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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解放区工商业大会通过了决议，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纠正这些错误。决议规定，只有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有资格的技术人员的设计，并得到高层的批准之后，新的工业项目才允许上马。此外，决议还要求所有工业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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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召开的全国第六届劳动大会确立了类似的企业管理的目标。大会要求，每个企业都要为整个生产过程——从购买原材料到销售制成品——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大会的要求还包括：为人事管理制定具体的标准；生产检查制度要落实到所有工厂中，以保证生产标准以及合适的工作条件；采取严格的个人责任制，每个工人都要为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任务承担个人责任。[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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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责任制是苏联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对中国工人来说，它还是一种新的制度。在中国，集体责任制更加普遍。1948年，新的责任制首次应用在东北铁路的管理上。自苏联军队于1946年撤出东北后，东北铁路（或中国长春铁路）是允许苏联“存在”的少数机构之一。[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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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个人责任制首先在牡丹江市的铁路职工中间进行了试行。根据试行经验，东北铁路部门党委会发布了一条决议，规定在此后的工作中，东北所有铁路工程技术人员都要承担个人责任。此前，技术人员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轮换工作——这和苏联的做法不同，没有任何人为特定的火车头负责。轮换制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责任制。新制度规定，两到三人的工作小组专门负责一个车头，一旦出现问题，小组成员负有直接责任。[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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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薄一波的评论放在一边，这时党内仍在激烈讨论，究竟应学习苏联，还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经验。东北铁路部门党委会建议，可以参考资本主义国家的铁路管理经验，分析其优缺点。但党委会最终的结论是，新中国应以苏联模式为主，因为苏联已经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进行了充分评估，并吸收了其中所有有价值的内容。[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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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采取什么模式，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都是一项重大工程，需要几个月乃至几年时间集中力量才能完成。哈尔滨的管理者承认他们面临的困难。1948年夏天，《东北日报》评论道，科学的企业管理对我们还是一件新鲜事。该报指出，铁路管理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该市的工业部门在评估成本、分配资源、坚持商品标准方面，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工业企业的研究、调查、规划水平仍然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122]同年11月，同一家报纸的另一篇社论指出，在8月的全国第六届劳动大会之后，许多东北企业已经开始着手改善管理水平。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家企业真正、彻底地实现了这一目标。[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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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社论还指出，直到现在，东北的国营工厂对民主管理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根据全国第六届劳动大会的决议，每个工厂都要成立由工厂负责人、高级技术人员、工厂和工会其他负责人、普通工会成员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的主席由工厂负责人担任。委员会的任务是讨论工厂的重要管理问题，并最终做出决定。如果委员会发现，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指令不正确、不合理，委员会主席有权将委员会的决定上报给政府，并请求更改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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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还规定，超过500人的大工厂要成立由不同工种的工人和学徒代表组成的工厂代表委员会。代表委员会隶属于工厂管理委员会，它的功能是宣传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总结经验，听取工人的建议和批评。但在1948年，企业民主和科学管理，仍然是未来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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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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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共产党在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拥有的全部城市工作经验了。正是这次会议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到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将近四年直接管理城市的经验，主要是张家口、哈尔滨以及东北少数几个中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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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城市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克服了新掌权的左翼政党常常会有的众多理想主义冲动。刚解放张家口时，共产党为热情和冲动所左右，试图解决所有的中国城市问题，不仅对工人，也对管理者做了慷慨承诺。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些承诺是无法实现的。为应对通货膨胀增加工资的做法，只是在1945年刚接管张家口时实行过，到1948年年中，就停止实施了。同样废止的做法还包括：不断增加工资，以抵消生活成本的上涨；通过向工人提供最优厚的福利来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共产党在张家口采取的其他“过分自信”的工业政策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原则、扩大公共部门、对于公私企业的慷慨的税收鼓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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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共产党控制张家口的一年里，也采取了以下政策：劳动竞赛运动；利用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奖励制度提高个体劳动者的产量；为完成预定的工作任务，增加工作时间；限制工人的某些要求；强调劳动纪律；鼓励私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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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共产党将在1947年至1948年采取的城市工商政策，后面这些措施给了人们足够的提示。在1947年下半年，随着反“左”倾冒险主义运动的开展，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开始逐渐成形。这时，共产党关注的重点已由工商业、工人明显地转移到为支持战争而尽量扩大生产和经济重建上来了。新政策强调与私人资本的合作以及提高公有企业的管理水平。正式舍弃了根据工人的需求和政治表现确定工资的做法，采取了以技能、经验、工作表现为评判标准的分级工资制。共产党并没有放弃解决工人阶级所有实际困难的目标，但是将它推迟了。共产党近期的目标是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并尽量减轻通胀对工人生活的影响。同时，共产党许诺今后将大幅提高工人福利，让他们满意。为此，1949年，东北首先试行了工人劳动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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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城市反“左”倾运动和农村反“左”倾运动的时间和形式几乎是相同的，但它们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在农村，反“左”倾运动标志着真正群众运动的结束，这场群众运动摧毁了农村原有的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并且平均了土地所有权。在城市里，情况则有所不同。1948年的城市反“左”倾运动标志着共产党的城市工商政策有了新的方向。当时，城市政策并不是土地改革运动的延伸和扩展，而是一个重大的、性质上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城市开展反“左”倾运动，至少是为了暂时维持资本家的地位，使他们免受日益激烈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工人们反对这种反“左”倾政策。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的主要城市解放后，工人的激进行为通常会持续几个月。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九章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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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年中，李立三承认，一些工人仍然对劳资两利的原则存有疑虑。党优先发展生产，而将改善工人的生活放到第二位，这让他们感到疑惑。不仅如此，他们干脆直接质问道，为什么共产党不像在农村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那样，把资本家的财产也分给工人。其次，既然资本家依靠剥削工人赚取利润，一些工人提出质疑，扩大生产只会让资本家剥削得更多，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加班加点，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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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问题，李立三答道，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并且同时提高农业产出，这二者是并不矛盾，可同时实现的。但一旦采取某些地方已经采取的做法，将工厂、商店以及其中的设备和货物分给工人，结果就大不一样了。生产和商业活动将会完全停止，工人也将失业。没收并分配城市的财产无论对生产还是对工人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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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人的第二个问题，李立三指出，过去工人的确经受着三重剥削，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以及中国工业本身的落后。现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被打败了。政府已经出台了法律，对私营企业的剥削进行了限制，保护了工人的利益。私营企业的剥削最终将被全部消除。目前唯一存在的问题是极端落后的经济。国有资本仍然过于弱小，它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承担起发展生产的全部重担。因此，不仅有必要利用私人资本，还要尽可能鼓励它向生产领域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允许私人资本赚取一定的利润，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和工人阶级都将从中受益。[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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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开展的反“左”倾运动意味着，共产党变更了发展的优先次序。1945—1946年，张家口的经济和生产目标仍然反映出共产党强烈的农村色彩。这一目标不过是更大的边区生产计划的一部分，对农业的重视甚于工业，对轻工业的强调甚于重工业。到1949年，共产党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目标，制定了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这一次，他们强调发展重工业，而不是轻工业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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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占领主要中心城市，由此夺取国家政治权力。此后，革命力量才进入农村，领导和组织农民，建立工农联盟。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学生”——毛泽东，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的革命战略。这一战略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城市的敌人实力十分强大，而革命武装又十分弱小。如果中国共产党机械地以城市为第一目标，他们将无法蓄积足够的力量打败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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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长期的农村工作后，为什么要转向城市，以城市来领导农村呢，一些批评家对共产党工作的突然转向提出了质疑。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首先，因为革命力量现在已足够强大，具备了从敌人手中夺取城市地区的能力。其次，中国共产党主要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敌人控制的城市地区恰恰代表了中国经济最先进的部分。[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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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农村的根据地或许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城市，革命的胜利将始终是不完整的。农村可以用来包围城市，但辩证地看，也可以通过城市影响农村，并利用城市巩固革命的胜利。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入北平，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共产党占领了国家首都，而且象征着党重新成为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党。经历20多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终于再次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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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转变或许会给一些读者带来困扰，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城市的领导功能进行稍微详细的描述。城市向农村提供了科学的革命精神；城市的领导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不是全体市民的领导；只有拥有强烈阶级意识、集体主义观念、科学的远见、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工人才能领导农民，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保守；工业会引导农业朝着机械化生产和科学管理的方向发展，为现代化、集体化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但城乡之间的新关系并不包括“发展农村手工业和使农村城市化”以及“在城市中修建花园和让城市田园化”这种“诱人但无用”的目标。[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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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工业建设成为党的城市工作的核心任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今后，城市工作的重心将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主要发展工业生产，同时也兼顾公有企业生产、私营企业生产以及手工业生产。城市工作所有其他任务，例如政治权利的建设、党的组织工作、工会组织、群众组织、治安、文化、教育以及宣传，都要围绕工业生产这个核心任务进行。最后，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尽最大努力学习工业生产、商业以及银行业的技术和管理方法。[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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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确立了新的城市工作方向以及本身的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苏联经验作为指导，尽管他们承认，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革命策略上，中苏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这一时期，共产党借鉴的苏联经验包括：进行科学管理和规划、工业管理中采用责任制、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工人保险制度、劳动竞赛运动、工会工作以及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投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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