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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岗的说法，政府为所有公有企业制定了生产计划。所有重要行业都超额完成了规定的生产计划，尽管这些行业的平均产量只相当于1943年（当时还是日占时期）的1/3左右。这些行业包括钢铁、铜、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同时完成的还有铁路运输计划。没有完成生产计划的行业包括农业、棉纺、织布、造纸这类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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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同样得到了恢复。高岗声称，从1949年6月至12月，沈阳私营企业的数量增加了23%，受雇于私营企业的工人增加了18%。1948年，在东北，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物价上涨了8倍，但在1949年，上涨的幅度仅为80%。由于物价的稳定，劳动保险制度以及工人医疗福利制度的建立，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也大大地减轻了。1948年，农业总产量的23%上交给了政府，到194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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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这样总结了这些成果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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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年已经证明了我们党不仅善于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和革命战争……也能够领导人民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管理好经济建设工作。这项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但它已经成为现实，并且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代化和经济建设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全新的、困难的事情。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已经从战争和土地改革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党已经培养并派遣了数千名干部直接参加经济建设工作。这些干部已经取得了管理经济和城市的书本知识，现在，他们正在实践中学习。他们现在处于认识新事物的第一个阶段，他们正开始能够做他们过去所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过去学会了土改和打仗，现在，用同样的方式，也可以学习并学会经济建设这项新工作。[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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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1949年城市政策的许多内容，后来（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要么被取消，要么经历了修改。但共产党城市政策最根本的概念“城市领导农村”，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没有发生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重视城市发展而忽视农村，成了刘少奇众多罪名中的一项。“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一股反“城市暴政”的思潮，许多中国人对西方和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特点表示厌恶。一位官员甚至对外国游客说“我们正试图将农村城市化，让城市田园化”。[138]这恰恰是一个共产党人在1949年认为“诱人但无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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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363页（第1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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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一位美国外交官说，他的上海同事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持类似观点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裴斐（Nathaniel Peffer）、经济学家陈翰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及美国驻北平总领事（他引用的是来自共产党方面的传言）。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中国远东卷），第46—47、161、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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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放区两年发展统计》，载于新华社编《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第49—50页。想要总览1946年7月到1947年底这段时间内攻取和丢失的城市，见《1948年手册》甲卷，第3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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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了大城市，很难找到20世纪40年代的人口统计。以下是1948年年中中国共产党占据的绝大部分大城市的人口数据（包括1946年失守的威海卫）。原始资料来自：（1）《东方年鉴》，1942年，第508页；（2）《中国手册》，1950年，页码已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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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 （1） 315242 佳木斯 （1） 128667 哈尔滨 （1） 661984 哈尔滨 （2），17 760000 呼伦 （1） 39877 吉林 （1） 173624 辽阳 （1） 100165 牡丹江 （1） 179217 石家庄 （2），46 217327 四平街 （1） 68418 齐齐哈尔 （1） 133495 威海卫 （2），60 222247 营口 （1） 180871 [5]上海《大公报》，1946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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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繁荣、和平：张家口在共产党占领后》，见《中国周报》，1946年3月30日，第102页；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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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周报》，1946年3月30日，第102页。引自张家口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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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家口《晋察冀日报》，1946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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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津导报》（亲共报纸），1945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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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保甲系统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地方组织和控制制度。国民党重新启用了这种制度，而日本人发展了这一制度。在日本统治下，十户家庭组成一个“排”，十个排组成一个“甲”，十个甲组成一个“保”。见弗兰茨·舒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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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肖明：《张家口全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的报告》，见《张家口全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第11页。肖是张家口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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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华社北平电，194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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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七章曾探讨过这个话题，1946年5月4日土改指示在第八条中对城乡情况进行了区分（参见此处）。冀鲁豫党委指示号召对地主在乡下所有的工商业企业进行清算和合作管理（参见此处和参见此处）。任弼时（参见此处）指出了瓜分农村商业资产的自杀性后果。柯鲁克夫妇在《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的第112—113页提到县镇中对地主所有工商业财产的没收。柯鲁克夫妇（《十里店》，第138—143页）和韩丁（《翻身》，第154—155页）还提到了土改后在村一级合作管理企业。关于城市清算的更多内容列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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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3页（第678—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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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87页（第1080—10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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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延安新华社，194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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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肖明：第10页（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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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家口市总工会组织章程》第二部分第3条，载于《张家口全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第12页。个别的工厂和企业的工会根据地区组成区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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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肖明，第10页（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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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关于张家口宣化公营工厂工人工资的标准》，载于晋察冀片区行政委员会编：《晋察冀法令汇编》，第129—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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