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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学生的热情高涨。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加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对革命只有最肤浅的了解，学习负担相对较轻。它对最重要的问题，比如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历史发展、教育与政治事务的关系以及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只提供了入门介绍。另外，很多著名的革命家，比如彭真、薄一波、艾思奇为学生作讲座。他们避免长篇的理论讨论，而采取了革命故事和战争故事这些更适合于大众的形式。戏剧、电影、体育和郊游丰富了北平暑期学校计划的内容，据课程结束时的说法，该计划非常成功。[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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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天用心良苦的讲座和社会活动，当然只是开头。在1949年下半年和1950年初，先后写成了几十篇文章和小册子，用来帮助学联领导和青年团干部教育学生。学习资料总是以正面肯定开头，谈到知识分子对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党需要他们的才能和支持来建设新社会。知识分子的弱点主要是旧社会的遗留，是能够被克服的。为此，这些弱点被一一罗列并加以分析：害怕阶级斗争；缺少实践知识；向来认为体力劳动低人一等；抱有这样的看法和倾向——教育主要是获取财富的一条途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特性；不加约束的行为；无法在逆境中坚持；对党和它的工作的了解不足；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缺少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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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普遍的弱点为新社会中的年轻知识分子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他们既忠于自己的地主或富农家庭，又希望与党一起工作，建设新中国，因而十分矛盾。一些人为他父母所遭受的待遇对党有怨恨，其他人由于阶级出身感到党猜忌他们。有的人同时感到怨恨和害怕。当政策不允许年轻人在本地工作时（在那里，他们的家庭背景会造成利益冲突），上述矛盾被激化了。东北规定暂时禁止知识分子干部在区级和村级任职，这引起了很大的不确定和不愉快。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因为经济困难或设施的不足只能辍学以及普遍的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当然它们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虽然新政权做了努力，但不可能在所有地方立刻解决这些问题。[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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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学校自身内部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一些教师过于保守，似乎认为政治革命一旦结束，他们可以像过去一样，以同样的方式重新教同样的学科。几千名教师和教授参加了暑期学习班，学习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要素。可是，有关教学方法、课本和学校课程表的改革还不能立即开展，这引起了更为进步的学生的不耐烦和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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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些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缺乏自律。从对这个特别问题的再三强调来看，它应该是1949年度第一学期的主要问题。学校的新领导发现他们与曾坐在相同位置上的国民党当权者一样，面临着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处境。这部分得归咎于共产党：他们在解放后立即发表声明，给予学生和老师“参加革命活动的权利和自由。”[112]然而，在解放前和解放时的那种“激情的学生运动”完成使命后，不能再允许它们无限制地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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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批评者提到，在解放后最初几个月，学生积极地协助新政府的工作。他们走上街头宣传，参加干部学校，到新解放区工作。他们听取报告，召开讨论会，学习革命理论，实行思想改造。这次的学生运动与解放军最后的进军相配合，激发了全国的精神，帮助确立了新的革命秩序，加快了学生自身的发展。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所有新解放的城市和城镇首先经历了这一激动和热情的阶段，并借此达到了许多目的。但是等到那个阶段过去，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回到他们的学习中去。[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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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个秋天，在几乎所有新解放的城市，都有学生拒绝按时上课，他们一本书都不翻，忽略了老师的存在。[114]在北京一所中学，正常情况下课堂有60名学生，但是往往露面的只有十二三名。在另一所中学，学生故意在上课时间安排会议。有的学生只参加他们认为重要的课程，比如政治学习和数理化，他们的态度是：既然已经解放了，他们的教育他们自己说了算。[115]青年工作干部很少行动起来，遏制这样的无政府行为。相反地，学生干部（学校的青年团支部和党支部的成员、学生会骨干）经常忙于参加会议，以至于无暇学习。[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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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学生试图通过仿效工厂工人的劳动竞赛发动学习竞赛运动来改革学习方法。教育当局试图劝阻这样的做法。他们指出生产和学习是两码事，不是说学得越多越快就是学得越好。[117]但是等到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当局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学生反对考试的情绪高涨。在过去，共产党谴责国民党的教育系统将考试和分数作为学习的唯一目的，现在，这成了学生反对考试的部分原因。所以，在1950年1月，学校领导号召学生会和青年团开始一场“复习运动”。它的目的是让学生做好考试的准备，并解释考试在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下的重要性。[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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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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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接收时期的“成就”中并不是完全不掺杂一点杂质的，而且“成就”也来之不易。正是因为有相似的时段可以进行比较，才凸显了这份“成就”——这一时期依旧让公众记忆犹新，也标志着城市人群对国民党的支持开始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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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纪律和秩序，共产党军政人员的行为都堪称表率——或者至少在他们从相对不为人知的东北走到公众视野中的时候是这样表现的。开始，共产党军队似乎犯下了与国民党相同的错误。然而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些错误造成太大损失之前就采取行动加以改正。甚至那些对共产党的事业没有特殊好感的人也对士兵和干部在1949年进入中国最大城市时的行为赞赏有加。这样的纪律，佐以护厂运动，似乎还保证了中国城市的经济基础设施不受接收时期各种各样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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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是不那么容易解决了。在刚解放不久，共产党的确着手或想要去解决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中国民党在接收日伪区时所忽视的问题，当初正是因为这样的忽视，国民党受到了各方的诟病。虽然共产党统治的第一年，通货膨胀率从来没有达到国民党统治时的极高点，但稳定市场的努力直到几个月后才显露出明显的效果。共产党的接收，就像国民党在四年前一样，以经济混乱和货币不稳定为特点，这些足以破坏公众对新政权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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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的例子中，它的麻烦很大程度是由于它自己愚蠢的政策和行为以及内战时期持续的经济处理不当造成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困难很大程度是由于留给它的问题过于庞大，只有少部分是因为它自己的行为和缺少经验造成的。但是这些已经足够在工商业圈子里引发担忧和不确定了。同样引起这种情绪的还有共产党接收后的一个月内似乎在所有地方都爆发的劳动者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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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对必需商品的控制越来越有效，因而可以实现强迫性的节衣缩食，帮助城市度过1949—1950年之交萧条的冬天。就这样，新政权能够将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有害影响最小化。到了春天，已有迹象表明：通货膨胀将会终止。在共产党获得统治权的第一年，货币缓慢而明确地趋于稳定，生产也恢复了，这些都显著地表明了共产党对处理中国的经济问题有一套秘诀，并且能够执行这套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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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接收时期最成功的工作就是把城市中各种拥护力量组织成一个最广泛的联盟。这一工作还延伸至以下人群，他们是：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文职机构成员和知识阶层。用这种方法，共产党在政权交替时期从一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人群中——他们向着国民党直到它垮台——获得了正面支持。共产党没有谴责他们是机会分子，而是欢迎他们的合作，一起维持国家的日常行政工作，恢复经济以及扩充乘胜进军的人民解放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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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团体中——他们至少在言语上反对过国民党——共产党能够利用好这一能量和激情之源进行改革。共产党暂时忽略了他们不信奉共产主义的“弱点”，给予他们相对体面和重要的位置，比如成为负责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共产党就这样获得了几千名紧缺的活跃分子，补充了它的常备干部队伍。同时，新招的职员接受了在职训练，因而了解了新秩序的目标和历史，该训练对他们来说就像任何政治再教育课程一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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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国民党官方认定知识阶层的一大部分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不明不白，因而疏远了这些人。还有，国民党领袖一心扑在打击共产党上，其他一概不理会。他们在与知识阶层打交道时，采取了非此即彼的绝对态度，结果丢掉了残存的一点支持。相比之下，共产党通过避免立即要求知识分子完全信奉自己那一套来善加利用属于自己的那份好感。结果，在他们的努力下，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进来，而若放在从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不会选择为这份事业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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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国家的财产》，载于《东北日报》，收入华北新华书店编：《关于城市政策的几个文献》，第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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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由中共东北局于1948年6月1日发布，出处同上，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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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第八章提到的吉林的情况，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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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营口可能是这些例外中的一个。一位观察家对共产党在2月末的接管不吝赞扬。他特别提到军队的纪律：他们总是拒绝几乎最小的礼物。明朗（音）：《记共军统治下的营口》，《时代批评》，1948年8月15日。营口随后被政府军收复，但是在年底之前又被共产党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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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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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城市政策的几个文献》，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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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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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城市政策》，第3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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