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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和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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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些原因，上海在接收时期的经济混乱比别的地方要严重。早在1949年2月，《大公报》报道：大部分机器制造厂关门；由于缺少小麦，只有10%的城市面粉厂在运营；因为工资、电费和其他制造成本的上升，棉厂、纸厂和各种日常必需品的制造商在亏本销售它们的商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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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共产党军队抵达的时候，上海的工商业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与他们在天津的同事不同，上海的新领导班子不能在解放后的一个月内宣称90%的城市企业恢复运行。6月21日，《大公报》报道，上海有半数以上的工厂和商店依旧关门停业。剩下的虽处于营业状态，但大多数开工率有限。机器制造处于崩溃的边缘，纺织业的制造费用比出售价格还高。顾客很少。猛涨的食品价格又造成广泛的劳工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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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千家驹说的那样，上海实业家遇到的困难在很多方面与解放后天津的实业家经历的困难相似。在两个案例中，基本问题是原材料的短缺，攀升的劳工费用和市场营销的困难。天津的状况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周边的农村已经先于城市得到了解放，土改已经实施，新货币已经替换了旧货币。所以在占领天津后，与邻近农村地区的沟通渠道很快重新建立起来，而这在上海是不可能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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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困境在那个夏天如此严重的另一个原因是开始于6月份的破坏性空袭。国民党军队造成了一些破坏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上个月在他们匆忙撤退的时候来不及进行这种破坏。同样在6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城市进行有效的海上封锁。7月，上海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台风。在此期间的雨水泛滥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另外，长江、黄河和华南的很多河流发大水，淹没了广大的内陆地区，更进一步助长了上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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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在“客观环境”上。很多问题确切地说来自新经济和金融措施本身，而且并不局限于上海甚至华东地区。共产党大方承认他们在城市管理的很多方面正在学习和实验。但是他们的实验造成时进时停的印象，没能加强公众对共产党接班能力的信心。比如，华北实行了所得税，但很快又取消了。人民币兑换金圆券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汇率——一种对大众，另一种则对工人、学生和穷人，但没过多少时间就不得不取消。在共产党来到北平后不久，采用了用小米支付工资的做法，但是这也被很快证明不实际，不久即废止。工人必须到商人那里去把工资换得现金，于是这些商人开始操纵小米的价格——这本来是应该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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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贸易公司在试图使用私人代理商时遇到了迫在眉睫的困难，但是作为替代的消费者合作社有严重的问题存在。一些征税新规定由于不合理而取消了，虽然这样做只是出于对商人抱怨的特别回应。同样地，要求进口商出口同样价值的货物，这实际上意味着用物物交换来进行外贸。这被认为不可行，不得不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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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经历，加上持续的通货膨胀、劳动力不安定以及对国民党经济处置失当的记忆，显然已经足够破坏公众对新货币以及新政权能力的信心了。对于新建立在商品单位保值基础上的储蓄系统，人们并没有趋之若鹜。[53]政府的胜利债券经过反复“劝说”才被认购。上海市长陈毅，后来在1949年夏天表达了大众的感受，他承认：“一部分公众中流行着悲观情绪，他们认为物价不可能稳定，而且由于海上封锁和海上通道被切断，他们认为贸易和工业没有未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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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任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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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暗淡无光的前景，共产党的反应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发动了一个运动。在华东，它开始于官方在8月初召开的第一次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会上“集中讨论”了上海面临的问题。刘少奇在4月18日和5月7日之间访问天津标志着天津进入了同样的阶段。[55]千家驹到达上海后谈到了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要意义。千在接受一个上海记者的采访中声称，刘少奇在天津逗留期间，清楚说明了党的“劳资互利”政策。从此以后，私有业主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们抛开了无动于衷和悲观情绪，换上了更积极的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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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随着“六大任务”计划的公布，运动已初具规模。该计划由中共上海市委呈递给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650名代表一致通过。六个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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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支持解放福建和台湾的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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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疏散人口。目标是把战争期间拥进上海的难民遣返原籍，以缓解失业问题。该计划还要求将一些工厂转入内陆地区，离燃料和原材料的来源地近一些。海上封锁切断了这些物资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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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调整上海工业的生产目标，使之适应经济最迫切的需要和缺少外国原材料的现状；保护劳资双方的利益；通过组织得当的工会团结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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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员大量的党员、干部、工人和学生在上海郊区进行台风后的救灾活动，抢修海堤，并进行土改——特别在人民解放军南行时快速跳过的苏南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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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展上海与内陆地区的沟通，鼓励城乡间日用物资和商品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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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倡节俭，减少财政支出。所有党、政、军、民各单位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抵制浪费。[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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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和生产 虽然在大纲正文中没有出现，六大任务运动要解决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劳工动乱。[58]上海军管会相应地在8月19日颁布了两套规定，试图根除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劳工问题。一套规定关于停产以及工人的雇佣和辞退问题。管理人员可以向市政府请愿，获得允许停止生产（原来这是被禁止的），根据生产要求雇佣和辞退职员，也可以开除能力差和不满意的工人和职员。而管理者应承担的责任有：要尽可能快地恢复生产；不能因为工人加入工会或政治活动开除工人；向解雇职员支付不少于一个月工资，但不多于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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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规定处理的是在私企中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假如涉事双方无法达成协议，任一方可以要求市劳动局调停。当这样的调停正在进行中时，管理人员不得关闭企业或减少给职员的薪水或待遇。同样地，工人不得罢工、消极怠工以及做出一切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如果调停失败了，劳动局可以成立仲裁委员会，将劳资双方的代表包括在内。最后，如果仲裁也失败了，劳资纠纷可以呈递人民法院，其决定应被履行。[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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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方被告知不要担心劳资纠纷，现在是他们回去为个人利益和国家福祉工作的时候。工人被劝告目前接受资方“合理的剥削”，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任何工资和收益上的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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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定以及规模不断扩大的工会机构，的确最后使上海劳工阵线得到平息。随着党在工人之中开展了组织和教育工作，让劳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也变得更容易了，就像在大通纺织印染厂那样。该厂工资多于最低基本工资的职员同意接受减薪，帮助公司渡过难关。[60]到了9月中旬，很多职员和工人据说“自动”要求减薪，以帮助他们的工厂继续生产。[61]三个月之后，市领导已能宣布自8月以来，劳资纠纷的数目“持续减少”。感到地位更稳固的工人开始带头与管理者合作，发展生产。[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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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淞沪警备司令部向它麾下的所有部队发出一份指示，由此产生了介绍党的政策的最新颖的方法之一。指示要求这些部队发动一场运动，促进军队和工人的相互教育。根据一则报道称，7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驻军曾经被指派到一些工厂执勤。驻扎在工厂的军队和工人之间产生了相当的摩擦。军队无法理解工人怎么会被称为受剥削者，他们显然比社会上很多人都穿得好，生活费高。工人一边，他们发现农民士兵土里土气的，也很难跟他们对话，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说的是上海人不熟知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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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9月指示一致的，召开了军队—工人的联欢会和讨论会，在这些场合，士兵讲战争故事而工人述说国民党的压迫。军队干部视察工厂，以获得对现代生产方法更清楚的了解和增加对工人的尊敬。士兵帮助工人办班，很多上海工厂都有这样的课堂。士兵还帮助组织巡逻队，教工人队员如何开枪，执行警卫任务。最后，警备司令部的政治部组织了11支工作队，给他们分配的任务是协助已有的工会组织和教育工人。据报道，到了年末，这些队伍已帮助发展了11900名新的工会成员，招募了4462人入巡逻队，吸收了831名年轻工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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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上海当局为解决他们的主要困难提供了基础。然后，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生产本身。就像已经说过的，目标是减少当地企业对外国原材料的依赖，提供大多数人口买得起的必需商品。一些高质量的商品将被保留下来用于出口，来换取急需的原材料和机器。上海电力公司全部改用煤，因为燃油的来路被海上封锁切断了。到了1949年秋，通过开采内陆的矿藏和重新恢复交通，新的当局已经能够提供足够的煤来满足上海的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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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占据上海工业产出一半以上的纺织产业来说，最大的困难是棉花的获取。如果要马上恢复生产，共产党别无选择，只有暂时依赖外国进口。在1949年，大量的进口棉花从美国运来，并在天津和香港转运。[64]同时，政府尽可能购入国产棉花，通过恢复的铁路运输运往上海。[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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