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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纪律和秩序，共产党军政人员的行为都堪称表率——或者至少在他们从相对不为人知的东北走到公众视野中的时候是这样表现的。开始，共产党军队似乎犯下了与国民党相同的错误。然而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些错误造成太大损失之前就采取行动加以改正。甚至那些对共产党的事业没有特殊好感的人也对士兵和干部在1949年进入中国最大城市时的行为赞赏有加。这样的纪律，佐以护厂运动，似乎还保证了中国城市的经济基础设施不受接收时期各种各样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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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是不那么容易解决了。在刚解放不久，共产党的确着手或想要去解决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中国民党在接收日伪区时所忽视的问题，当初正是因为这样的忽视，国民党受到了各方的诟病。虽然共产党统治的第一年，通货膨胀率从来没有达到国民党统治时的极高点，但稳定市场的努力直到几个月后才显露出明显的效果。共产党的接收，就像国民党在四年前一样，以经济混乱和货币不稳定为特点，这些足以破坏公众对新政权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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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的例子中，它的麻烦很大程度是由于它自己愚蠢的政策和行为以及内战时期持续的经济处理不当造成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困难很大程度是由于留给它的问题过于庞大，只有少部分是因为它自己的行为和缺少经验造成的。但是这些已经足够在工商业圈子里引发担忧和不确定了。同样引起这种情绪的还有共产党接收后的一个月内似乎在所有地方都爆发的劳动者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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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对必需商品的控制越来越有效，因而可以实现强迫性的节衣缩食，帮助城市度过1949—1950年之交萧条的冬天。就这样，新政权能够将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有害影响最小化。到了春天，已有迹象表明：通货膨胀将会终止。在共产党获得统治权的第一年，货币缓慢而明确地趋于稳定，生产也恢复了，这些都显著地表明了共产党对处理中国的经济问题有一套秘诀，并且能够执行这套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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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接收时期最成功的工作就是把城市中各种拥护力量组织成一个最广泛的联盟。这一工作还延伸至以下人群，他们是：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文职机构成员和知识阶层。用这种方法，共产党在政权交替时期从一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人群中——他们向着国民党直到它垮台——获得了正面支持。共产党没有谴责他们是机会分子，而是欢迎他们的合作，一起维持国家的日常行政工作，恢复经济以及扩充乘胜进军的人民解放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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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团体中——他们至少在言语上反对过国民党——共产党能够利用好这一能量和激情之源进行改革。共产党暂时忽略了他们不信奉共产主义的“弱点”，给予他们相对体面和重要的位置，比如成为负责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共产党就这样获得了几千名紧缺的活跃分子，补充了它的常备干部队伍。同时，新招的职员接受了在职训练，因而了解了新秩序的目标和历史，该训练对他们来说就像任何政治再教育课程一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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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国民党官方认定知识阶层的一大部分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不明不白，因而疏远了这些人。还有，国民党领袖一心扑在打击共产党上，其他一概不理会。他们在与知识阶层打交道时，采取了非此即彼的绝对态度，结果丢掉了残存的一点支持。相比之下，共产党通过避免立即要求知识分子完全信奉自己那一套来善加利用属于自己的那份好感。结果，在他们的努力下，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进来，而若放在从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不会选择为这份事业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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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国家的财产》，载于《东北日报》，收入华北新华书店编：《关于城市政策的几个文献》，第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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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由中共东北局于1948年6月1日发布，出处同上，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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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第八章提到的吉林的情况，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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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营口可能是这些例外中的一个。一位观察家对共产党在2月末的接管不吝赞扬。他特别提到军队的纪律：他们总是拒绝几乎最小的礼物。明朗（音）：《记共军统治下的营口》，《时代批评》，1948年8月15日。营口随后被政府军收复，但是在年底之前又被共产党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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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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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城市政策的几个文献》，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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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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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城市政策》，第3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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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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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建设》，1948年12月5日，引用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第87页。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顺利接收济南的一个原因是充分的准备。在发起总攻击的三个月前，该市未来的管理者就聚集在附近的一个城镇研究党的城市政策和组建市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各部门，制定了章程，任命了人员，讨论了工作，那些未在该城市居住过的人学习了城市的布局。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第24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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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海《新闻报》，1949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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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引自林恩·兰德曼（Lynn Landman）和阿摩司（Amos）合著的《红色中国概况》，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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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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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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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兰德曼、阿摩司：《红色中国概况》，第109页，引用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约翰·卡波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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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2月20和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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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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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1月24、25、30日和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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