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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乞丐和小偷 在接收时期所宣布的目标：将工厂转移到内陆地区，似乎并没有得到严肃地执行。分散难民人口也并不成功。8月5日，中共华东局发表了《关于把上海的难民遣返原籍参加生产的指示》。虽然这一指示是专为上海发表的，但也号召苏南及浙江的所有城市和人口稠密区遵照指示精神，拟定相似的计划来疏散多出来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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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上海，它要承担起动员难民回乡并安排运输的任务。同时，山东、苏北和皖北的当地领导要负责接收回乡者，为他们安排住处和工作。这些区域的各县政府和农会将派代表来上海，协助动员运动。动员运动将包括宣传和教育工作，减轻地主和富农的紧张情绪。这些人之前因为害怕土改逃离了农村。党现在的态度是“不计前嫌”，欢迎所有人回来。对于一切拒绝离开城市的人，将削减或彻底取消救济津贴。[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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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军管会立即建立了一个中转中心，用来解决离去难民和途经上海回乡的民众的食物和交通问题。[67]根据当时的报道，有10万名地主和富农难民留在城里，还有17万“无业游民”。这两类人是被安排最先离开的。另外，计划还准备令约65万“贫民”返回原籍。[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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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的6个工作站所做的调查显示，9月中期，还有454147名难民在上海。该调查还发现，从9月初起，难民以平均每天100人的增长率进入城市，有的还是二次进城。造成新的进城潮的原因是苏北、皖北和鲁中的一些地方发洪水和因此造成的歉收。这也许是上海领导人为了回乡运动寻求当地帮助却很难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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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潘汉年后来宣布，在9月到11月间，只有7000名难民离开了城市，而同一时期却有15万名新难民涌进城里。[70]到了12月中旬，难民回乡运动已是一个公认的失败之举。市政府关注的只是让难民生存下去，有时候甚至连这都难以实现。《大公报》发表社论，很痛心地发现依然有难民死在街头，这在解放前上海冬天的早晨曾经是常常发生的。回忆起老解放区的口号“不让一个人冻死或饿死”，报纸宣称上海的市民应该自己对救济计划的成功负责，不能万事都靠政府。政府当时正在城市各处建立一些救济中心，[71]还成立了华东生产和救济委员会，试图处理更加基础的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作用是动员一切物力，支持发展农村自己的灌溉、生产和救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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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救济和难民遣返计划的另一个方面，就像12月初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概括的那样，是对乞丐、扒手和小偷的改造。依照这些决议，公安局开始于12月12日晚，在上海的街头逮捕这样的人。几天之内，超过5000人（包括其家属）被收押，随后被送到保育所、妇女培训中心和残疾人培训中心。他们中被认为可以工作的3700人立即被编入改造和培训计划，这个计划与第八章中提到的张家口推行的计划本质上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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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被关押的人有骚动，因为有传言说他们将被送去东北强制劳动以及去打台湾战争。当主管官员解释东北重建需要的是专家和技术人员，而不是一无所长的人和流浪汉，而且人民解放军有能力解放台湾，用不着他们帮忙之后，秩序才恢复。该计划的制定者期望将上海的乞丐和扒手改造成诚实的工人，就像东北和华北已经实现的那样。[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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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减行政开支 六个任务中另一个很快遇到困难的是压缩公共开支。在8月中，华东局发表了《所有政府机关和部队中的重建与经济方案》的五点计划。这一计划适用于三个城市：南京、上海和杭州以及华东区的其他省份和地区。该方案要求：所有政府和军事部门压缩财政支出；清点从国民党政府接收来的所有物资和资金；要求国营企业自给自足；提倡“生产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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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财政支出通过以下方法实现：节约使用汽油、水和电；反对各种形式的自我放纵——一些初到城市的农村干部染上了这样的恶习；减少一些职员的工资；将所有公务员的大米配额减少2—4盎司，事实上是取消了过长江之前不久批准的食物配额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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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国营企业如邮政、电报和铁路自给自足，要求经理编制和公开收支明细账目，以便让公众对涨价做好准备；动员工人参与节约物资和增加效率的竞赛运动；构建一个系统，使得一个部门的利润能够用来弥补另一个部门的损失；学会不依赖国库或银行的津贴和贷款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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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重要的节约措施是裁减冗员。在南京、杭州和上海，取消了所有从国民党政府接收过来的不必要的部门和办公室。所有不必要的人员，如果他们具备特殊的技能，就把他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假如不具备技能就发放一个月的遣散费将他们解雇。“完全没用”，通过朋友和亲属的关系才获得位置的，解雇时没有遣散费。共产党军事和政府部门的一些进了城的干部被派往农村，填补紧急的人员空缺。在各省和农村地区，党、政、军、民各部门接到指示，要求取消或合并任何多余的办公室和部门，辞退或转置所有老弱、病残和不必要的人员。[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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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雇的人员数目没有公布。但是在9月10日，一名上海市委的成员称，在一些行政部门和公有企业，裁员运动在实行中“没有顾及政府制定的原则”。结果，很多前公职人员现在发现自己沦为了解雇人员。于是他宣布了一组新的规定，明确要求找不到其他工作的解雇的人员复职。如果找不到他们能做的工作，比如接近退休年龄的老人就属于这一情况，要保证他们有维持生存的收入。[74]新的规定实行了，解雇的职员又复职了。至少在上海，新政府对他们所接收的国民党官僚机构的精减就这样结束了。市政府只能宣称，重新召回解聘职员的行动显示了它的责任感和对他们福祉的关心。[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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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钞机的重新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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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有报道显示，八九月间，价格螺旋上涨趋于平缓。[76]9月11日，人民银行发行了面值为500元和1000元的新钞，之前最高面额为100元。根据上海的一位副市长曾山的说法，新钞发行的主要原因是新货币流通区域的快速扩张。但是还有其他原因。秋天的收成很快就要上市了，因为通货膨胀，流通货币的数量不足以对它们进行支付。政府需要大量的资本来购买原材料如棉花和其他商品，以供给城市市场，用来重建交通设施的急需投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后一个原因是，政府不得不取消关于精减人员的命令，所以无法按计划减少这方面的开支。[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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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0月份，价格恢复了上扬的曲线，新钞的发行，像在国民党时期经常发生的那样，使公众进一步丧失了对政府稳定货币能力的信心。新的上扬趋势不只出现在上海，举国皆然，并在整个10月和11月得到延续。在上海，华东财经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宣称新一波的动荡虽然来势较强，但只是暂时的。他将这归于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和使其成为必然的外部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为了完成全国解放的延长战线的军事战役。他还提及原材料、电力和器材的短缺，上海的工业无法补足这些缺口。另外，在华东，周边新解放地区的农民对新货币依旧有戒心。结果是，新货币在那些地区稍微流通一下又回到了城市，增加了闲置资本的积累。在城市，黑市又死灰复燃，更恶化了局面。[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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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在12月5日召开，试图重树公众信心。陈毅在开幕致辞中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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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有些人不但没有区别7月与10月价格的上涨之间的差别，而且没有区别人民政府与前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差别，也不愿区别我们胜利之后必然会有的暂时困难与国民党在灭亡前夕所面临的无法解决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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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发言者回顾了新政权自8月第一次会议以来取得的成绩，指出8月和9月政府的反通货膨胀的努力成效显著，物价上涨得到控制。发言者强调发生在7月和发生在10月、11月的价格上涨是不同的。一系列新的问题取代了首先出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会像首先出现的问题那样被克服。7月，国民党封锁刚开始，政府还没有想出一套计划来避免它最有害的后果。与内陆的沟通还没有完全恢复，必需商品的储备很少，工商业依旧处在崩溃的边缘。但是这些问题都基本得到了解决。如果人民与政府合作来克服它们，加大货币发行量所反映的新问题将只是暂时的。解放区的扩张很快就要完成了，随着新革命秩序的确立，税收和资金来源都会增加。生产企业已收到了追加的投资。交通的持续发展将保证城乡地区物资和商品的交换，中苏贸易的发展也将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和物资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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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新政府完全掌控了局势，没有理由忧虑和悲观。或者，像毛泽东在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解释的那样：“我们有经济困难，我们要告诉人民这些困难在哪里，我们不应该向人民隐藏我们的困难，但我们必须同时向人民保证我们知道如何克服困难。因为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我们就有希望。”[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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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和其他人：最广泛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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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6年间，返回的国民党一方面宽容了许多有名的汉奸的过去，另一方面采取了将之前沦陷区的人口视为汉奸和傀儡的做法。这些政策打击最重的是知识阶层。而从大后方返回的官员和其他人采取的高高在上的态度更伤害了大片原沦陷区同胞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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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国民党领袖考虑到该行动的政治代价，他们大概也不会理睬由这一行动引起的不满，认为无足轻重。共产党不敢如此态度傲慢，而是尽力有意识地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由于意识到他们在城市中的地位不够稳定，共产党领袖再次努力，将城市中拥护他的力量结成了最广泛的联盟。这样做的结果是取得了解放后最初时期最为成功的政治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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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和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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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宣布，所有被怀疑犯下战争罪的国民党军官和政府官员均被逮捕，彻底调查和根据法律严肃处罚。战争罪包括：谋杀和用暴力夺取或毁坏人民的财产；杀死或伤害战俘；销毁武器和弹药；毁坏通信设施、档案、电报、文件等等；毁坏粮食；破坏公共设施、工厂设备、银行、文化遗迹和所有公有财产。[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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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以外，所有人——只要自己愿意，都被欢迎加入新政权的公共服务系统中来。共产党规定所有这些人需要接受政治再教育，就像返回的国民党在1945—1946年对学生和老师所做的那样。然而，参加并完成了改造课程的人，共产党不再把污点加诸他们身上。国民党投降的部队被整编进人民解放军中，就像内战中那样。战俘可以选择回家或加入共产党军队。官员在接受一段时间的改造和训练后，一般也能得到这种选择权。到1948年10月，差不多有80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以这种方式加入人民解放军。[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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