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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春天和夏天的指示和会议决议再次明确并强调了党的城市政策。这些指示或决议的中心思想与两份重要的声明是一致的。这两份声明分别摘录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任弼时1948年1月12日的谈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强调，“过度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设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和其他类型的极左政策不允许像1931—1934年间那样再度出现，他把“工商业者”定义为“一切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和一切小的和中的资本主义成份”。[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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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对侵犯工商业的批评似乎更加严厉。我们在第七章提到过，他认为没收小的农村商人甚至都是一种自杀性错误。和党内一般的观点不同，任弼时反对区分对待城市和农村企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企业，他还提出，不应没收地主和富农的企业或生意。虽然他没有明说，但他暗示，不仅应在农村实行这一禁令，城市也应采用。[101]我们仍不清楚，任弼时的讲话发表后，共产党是否真的开始保护和鼓励地主在农村开办的工商企业。但至少在一个边区，原来的过激政策似乎得到了纠正。[102]但在2月27日的一份党内指示中，毛泽东重申了城市和农村的区别（更早的指令中已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103]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指出，农村的工商企业是否可以为地主私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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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共产党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是十分清楚和明确的：城市工商企业将得到保护；工人必须顾全整体经济生产，暂时放弃眼前的利益。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有些县曾没收过守法地主在城里的工商业企业。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党的城市工商政策，决不允许再次发生。允许没收的只是地主在农村的土地。在城镇里，允许没收财产的对象只限于真正的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官僚资本家。因此，农民或其他未经授权的人员无权查封工厂和商店，这是市政府的专属权力。所有被没收的工商企业都将由政府合作经营，或者由政府出售。政府将尽量保证这些企业继续正常运营，而不是拆除或破坏它们。[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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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因为“不理解”党的工商政策，而逃往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工商企业主和管理人员，条例也做出了规定。逃亡者的财产将得到保护，政府将任命新的人员经营管理他们的店铺和工厂，企业将继续生产、经营。解放区政府大力对外宣传，他们欢迎所有愿意回来的商人和企业家，并许诺全力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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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年中，召开了华北解放区[106]工商业大会，会议解决了许多工商业的具体问题。会议通过的最重要的决议包括以下一些：有关公有和民营企业的相对地位的决议；有关金融政策的决议；有关劳资关系的决议。[107]关于第一个问题，会议强调，国家应控制重工业、军火、机械制造以及重要产业的生产资料。对于商业企业，大会的态度多少有些模糊。大会只是指出，公有商业企业的任务是满足战争的需要，稳定基本商品的价格，满足消费者和生产商的需求。不仅如此，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会议还要求成立一个统一的公共采购和供应系统，以确保所有生产商（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的）获得所需的材料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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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通过了累进的工商业税制，税金从企业净利润的5%到25%不等。在1946年的张家口，至少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政府几乎免除了所有工业企业的税金。新的决议规定，所有赢利的工商企业，无论是公有还是私人的，都将缴纳不超过企业25%净利润的税款。只有农村手工业、合作社、某些国营企业、对工业和商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某些企业、因为战争遭受了重大损失的企业，才能享受免税优惠。一般来说，工业税比商业税低。此外，还出台了鼓励某些重点行业的税收激励政策，这也使得一些工业企业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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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必须提供一定的军事劳动服务，但政府允许商人和企业家缴纳一笔军事援助费，替代实际的劳动服务。这些劳动服务包括：在前线抬担架、帮助军队运输物资，等等。对于国家，人人都必须从经济和军事上帮助政府，有关于此的基本原则是在1948年9月，召开了华北解放区经济会议，会上重申了人们在经济和军事上对政府的义务，并确定了相关基本原则。[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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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资关系上，工商业大会通过的政策较为温和，与稍后的全国第六届劳动大会的相关决议基本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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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常常引用东北城市工商企业发展的统计数据，以证明他们工商政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确，共产党自己引用的数据显示，哈尔滨、牡丹江、安东（丹东）以及这一地区其他城市的工商企业，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109]但是，当共产党于1948年3月占领吉林后，他们的工商政策却经受了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当时，吉林市的人口约为20万，并拥有包括若干重工业和纺织业在内的相当发达的工业部门。该市总共有3632家工厂、车间以及商业企业。出于种种原因，在共产党进入吉林时，所有工厂、企业都停止生产和经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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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刚撤走，周围村庄的农民就涌入城市，抓捕逃亡到城里的地主，对工厂主和店主进行“清算”，拆除机器，洗劫商店。在党的工商业政策得以有效实施之前，混乱和骚动持续了许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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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干部会议上发布了禁止抢劫的命令，重申了他们应该执行的政策。秩序恢复之后，共产党将工商界人士召集起来，举行了十多次会议。会议解释了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并邀请当地资本家发表自己的意见。据说，这些集会对减轻资本家的恐惧“十分有效”。但与此同时，由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劳资双方不断产生新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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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工人普遍认为，是摘取胜利果实的时候了，而且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很明显，工厂主不敢对他们怎样。在一家鞋厂，工人甚至拆掉一些机器设备，随后将它们搬走。最后，政府不得不派出行政人员和工会干部，召集工人开会，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在许多劳资纠纷中，市政府既是仲裁员，也是调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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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制定了专门的贷款计划，帮助工商企业恢复运营。但贷款主要供给钢铁厂、铁路、纺织、服装、制鞋这类优先考虑的企业，后三种都与军需供应有关。新的市政府还帮助企业获得必要的生产原料，包括焦煤、棉花和木材。据报道，到4月底，吉林92%的工商企业开始重新生产和经营。[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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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措施还不足以减轻工商界人士的恐惧。共产党不得不继续对他们进行安抚，具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许涤新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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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和香港，我们工商业的同胞对解放区的城市社会改革都还存在一些疑虑。这些疑虑可分为三点。第一，他们担心解放军把农村土地改革引入城市，用在工商企业身上；第二，他们担心解放以后，工人们会压迫企业主；第三，他们担心一旦新民主主义政府建立，它对私营企业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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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重申了党对这几点疑虑所做的解释。关于第三个问题，保护私营企业是否只是共产党一种临时的姿态，许承认这种担心是广泛存在的，同时尽最大的努力对此进行了解释。许在文中指出，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因此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展生产和经济。如果我们放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政策，剥夺民营资本生存的权力，就必将失败。[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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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在一年后写道，我们的确应该坚持和宣扬共产主义，但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如此之低，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就这一点而言，李继续写道，我们的情况与“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或东欧国家不同。中国不可能像这些国家一样直接迈入社会主义，或者像俄国那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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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打消人们对共产党疑虑的还有香港的《华商报》，该报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解放区有关进出口贸易的规定。它们是《山东解放区的进出口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有关关税的一系列规章。香港的商人有兴趣和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但他们不清楚该怎样做以及最终能否获利。解放区的第一份贸易规定还不足以打消他们的疑虑。最终，在1949年初，《华商报》回答了香港商人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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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记者解释道，在取得完全的胜利之前，共产党外贸政策的基本目标都将是发展农业和工业，因为它们对维持战争至关重要。因此，就外贸管理而言，共产党鼓励进口必需商品，限制进口奢侈品和解放区本身能生产的产品。事实上，这些原则和此前一些边区制定的与国统区往来的“进出口”贸易规则是大致相同的。公有贸易机构控制了五种重要商品的进出口：大米、棉花、油、猪鬃以及黄金。所有其他商品的贸易被交给私营企业。[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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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是哪种贸易，首要的原则是，必需严格保持进出口的平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极为小心，极为谨慎，尽量避免国统区出现的贸易逆差。由于担心贸易逆差，再加上缺乏外贸经验，共产党规定，外国商品和材料的进口商必需出口同等价值的商品和材料。这一规定相当于一种实物交换体制，是如此不便，很快就被取消了。但共产党仍然坚持保持进出口平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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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中国共产党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经验不足，同时急于表示对商业界的支持，但这种经验的不足和热切的支持还没有达到使他们放弃自己经济利益的程度。在长期的经济封锁中，共产党发展出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策略，他们通常用这种自足的观点考虑问题。共产党对经济的理解常常表现得过于简单和狭隘，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它始终无法彻底消除私营企业的疑虑。1948年12月，《时代批评》的一篇文章或许能准确地反映当时商界人士的心态和感觉：“我希望，对于资本家来说，新政权不会像蒋经国政权那样糟糕。但大部分中国商人……担心未来会变得更糟。”[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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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管理：公有企业的挑战 工业管理是另一个共产党极为缺乏经验的领域，他们自己承认这一点，并急于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共产党希望以公有制形式发展某些重要的工业，这种经验的缺乏就显得更加严重。因此，华中解放区工商会议就有了一个新的任务，起草一份公有制工厂财政纪律的草案。薄一波在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工业管理的讲话表明，这一时期，党内就这一问题还存在激烈的争论。薄一波的发言与列宁的观点十分相似[115]，他宣称：“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应该学习管理，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向资本家学习科学和合理的管理方法；在当前的阶段，尽快学习管理经验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最重要任务。”[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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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天，最让党的领导不安的问题是许多机构的“无政府和散漫的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量浪费。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不合理的组织和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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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一家煤矿公司新开了一口矿井，但开矿之前他们并没有请采矿工程师进行初步调查。只是在矿井挖好、投资了30万元之后，才发现此处的矿脉太细，完全没有开采的价值。同样，在晋冀鲁豫边区，军队在没有征求建筑工程师意见的情况下挖了几个防空洞。结果，这些防空洞全都崩塌了，白白浪费大约40万元至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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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不合理的组织和工作作风的事例不胜枚举。工厂被塞进了太多非生产人员；政治表现、家庭背景以及资历，而不是技术能力，成为选拔和提升工厂干部的标准；没有人计算生产成本，或者关注企业是否赢利；时常，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发展生产，而是为工人提供援助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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