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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刚撤走，周围村庄的农民就涌入城市，抓捕逃亡到城里的地主，对工厂主和店主进行“清算”，拆除机器，洗劫商店。在党的工商业政策得以有效实施之前，混乱和骚动持续了许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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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干部会议上发布了禁止抢劫的命令，重申了他们应该执行的政策。秩序恢复之后，共产党将工商界人士召集起来，举行了十多次会议。会议解释了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并邀请当地资本家发表自己的意见。据说，这些集会对减轻资本家的恐惧“十分有效”。但与此同时，由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劳资双方不断产生新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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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工人普遍认为，是摘取胜利果实的时候了，而且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很明显，工厂主不敢对他们怎样。在一家鞋厂，工人甚至拆掉一些机器设备，随后将它们搬走。最后，政府不得不派出行政人员和工会干部，召集工人开会，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在许多劳资纠纷中，市政府既是仲裁员，也是调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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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制定了专门的贷款计划，帮助工商企业恢复运营。但贷款主要供给钢铁厂、铁路、纺织、服装、制鞋这类优先考虑的企业，后三种都与军需供应有关。新的市政府还帮助企业获得必要的生产原料，包括焦煤、棉花和木材。据报道，到4月底，吉林92%的工商企业开始重新生产和经营。[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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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措施还不足以减轻工商界人士的恐惧。共产党不得不继续对他们进行安抚，具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许涤新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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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和香港，我们工商业的同胞对解放区的城市社会改革都还存在一些疑虑。这些疑虑可分为三点。第一，他们担心解放军把农村土地改革引入城市，用在工商企业身上；第二，他们担心解放以后，工人们会压迫企业主；第三，他们担心一旦新民主主义政府建立，它对私营企业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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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重申了党对这几点疑虑所做的解释。关于第三个问题，保护私营企业是否只是共产党一种临时的姿态，许承认这种担心是广泛存在的，同时尽最大的努力对此进行了解释。许在文中指出，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因此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展生产和经济。如果我们放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政策，剥夺民营资本生存的权力，就必将失败。[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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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在一年后写道，我们的确应该坚持和宣扬共产主义，但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如此之低，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就这一点而言，李继续写道，我们的情况与“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或东欧国家不同。中国不可能像这些国家一样直接迈入社会主义，或者像俄国那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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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打消人们对共产党疑虑的还有香港的《华商报》，该报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解放区有关进出口贸易的规定。它们是《山东解放区的进出口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有关关税的一系列规章。香港的商人有兴趣和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但他们不清楚该怎样做以及最终能否获利。解放区的第一份贸易规定还不足以打消他们的疑虑。最终，在1949年初，《华商报》回答了香港商人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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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记者解释道，在取得完全的胜利之前，共产党外贸政策的基本目标都将是发展农业和工业，因为它们对维持战争至关重要。因此，就外贸管理而言，共产党鼓励进口必需商品，限制进口奢侈品和解放区本身能生产的产品。事实上，这些原则和此前一些边区制定的与国统区往来的“进出口”贸易规则是大致相同的。公有贸易机构控制了五种重要商品的进出口：大米、棉花、油、猪鬃以及黄金。所有其他商品的贸易被交给私营企业。[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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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是哪种贸易，首要的原则是，必需严格保持进出口的平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极为小心，极为谨慎，尽量避免国统区出现的贸易逆差。由于担心贸易逆差，再加上缺乏外贸经验，共产党规定，外国商品和材料的进口商必需出口同等价值的商品和材料。这一规定相当于一种实物交换体制，是如此不便，很快就被取消了。但共产党仍然坚持保持进出口平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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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中国共产党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经验不足，同时急于表示对商业界的支持，但这种经验的不足和热切的支持还没有达到使他们放弃自己经济利益的程度。在长期的经济封锁中，共产党发展出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策略，他们通常用这种自足的观点考虑问题。共产党对经济的理解常常表现得过于简单和狭隘，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它始终无法彻底消除私营企业的疑虑。1948年12月，《时代批评》的一篇文章或许能准确地反映当时商界人士的心态和感觉：“我希望，对于资本家来说，新政权不会像蒋经国政权那样糟糕。但大部分中国商人……担心未来会变得更糟。”[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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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管理：公有企业的挑战 工业管理是另一个共产党极为缺乏经验的领域，他们自己承认这一点，并急于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共产党希望以公有制形式发展某些重要的工业，这种经验的缺乏就显得更加严重。因此，华中解放区工商会议就有了一个新的任务，起草一份公有制工厂财政纪律的草案。薄一波在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工业管理的讲话表明，这一时期，党内就这一问题还存在激烈的争论。薄一波的发言与列宁的观点十分相似[115]，他宣称：“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应该学习管理，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向资本家学习科学和合理的管理方法；在当前的阶段，尽快学习管理经验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最重要任务。”[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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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天，最让党的领导不安的问题是许多机构的“无政府和散漫的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量浪费。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不合理的组织和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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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一家煤矿公司新开了一口矿井，但开矿之前他们并没有请采矿工程师进行初步调查。只是在矿井挖好、投资了30万元之后，才发现此处的矿脉太细，完全没有开采的价值。同样，在晋冀鲁豫边区，军队在没有征求建筑工程师意见的情况下挖了几个防空洞。结果，这些防空洞全都崩塌了，白白浪费大约40万元至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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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不合理的组织和工作作风的事例不胜枚举。工厂被塞进了太多非生产人员；政治表现、家庭背景以及资历，而不是技术能力，成为选拔和提升工厂干部的标准；没有人计算生产成本，或者关注企业是否赢利；时常，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发展生产，而是为工人提供援助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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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解放区工商业大会通过了决议，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纠正这些错误。决议规定，只有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有资格的技术人员的设计，并得到高层的批准之后，新的工业项目才允许上马。此外，决议还要求所有工业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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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召开的全国第六届劳动大会确立了类似的企业管理的目标。大会要求，每个企业都要为整个生产过程——从购买原材料到销售制成品——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大会的要求还包括：为人事管理制定具体的标准；生产检查制度要落实到所有工厂中，以保证生产标准以及合适的工作条件；采取严格的个人责任制，每个工人都要为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任务承担个人责任。[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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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责任制是苏联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对中国工人来说，它还是一种新的制度。在中国，集体责任制更加普遍。1948年，新的责任制首次应用在东北铁路的管理上。自苏联军队于1946年撤出东北后，东北铁路（或中国长春铁路）是允许苏联“存在”的少数机构之一。[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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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个人责任制首先在牡丹江市的铁路职工中间进行了试行。根据试行经验，东北铁路部门党委会发布了一条决议，规定在此后的工作中，东北所有铁路工程技术人员都要承担个人责任。此前，技术人员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轮换工作——这和苏联的做法不同，没有任何人为特定的火车头负责。轮换制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责任制。新制度规定，两到三人的工作小组专门负责一个车头，一旦出现问题，小组成员负有直接责任。[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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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薄一波的评论放在一边，这时党内仍在激烈讨论，究竟应学习苏联，还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经验。东北铁路部门党委会建议，可以参考资本主义国家的铁路管理经验，分析其优缺点。但党委会最终的结论是，新中国应以苏联模式为主，因为苏联已经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进行了充分评估，并吸收了其中所有有价值的内容。[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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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采取什么模式，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都是一项重大工程，需要几个月乃至几年时间集中力量才能完成。哈尔滨的管理者承认他们面临的困难。1948年夏天，《东北日报》评论道，科学的企业管理对我们还是一件新鲜事。该报指出，铁路管理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该市的工业部门在评估成本、分配资源、坚持商品标准方面，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工业企业的研究、调查、规划水平仍然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122]同年11月，同一家报纸的另一篇社论指出，在8月的全国第六届劳动大会之后，许多东北企业已经开始着手改善管理水平。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家企业真正、彻底地实现了这一目标。[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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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社论还指出，直到现在，东北的国营工厂对民主管理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根据全国第六届劳动大会的决议，每个工厂都要成立由工厂负责人、高级技术人员、工厂和工会其他负责人、普通工会成员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的主席由工厂负责人担任。委员会的任务是讨论工厂的重要管理问题，并最终做出决定。如果委员会发现，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指令不正确、不合理，委员会主席有权将委员会的决定上报给政府，并请求更改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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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还规定，超过500人的大工厂要成立由不同工种的工人和学徒代表组成的工厂代表委员会。代表委员会隶属于工厂管理委员会，它的功能是宣传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总结经验，听取工人的建议和批评。但在1948年，企业民主和科学管理，仍然是未来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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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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