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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年中，李立三承认，一些工人仍然对劳资两利的原则存有疑虑。党优先发展生产，而将改善工人的生活放到第二位，这让他们感到疑惑。不仅如此，他们干脆直接质问道，为什么共产党不像在农村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那样，把资本家的财产也分给工人。其次，既然资本家依靠剥削工人赚取利润，一些工人提出质疑，扩大生产只会让资本家剥削得更多，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加班加点，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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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问题，李立三答道，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并且同时提高农业产出，这二者是并不矛盾，可同时实现的。但一旦采取某些地方已经采取的做法，将工厂、商店以及其中的设备和货物分给工人，结果就大不一样了。生产和商业活动将会完全停止，工人也将失业。没收并分配城市的财产无论对生产还是对工人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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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人的第二个问题，李立三指出，过去工人的确经受着三重剥削，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以及中国工业本身的落后。现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被打败了。政府已经出台了法律，对私营企业的剥削进行了限制，保护了工人的利益。私营企业的剥削最终将被全部消除。目前唯一存在的问题是极端落后的经济。国有资本仍然过于弱小，它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承担起发展生产的全部重担。因此，不仅有必要利用私人资本，还要尽可能鼓励它向生产领域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允许私人资本赚取一定的利润，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和工人阶级都将从中受益。[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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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开展的反“左”倾运动意味着，共产党变更了发展的优先次序。1945—1946年，张家口的经济和生产目标仍然反映出共产党强烈的农村色彩。这一目标不过是更大的边区生产计划的一部分，对农业的重视甚于工业，对轻工业的强调甚于重工业。到1949年，共产党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目标，制定了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这一次，他们强调发展重工业，而不是轻工业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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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占领主要中心城市，由此夺取国家政治权力。此后，革命力量才进入农村，领导和组织农民，建立工农联盟。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学生”——毛泽东，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的革命战略。这一战略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城市的敌人实力十分强大，而革命武装又十分弱小。如果中国共产党机械地以城市为第一目标，他们将无法蓄积足够的力量打败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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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长期的农村工作后，为什么要转向城市，以城市来领导农村呢，一些批评家对共产党工作的突然转向提出了质疑。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首先，因为革命力量现在已足够强大，具备了从敌人手中夺取城市地区的能力。其次，中国共产党主要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敌人控制的城市地区恰恰代表了中国经济最先进的部分。[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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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农村的根据地或许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城市，革命的胜利将始终是不完整的。农村可以用来包围城市，但辩证地看，也可以通过城市影响农村，并利用城市巩固革命的胜利。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入北平，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共产党占领了国家首都，而且象征着党重新成为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党。经历20多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终于再次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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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转变或许会给一些读者带来困扰，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城市的领导功能进行稍微详细的描述。城市向农村提供了科学的革命精神；城市的领导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不是全体市民的领导；只有拥有强烈阶级意识、集体主义观念、科学的远见、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工人才能领导农民，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保守；工业会引导农业朝着机械化生产和科学管理的方向发展，为现代化、集体化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但城乡之间的新关系并不包括“发展农村手工业和使农村城市化”以及“在城市中修建花园和让城市田园化”这种“诱人但无用”的目标。[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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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工业建设成为党的城市工作的核心任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今后，城市工作的重心将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主要发展工业生产，同时也兼顾公有企业生产、私营企业生产以及手工业生产。城市工作所有其他任务，例如政治权利的建设、党的组织工作、工会组织、群众组织、治安、文化、教育以及宣传，都要围绕工业生产这个核心任务进行。最后，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尽最大努力学习工业生产、商业以及银行业的技术和管理方法。[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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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确立了新的城市工作方向以及本身的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苏联经验作为指导，尽管他们承认，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革命策略上，中苏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这一时期，共产党借鉴的苏联经验包括：进行科学管理和规划、工业管理中采用责任制、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工人保险制度、劳动竞赛运动、工会工作以及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投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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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根据新的城市政策，东北一个老解放区的负责人提出了1949年的具体工作任务。首先，工业建设要求制定一个整体经济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立刻恢复重工业生产，特别是钢铁、机械制造和电力行业。它还要求发展相关的铁路运输、农业生产、金融和贸易。为了制定和实施这一计划，要求所有党员加深对行政协调、部分服从整体、落后服从先进等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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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共产党研究了苏联过去30年的经验，大力宣传经济建设计划，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新的经济任务，对错误思想和疑虑进行批评。党员们必须记住，工人运动、青年工作、群众组织等工作都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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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党必须给予工人更多的关注，确保他们拿到较为合理的工资，并尽量减少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但工人运动绝不能干扰经济建设和生产计划的实施。大批干部被派遣到工人中间，进行工会和党的组织工作，协助工厂管理人员和工人代表委员会，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民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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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该负责人要求，在农村，地方党机构必须成立供销合作社。他指出，在城市引导农村的总体框架下，这些合作社是连接城市国有经济和农村小生产者的最理想的经济结构。它们的功能是，向农村地区提供布、盐、油、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同时购买农民的农产品。[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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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缺乏有城市工作经验、能够有效实施党的城市政策的干部。1948年夏天，全国第六届劳动大会决议对一些干部“无纪律”和“不理性”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合格的干部。官方声明谴责了干部的农村游击队思维和他们在城市里照搬农村的工作作风的做法。根据前文的描述，在东北，无论在领导还是思想层面，共产党都成功地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而且就其效果而言，也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另一位作家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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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正从农村转向城市，最大困难是一些长期在农村工作的人身上存在的落后、保守和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满脑袋是农民意识，不能懂得城市能在革命事业中担负的伟大领导作用……这些人大多数还习惯于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凭他们狭隘的游击经验，他们不能系统地掌握城市工作方法。[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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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反差，进入城市后，一些干部开始腐化。但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干部们缺少现代化城市，特别是工业部门的管理知识。干部和党员不具备系统规划和工作的能力。他们不理解城市是一个集中和统一的整体。他们的工作方式仍然和农村一样，分散、不协调、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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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不足得到弥补之前，许多工厂的生产已经受到严重影响。例如，由于暂时缺乏棉纱，沈阳北关区一名干部下令关闭一家纺织厂。工厂被用来制作豆腐和停放人力车。在战争时期的农村，这种随机应变的处置方式或许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城市产业的长远发展，这种做法却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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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张进新（音），张同志负责管理沈阳市一家年产量数千吨的铸铜厂。张对于技术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他停止了对冶炼炉的日常检查和维修，声称它们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结果，两台主要的冶炼炉发生了故障，导致了全厂停工。张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向工业部门上交了一份简单的报告。[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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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占领西安后，由于担心手工业工人失业，负责工业工作的干部有意不让某些机械工厂恢复生产和运营。在一些地方，干部不允许妇女进入工厂工作，而是将大量棉花分发给她们，让她们在家里使用手工操作的纱锭工作。结果，许多纺织厂由于缺乏棉花无法满负荷生产。在东北，工会领导甚至发布了关于如何收费的专门指令。因为许多来自农村的干部似乎并不了解收费的重要性，他们甚至不会开发票和记账。[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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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吉林以及安东的干部同样受到了批评，他们没有系统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无论是组织工作，还是教育工作，他们都停留在街道的水平上。[132]最初，解放区城市的行政结构分为三层：市、区、街道。1949年6月22日，天津市对这种城市管理方法提出批评，并正式废除了这一系统。新华社的社论也指出，这种行政结构是试图将农村的县、区、村三级政治结构照搬到城市中来。在农村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分布是分散的，不像城市那样集中。因此，区和街道政府无法有效地管理城市的工厂、银行、学校和其他机构。这种政治权力的分散造成了许多城市的“无政府状态”，致使市政府无法有效贯彻党的城市政策。因此，社论认为，城市政府应拥有完全的决策权，具体政策应由市政府各个部门直接实施。[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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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召开了一次由市、区、街道干部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取消了区和街道一级的政治机构。市政府秘书对与会干部的缺乏纪律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区和街道的政治工作过于冗繁。这些机构取消之后，原来由它们处理的所有教育、宣传、文化、组织、公众卫生、治安、户口登记、工商业和合作社的管理，都集中交由市政府下属的各局管理。[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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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正式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之后，立刻出现了第二个问题。这一声明使党在农村的许多领导和干部——尤其是后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北方城市来到农村的知识青年[135]——明显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已经无须再做任何农村工作了。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希望到城镇去，并且留在那里。有时，大批干部集中到一个甚至没有多少工业、毫不重要的小镇子，而周围的村庄还有许多土匪、残余地主势力在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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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彪的部队到达华中时，这一问题变得愈发明显了，终于引起了共产党的重视。共产党提醒各地的负责人，只有彻底完成农村的改革之后，城市才能“领导”农村。林彪在《华中局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指出，在东北和华北，土地改革已经顺利完成，农村地区普遍成立了人民政府，这为共产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创造了必要条件。在这些任务尚未完成的其他地方，当地政府决不能忽视农村工作。林彪认为，当前在华中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农村。“党的所有组织、宣传、教育和政府工作必须围绕这个重心，”林写道，“党的目标并不是留在城市，而是坚定地以农村为中心。”[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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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缺乏城市管理和工业发展方面的经验，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一些最基本的城市问题。和南京政府不同，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一种合理、有效、部分借鉴苏联经验的工人政策。该政策主要依靠社会风气、树立典型和物质奖励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条款，以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但并不赞同工人提出的可能严重影响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要求。共产党试图利用民营企业家的经验和资本，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工人政策消除民营企业家的疑虑。这一努力始终没有完全成功过。但在1950年初，高岗自豪地宣称，在东北的第一年，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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