是上一年秋天已经出现的反极左路线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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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反极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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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7日，新华社发表了另一篇社论，谈到了劳工战线的变化，并分析了这种变化的性质。从1947年底开始，反极左运动进行的越来越热烈，社论对工人的行为进行了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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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在目前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内仍然有不少党员、干部、工会工作者，甚至是一些担当高级职位的领导干部还是不能弄懂党的工业政策和工会运动路线，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的、狭隘的和近视的所谓“工人的利益”，而不能再稍微看得远一点。他们忘记了在1931—1934年间采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业政策和工人运动路线是怎样危害给工人阶级和革命政府的。他们对过去十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工业政策和工人运动路线没做任何调查研究。他们顽固地反对党的路线，许多地方领导机关很少时间甚至没有正式讨论和宣传过党中央的路线，使从事劳工运动工作的同志们完全不了解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他们处于一种麻痹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所有党的地方领导机关必须认真讨论中央的路线、工业政策和工人运动路线，并下决心改正“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政策和工作方法。[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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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之后，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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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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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总体目标一直没有改变。自1937年之后，他们一直在推动劳资双方的合作，希望双方受益。1946年“五一”劳动节的发言重申了这些目标：工会必须说服资本家改善工人待遇，并说服工人不要对资本家提出过高要求。尽管如此，对于总体路线的具体内容，却有着不同的选择和解读。这一路线与农村的土地改革有些相似，既让贫农得到土地，又不侵害中农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这是很难办到的。同样，劳工政策在具体实施时，在很多情况下难以保证劳资双方同时获利。在张家口，共产党试图满足劳资双方的要求，在其他一些地区，共产党主要关注工人的要求。但到了1948年，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促进生产和工业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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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问题 此外，共产党认为当时的工人运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关注工人的要求，而忽视了他们的职责。其次是没有重视工人内部的斗争和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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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问题，陈伯达写到，在老解放区，企业本身的状况往往得不到重视。为了增长工资和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生产成本有时被推到如此高的水平，以至于产品滞销，生产规模也无法进一步扩大。一些企业无法养活自己，另一些公有企业为了继续运行，不得不依靠政府大量的财政支持。[58]在哈尔滨，“左”倾政策尤其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沉重打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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