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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官方强调工商业的复兴，发生的扰乱却常常抵消掉那些能有效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的努力。天津当局宣称到了1949年2月中，约有90%的城市的企业重新开门。[44]但是接下来的报道显示它们很难继续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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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除了生产成本的继续上升外的又一现状，生产成本的上升也加剧了以下状况——在共产党管理下激增的劳资纠纷为工商业抛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纠纷与1945年发生在张家口，后来发生在东北各城市的纠纷形式相同。新的当权者，要么因为不愿意，要么因为无能为力采取其他做法，任凭工人的骚动持续了几个月。在此期间，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发放生活津贴、增加遣散费和更好的待遇。这就是在1949年春天被占领的城市的情况，一整年前，党的领导第一次将相同的劳工骚动斥为“左”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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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进城后不久，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天津办公室开办了一个工人咨询办公室。到2月初，办公室回复了2000多条问询，很多都是关于工资报酬以及劳资双方发生纠纷时资方的权利问题。[45]给出什么样的回答没有公开。但是这些和其他相关类型的劳资纠纷在接下来两个月有所增加。3月的某星期，新华社称6家私有的天津工厂在接受工人的要求改善了工作条件后，生产力得到了提升。[46]恰恰在同一个星期，一家当地报纸报道由于劳资纠纷和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关闭企业的数量在增加。[47]该报道由中国人民银行经济顾问千家驹执笔。他后来写到，一些天津的企业家依靠逐渐变卖他们的工业资产以满足工人对于涨薪的要求。[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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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劳工争端的问题如此突出，城市的10个区级政府召集来自很多不同企业的劳工和管理人员代表（包括面粉厂、铁厂、火柴厂、理发店以及三轮车与黄包车公司）开了一系列会议。政府代表宣布工资纠纷必须根据“劳资兼顾”的原则来解决。领导们还重申了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提醒在座各位该政策不包括清算斗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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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市新市长陈毅将军之后的一则报告，仅上海一地在7月份就出现了2000多起劳资纠纷。[50]工人把之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四年中劳工骚动时的策略都使了出来。他们参加罢工、消极怠工、静坐示威，还有各种对雇主的骚扰。《大美晚报》的伦德尔·古德被他的几个雇员锁在办公室里，直到他答应满足他们的工资要求才被放出来。从此他对共产党的管理不再抱有热情。不管雇主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上海的工人都要求提升工资、贷款、端午节奖金和增加遣散费。上海的新政权很少对其进行干涉，虽然北平和天津已经采用了新的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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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第四章中提到的，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劳工骚动，是贯穿内战时期大多数时候经济生活的一个普遍特征。我们虽然不是完全清楚这是否是共产党的一个动机，但他们也许有意识地不在解放每个主要城市之后立即对劳工的要求严加约束，以免疏远连国民党都要试图抚慰的劳工。共产党自己在关于国统区劳工运动的主要政策声明中以及通过他们在国统区的地下组织，都曾鼓励工人提出要求。这些要求与工人现在提出的要求没什么区别。在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解释的情况下，马上宣布工人必须停止争取利益很不合时宜，因为大家都认为解放理所应当带来这些利益。革命的口号很明确地鼓励劳动者有这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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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当然同样与共产党管制劳动者要求的能力有关。张家口的经验和在东北反“左”倾运动都说明了，要想成功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满足至少三个条件：（1）有能力提供基本的经济安全，保证供应低价的必需商品；（2）由愿意并能够解释和实行党的政策的积极分子担当干部；（3）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在劳工主力中的壮大。由于大部分城市在接收前后的经济混乱，当时严重缺少干部，挑选新干部时缺少甄别，对所有新来者的训练不充分，因此想要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立即让所有地区都充分满足前面提到的条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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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突出显示了在农村和在城市的反“左”倾运动的基本差别。在农村，党中央有意将土改运动推向过激以摧毁上层集团统治者和平均地权，直到达成了目标才会实行反“左”倾运动，这就代表真正的群众运动成功完成了。另一方面，在城市，党显然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容忍解放后短时期内工人的过激行为。由于在中国主要城市劳工运动相对发达，而共产党来到大城市后还未准备好，无法马上实行它的保护资本家生产不被城市无产阶级的要求所破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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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和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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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些原因，上海在接收时期的经济混乱比别的地方要严重。早在1949年2月，《大公报》报道：大部分机器制造厂关门；由于缺少小麦，只有10%的城市面粉厂在运营；因为工资、电费和其他制造成本的上升，棉厂、纸厂和各种日常必需品的制造商在亏本销售它们的商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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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共产党军队抵达的时候，上海的工商业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与他们在天津的同事不同，上海的新领导班子不能在解放后的一个月内宣称90%的城市企业恢复运行。6月21日，《大公报》报道，上海有半数以上的工厂和商店依旧关门停业。剩下的虽处于营业状态，但大多数开工率有限。机器制造处于崩溃的边缘，纺织业的制造费用比出售价格还高。顾客很少。猛涨的食品价格又造成广泛的劳工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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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千家驹说的那样，上海实业家遇到的困难在很多方面与解放后天津的实业家经历的困难相似。在两个案例中，基本问题是原材料的短缺，攀升的劳工费用和市场营销的困难。天津的状况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周边的农村已经先于城市得到了解放，土改已经实施，新货币已经替换了旧货币。所以在占领天津后，与邻近农村地区的沟通渠道很快重新建立起来，而这在上海是不可能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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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困境在那个夏天如此严重的另一个原因是开始于6月份的破坏性空袭。国民党军队造成了一些破坏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上个月在他们匆忙撤退的时候来不及进行这种破坏。同样在6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城市进行有效的海上封锁。7月，上海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台风。在此期间的雨水泛滥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另外，长江、黄河和华南的很多河流发大水，淹没了广大的内陆地区，更进一步助长了上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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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在“客观环境”上。很多问题确切地说来自新经济和金融措施本身，而且并不局限于上海甚至华东地区。共产党大方承认他们在城市管理的很多方面正在学习和实验。但是他们的实验造成时进时停的印象，没能加强公众对共产党接班能力的信心。比如，华北实行了所得税，但很快又取消了。人民币兑换金圆券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汇率——一种对大众，另一种则对工人、学生和穷人，但没过多少时间就不得不取消。在共产党来到北平后不久，采用了用小米支付工资的做法，但是这也被很快证明不实际，不久即废止。工人必须到商人那里去把工资换得现金，于是这些商人开始操纵小米的价格——这本来是应该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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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贸易公司在试图使用私人代理商时遇到了迫在眉睫的困难，但是作为替代的消费者合作社有严重的问题存在。一些征税新规定由于不合理而取消了，虽然这样做只是出于对商人抱怨的特别回应。同样地，要求进口商出口同样价值的货物，这实际上意味着用物物交换来进行外贸。这被认为不可行，不得不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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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经历，加上持续的通货膨胀、劳动力不安定以及对国民党经济处置失当的记忆，显然已经足够破坏公众对新货币以及新政权能力的信心了。对于新建立在商品单位保值基础上的储蓄系统，人们并没有趋之若鹜。[53]政府的胜利债券经过反复“劝说”才被认购。上海市长陈毅，后来在1949年夏天表达了大众的感受，他承认：“一部分公众中流行着悲观情绪，他们认为物价不可能稳定，而且由于海上封锁和海上通道被切断，他们认为贸易和工业没有未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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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任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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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暗淡无光的前景，共产党的反应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发动了一个运动。在华东，它开始于官方在8月初召开的第一次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会上“集中讨论”了上海面临的问题。刘少奇在4月18日和5月7日之间访问天津标志着天津进入了同样的阶段。[55]千家驹到达上海后谈到了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要意义。千在接受一个上海记者的采访中声称，刘少奇在天津逗留期间，清楚说明了党的“劳资互利”政策。从此以后，私有业主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们抛开了无动于衷和悲观情绪，换上了更积极的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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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随着“六大任务”计划的公布，运动已初具规模。该计划由中共上海市委呈递给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650名代表一致通过。六个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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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支持解放福建和台湾的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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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疏散人口。目标是把战争期间拥进上海的难民遣返原籍，以缓解失业问题。该计划还要求将一些工厂转入内陆地区，离燃料和原材料的来源地近一些。海上封锁切断了这些物资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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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调整上海工业的生产目标，使之适应经济最迫切的需要和缺少外国原材料的现状；保护劳资双方的利益；通过组织得当的工会团结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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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员大量的党员、干部、工人和学生在上海郊区进行台风后的救灾活动，抢修海堤，并进行土改——特别在人民解放军南行时快速跳过的苏南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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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展上海与内陆地区的沟通，鼓励城乡间日用物资和商品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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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倡节俭，减少财政支出。所有党、政、军、民各单位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抵制浪费。[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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