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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关党支部在2月中旬开始为解放做准备。高低层职员成立了委员会，开展了职员总注册运动，还囤积了大量救济物资。在港口和海关警察中，动员了120人组成一支武装纠察队。30名港口警察在党员的直接领导下赶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攻破了海关军火库，得到了583挺步枪和弹药以及其他武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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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工人组织了一个装卸工地下联合工会，组成他们自己的纠察队，进行消极怠工，采用拖延策略，藏匿货物，总体上尽他们所能阻止国民党逃走。在上海最大的造船企业江南造船厂，据说几百名工人挫败了一次企图将设备转移到台湾的努力。首先，他们宣称自己是生产工人，不是运输工人，拒绝将机器拆卸、装箱和装船。国民党士兵被叫来做这些工作，但是做不好，工人们被迫接手。他们随后采取了不同的拖延策略，慢条斯理地工作，将机器最贵重的部分藏起一些，将有缺陷的和非核心的设备装箱。一些工程师同样也参与了此事，为成功地偷梁换柱保全设备贡献了力量。最后，少于1万吨的大多数残次不全的机器和设备海运到了台湾。然而撤退的国民党几天之后采取了报复行为，它的轰炸机命中了造船厂很多次，造成惨重的损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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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到5月，共产党青年团在交通大学设法招募了400名学生。在那里，相似的准备撤离的命令遭到很多教授和学生激烈反对。他们组成了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条决议，宣布“学校绝对不能搬”。课程继续进行，学生整个春节都在校园里，以防止部队占领学校。解放前夕，老师和学生组成了一支纠察队，防止搬走图书馆、实验设备和其他可移动物件。学生还尽可能地收集关于国民党在大学附近防御工事的信息，向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队报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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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据报道组织了相似准备的公司包括联勤（音）汽车厂、上海化工、英联造船厂、日亚钢厂、通用机器制造总公司、中国农具公司上海分厂、上海电机公司、上海公交公司、闸北水电公司和上海邮政局。很多工人的纠察队在解放后不久变为人民保安队。他们负责维护工业区的治安，并且在一些情况下，负责解除国民党部队在这些区域的武装。[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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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的说法，在上海解放前，6万人被组织起来成立了纠察队；其结果是，城市的工厂和公用事业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27]这些说法难辨真伪。工商业的确受到了干扰。但是像我们将在下面见到的那样，这似乎不是由于在接收初期对工厂的机械破坏造成的。另外，保护运动的关键目标之一——保全最基本的公用设施——成功实现了。共产党对他们能够在1949年新夺取的城市地区迅速恢复电、水、电话、邮政和公共交通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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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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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准备工作的又一方面是囤积粮食和其他必要食品。这些商品在战斗结束后就尽可能快地运到城市，以帮助稳定价格，养活人口和提供救济。这些粮食还用来作为实物薪酬支付给招募来的帮助军队清理战争废墟的平民。有些城市顺利地将大量的粮食和基本食物运进城里，完成了任务。这些城市包括石家庄、营口、济南、长春、北京、天津和上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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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通货膨胀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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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遗留给共产党的最严重的城市问题当然是通货膨胀。为了成功稳定价格，食物的充足供给和工厂的不受损害作为前提条件当然非常重要，但仅仅如此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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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上的第一个命令是将1948年8月国民党币制改革以后的金圆券，兑换为人民币。1945年，还都的国民党政府用了几个月才收回了原沦陷区的所有伪币。1949年，北平于1月22日和平解放。但是直到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城前，仍由原有人员维持治安和管理。到了2月3日，新货币的汇率公布。货币转换于2月23日完成，从那天起禁止金圆券在北京流通。汇率定在10元金圆券对1元人民币。工人、教师、学生和穷人被允许以优惠的比率：3元金圆券对1元人民币兑换货币，这一特许权在共产党到达上海的时候被免除，因为它为投机创造了机会。在1月15日被共产党占领的天津，货币转换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完成。在上海，在城市被解放的两周内，货币转换完成，国民党货币被禁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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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众对新货币的信心并不比过去对旧货币多。金、银、外汇市场继续交易旺盛。价格和工资经常用银圆而不是用新的人民币计算。投机行为也相应活跃起来，实际上在人民币刚出现的几天内就因为投机贬值了。在上海，6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个银圆的价格从人民币660元上升到1800元，每两黄金的价格从人民币3.9万元上升到11万元。商品价格随着金银价格的上涨而攀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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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的中国人民银行经理所说，那里零售价格在一星期内的增长率等于解放区前一整年的增长率。[31]重新组建的上海商会天天宣称一些“无形的罪恶”还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中，包括：对储蓄缺乏热情、习惯于看重商品不看重货币、投入时间精力搞投机和谋取暴利、对生产不感兴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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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北京、天津、南京和上海的军管会主要依靠劝诫的方式解决问题，却不成功，于是它们禁止金银和外汇的流通、交易和用作计算价格的标准。虽然市面上的交易禁止了，还是允许人们持有金银和外汇，定期存于人民银行的账户中。这些金、银和外汇按照当天官方汇率以人民币的形式见票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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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官员指出公众一定认为对共产党的规定和法令，就像对国民党的一样，不必太当真。在北平，禁令在2月28日宣布。3月2日，军管会开始逮捕兑换货币的人。这些人忽略了——据一家无线电广播谨慎的说法——军管会的“建议”。到了3月4日，116名货币交易者被逮捕。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作了登记并答应不再交易银圆后很快被释放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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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货币置换过程比北方城市实行得还要快，于是令人民币成为唯一交易媒介的工作在开展时比北方多了几分戏剧化。在6月10日的早上，人民解放军军队在股票交易大楼周围围上了警戒线，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城市内投机金银的中心。他们逮捕了2113人。在教育后，1863人在24小时被释放。剩下的，被认为罪行更严重的250人被羁押。在这些人里，有几个是上海最臭名昭著的投机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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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新政权还开始动员群众支持拒银运动，要求工人、国营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拒绝接受和使用银圆。6月9日，上海学联召开了群众大会，动员学生支持拒银运动。来自100所大学和中学的6400名学生与会。几百名学生宣传队很快来到街上教育商人和钱贩子，并对每个过路人宣传新的金融规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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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兼施后，共产党通过平价——也就是商品储蓄单位刺激经济，从而丰富了打击投机的手段。它被设计出来，目的是为了保护储蓄不受最坏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就消除了投资金银的主要动机。在新的系统下，以人民币形式存入的储蓄被转换成商品单位的储蓄，每一单位代表以下商品市价的总额：一品脱米，一英尺布，一斤煤，一盎司食用油。当取出存款时，款项按取款时这些商品现行价格加上利息支付。[36]最后，所有政府银行的贷款同样以商品单位的形式计算，所有公职人员和很多其他人的工资也按该形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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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鼓励储蓄并吸收购买力的方法是政府债券的出售。推销活动开始于东北，后来向南移。公众前不久目睹了国民党的债券贬值为不值钱的废纸，所以可以理解他们不敢贸然支持这一项目。每个城市都成立了认购委员会，一场声势浩大的推销活动开始了，主要针对工商界。与国民党政府最后一次的债券发行不同，这次新政权第一次发行债券最后被认购一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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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在接收后的几个月内，商人和实业家，特别是前者，还成为沉重的累进税的主要对象。法令写得很清楚，让人没有空子可钻。很多人抗议，但是共产党很坚决。他们宣称在过去，农民承受着战争主要的开支，现在城市也必须做出贡献。然而，农村还是继续贡献着它那一份，税率在新解放区定在收成的13%，老解放区定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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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了阻止商人的囤积居奇和价格操纵——这些曾经在国民党经济中给城市消费者增加了困苦——新政权试图确保政府控制的生产区稳定供应必需商品。除了对一些必需品的定量供应之外，新的市政府还囤积基础必需品，如大米、小米、盐、油和煤。当价格显示强烈波动的时候，将它们投放市场以稳定价格。[38]这是通过市贸易公司来完成的，而市贸易公司是政府大区贸易机构网络的一部分。它们还从事常规的零售以及负责向消费者合作社提供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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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华北贸易公司开始在北平出售粮食、煤和布，价格稍低于市价。贸易公司开起了它自己的门市部，还委托一些私营商人以固定的价格出售国家供给的商品。允许商人继续以市价出售他们自己的商品。[39]然而事实证明，私人代理系统并不让人满意，因此国家贸易公司越来越依靠消费者合作社，将它作为政府供应商品的专营店。虽然这些合作社的质量总是被报纸诟病，它们的数量却在迅速增长着。它们的组织方式像老解放区一样，面向个别工厂、作坊、政府机关等的雇员，对外人或普通大众不开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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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解放，共产党就在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内做了，或至少尝试去做一些事情。国民党在接收沦陷区时因为忽略没做而遭到批评的事不外乎这些。到了1949年，共产党保卫城市经济基础设施的努力似乎达到了想要的结果。基本的设施，包括交通和通讯，在战斗结束之后都尽可能快地恢复了。货币置换过程做得干脆利索，新的当权者立即开始对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几个源头进行控制。转换成新货币之后，所有在形式上构成竞争的兑换都被禁止了。通过逮捕主犯、定下相当现实的汇率以及为公众提供一种替代的投资方式，买卖金银和外汇的黑市得到控制。另外，共产党开始收税，对一些必需商品开始了定量供应，并采取措施使得必需商品稳定地流入城市，以控制的价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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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马上对这些努力做出反应，但是反应不明显，并且不均衡。在共产党统治的前几个月，物价继续上涨，但比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个月的增长率要小。[41]在天津，1949年1月25日到8月23日之间，批发价格的平均周增长率在11.38%，而工人生活花费的平均周增长率在9.51%。国民党在天津统治的最后月份，1948年8月24日到1949年1月11日，相应的数据分别为26.03%到31.2%。[42]然而在解放后的一个月内，上海的食物价格猛涨，天津的情况也是一样。据记载，上海的米价增长了6倍，一个商品储蓄单位的价格从100元人民币上升到7月19日的894元人民币，在8月1日上涨到967元人民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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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的持续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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