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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傅作义不战而降把北平拱手让给共产党。在这之后，和议的条款极其宽大，并广泛传播，希望引起其他人的效仿。不过，共产党把政治干部派到所有前国民党军队中，以确保重编是真正的政治上的革旧鼎新，而不仅仅是换一下旗帜和军队标志这么简单。干部负责向官员和普通军人教授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制度；在官员和部队之间建立一套新型的指挥关系；在官兵中形成与人民关系的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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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回到原籍而不是在人民解放军中当兵的官员，允许他们回乡。他们可以得到三个月的军饷、回家的路费以及在解放区内一路免费的食宿。还会颁发给每个回乡者一份档案，承认他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可贵效劳”。甚至这些人也得到了保证，如果他们改变了主意，将来想加入人民解放军，将受到欢迎。[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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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政策也适用于文职人员，虽然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1949年3月，华北政府主席董必武将这作为战争结束恢复生产的三个主要任务之一。[83]因此每个人都被要求参与到政治改造项目中来。在上海，从6月13日起，该项目在国民党市政人员中开展起来。课程一般持续一个月。学员参加的讲座概括说明了党的主要原则和政策。然后将他们分成小组讨论和辩论。到了12月，5万上海的公务员结束了训练课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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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重点考虑是个人的专门知识及技能，而不是政治倾向。在各个地方，党特别欢迎的就是技术过硬的人。典型的就是1948年8月1日中共东北局的一则指示，论及了从国民党接收的国营企业其职员待遇的问题。只要技术人员忠于职守，哪怕他们“意识形态上不同意共产主义”也可留用。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那些在过去真的压迫过工人的人员除外。考虑到很多国营企业的职员和工人为了保住工作，被迫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指示强调不能仅仅因为加入了这些组织而歧视他们。[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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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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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处理最成功的就是与学生团体的关系。结果是，共产党能够从学生团体这一能量和热情的主要源头中汲取改革所需的东西。这一团体在整个内战时期都留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如果有机会选择的话，它们可能不会选择让共产党治理中国。这些学生不完全符合党的胃口，这可以从解放初期的各项任务完成后，党不断努力地想管教他们看出来。但即使在那时，新政权也试图避免摆出在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居高临下的姿态。更重要的是，它欢迎他们的效力，分配给他们相对体面和重要的位置，比如负责执行政策的干部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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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党在对待年轻或不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像前面所说的，共产党自己承认，对乡村的教师和城市的技术人员，他们曾经犯下过错误。但是打击党在对待知识分子时的“左”倾冒险主义曾经是1948年反“左”倾运动的组成部分。到了人民解放军开始占领中国最大的那些城市的时候（这里集中了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人口），任何残留的冒险主义倾向都被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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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温和政策的理论依据在第六章中已经概述过了。1948年10月的一篇新华社社论解释了更急切的实际考虑。它指出，军事胜利创造了新的需要，需要大量政治上进步、有能力的人员来填补常规干部的空缺。因此党曾决定广泛建立短期学校和培训班。这些课堂将吸收年轻知识分子，在必要的政治训练后，将他们派到最需要他们的岗位上。然而，可以预计到，这样短期的学校无法满足政府和国营企业的需要。党于是号召现有的常规中学，让他们尝试为这些新任务培养大量学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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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加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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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城郊的燕京大学，学校950名学生中的500名响应第一次号召，参与城市的解放。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几个星期，大学临近区域已经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学生把这段时间花在准备他们新的任务上。来自清华、燕京、北师大和北大的2300名左右的学生一开始被动员起来做这项工作。他们组成宣传队以及文艺队，向中学生解释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任务，还上演文艺演出，让工厂工人一饱眼福。在街头巷尾，大学生宣传队与人民解放军宣传队合作，对路过行人解说新政权的纲领和政策。[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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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到6日，第四次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醒与会代表——他们的同学为革命所执行的具体任务，这些任务他们也可以做。在抗日战争期间，几千名学生离开学校成为干部的中坚力量。在延安，中学生和教师组织起医疗队，跟随军队走了几千英里的路。在华东解放区，学生被予以运输食品的责任，在苏北，他们组成了武装教育旅。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学生为人民解放军组织了输血队；在很多东北的工业区，学生进入工厂，组织工人，为他们开办夜校。[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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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服务的机会似乎数不胜数，北平的学生给出了相应的回应。他们中的几千名参加了在北平地区新成立的四个干部培训中心的入学考试。在四所培训中心中，华北大学（原延安时期的抗日大学），有着最严格的入学要求。它通过考试在被推荐的大学和中学毕业生中选取合格者，参加五到六个月的培训课程。华北军事政治大学对六个月训练课程的入学要求也同样非常严格。只有18—28岁之间，至少受过初中教育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入学考试。这一机构由人民解放军来管理，它的目标是培养出广大领域，如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干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同样通过考试选拔学员，但是接受各层次教育程度包括小学毕业生的申请者。[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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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几乎只要申请就能被录取，培训期为六周，由人民解放军南下服务团讲授培训课程。反响是如此激烈，在2月26日到3月2日这五天内，2500名学生、技术员，甚至一些大学教授都报名参加服务团考试。[90]到了3月中旬，有3000人通过了考试，他们大多是当地大学和中学学生。3月12日，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政委罗荣桓和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在庄严的入学典礼上为第一批受训学生作了讲话。这批学生大多来自北平主要大学。[91]一个月以后，另一个在中山公园召开的开学仪式上，司令员林彪发表讲话，欢迎2600名申请成功者加入服务团。[92]南下服务团还在天津设立了一个训练营，显然和北平的一样成功，招入了许多志愿者。[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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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大学开始在2月中旬招收学生，差不多有3万名当地学生、政府公职人员、店员和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参加了入学考试。将近一半的人被录取了。第一期课程大致如下：华北大学，5500人；华北军政大学，1700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8300人。成功申请者中，大约有60%为学生。[94]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在天津还开设了分支机构。华北职工干部学校也在天津成立，计划在4月1日注册，录取约2000名学生。[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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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北平所有的大学生人口此时只有2万人，所以这些数字还是很大的。到了3月中旬，北平主要的学院和大学正式开学。但是一位观察者说，除了工程学和自然科学学院可能不受影响外，其他院系都不可能正常开课，因为许多学生参加了干部培训计划，或在北平从事组织或宣传活动。[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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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军队向南行军的同时，干部招募活动也跟着他们一起迁移。在上海—南京地区，该活动在6月中旬由官方发起。当时，华东军政大学已经成立了两个培训中心，一个在南京，另一个在苏州，并开始为计划中7月开课的第一期课程招收学生。[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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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学联召集了1000名学生代表，他们中的很多是学生自治会的成员，来自上海的大学、学院和中学。这次会议于6月16日召开，号召代表在下个星期开始动员他们的同学为新的人民政府服务。上海学联主席张渝民宣布了要达成的指标：人民解放军南下服务团需要6000—8000名学生；华东军政大学5000名；600名将成为贸易劳工会干部；400名将成为人民政府外事处干部；100名负责上海的文化工作。他建议招募在年满18岁的人中间进行。他还建议工科、医科、农科和理科的学生继续留在学校，以便完成学业，未来为国家服务。[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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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服务团团长、中共中央委员张鼎丞对上海年轻知识分子的劝导拉开了上海服务团招募运动的序幕。他敦促他们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南下远征”，将革命带到全国。根据张所说，服务团的任务首先是通过宣传和教育工作动员群众支持军队，其次是参与军事活动结束后的接收工作。[99]在几天内，超过1000名学生志愿加入服务军，包括来自复旦大学的400名学生和来自暨南大学的200名学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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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服务团的志愿者，就像北平和天津的志愿者一样，只接受了最基础的训练。在五到六个星期内，主要学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中共关于与国民党和谈的八点宣言、人民解放军在城市中的纪律和注意事项、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之后，学员被派往南方，配合推进的解放军部队。[101]9月，服务团的超过2500名年轻知识分子从上海到达了福州。一些人被送到其他城镇工作，但大多数仍留在福州，分到福建省政府下属的金融、经济、教育、文化和公安各机构，也有的分到青年团和当地人民革命大学。[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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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农村服务队也建立了起来。大约1万名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的年轻成员”被解放军部队和当地政府组织起来，参加了在省委领导下的浙江农村服务队。这支服务队于8月初成立，他们将开展社会改革，组织贫农和雇农进行土改，总体上消灭农村的反革命势力。同时成立的还有苏南农业服务队，训练中心在无锡和苏州。[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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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匆忙之间训练出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据一些党员和老干部所知，对党的原则缺乏“坚定的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因此受到这些党员和老干部的公开怀疑。党试图再将两种训练项目区别开，一种为普通知识分子而设，另一种则针对干部。[104]对于后者，干部工作会议、培训计划和整风运动在方法上都是相似的，已经在其他地方详细描述过了。[105]为普通知识分子开设的初级教育计划免除了干部必须经历的激烈批评和自我反省。政治课程以讲座和讨论为主，涉及时事、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共产党政策。为期六个星期的南下服务团训练课程大体是这一类型的，虽然年轻成员在后来的工作中常常担任了干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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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平息由此引起的不安，党的领导辩解道，加入服务团，与组织工人等其他任务一样，本身是一种政治训练的形式。一篇社论评论道：“这样，思想意识上的缺点与行动上的摇摆就能得到医治。这一波澜壮阔的革命任务因而在改造知识分子中具有深远的意义。”[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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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做法较另一种改造方案，即公开歧视他们为不稳定分子（这是很多人对他们的看法），要有效得多。专栏作家不会不就这点与国民党进行比较。在过去，他们强调，很多想在公共事业单位中谋职的人被迫加入国民党或青年团。而在1949年，共产党可以诚实地宣称：对于那些希望服务人民的大学和中学毕业生来说，这样的障碍是不存在的。最后，党因为寻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受到好评，虽然这个解决方案是片面而暂时的，但毕竟解决了与学术界有很大关系的另一个问题。就像之前提到的，找不到工作是学生在内战时期最为担心的事情，而战争更恶化了这一情况。在那一时期，大学生中流行一种说法：“毕业即失业。”所以下面的话显得尤为重要：“今年，在我们的新解放区，情况完全不一样。新中国的各项工作，如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建设正在发展，到处都需要人才。干部缺口很大，我们的毕业生有很多服务的机会。”[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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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重归学校 对那些不想积极参加革命事业的人，党号召市学联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他们发起暑期学校政治学习计划。[108]对象主要是普通学生，而不是积极分子。根据一位作家的记载，过去在新解放区首先关注的是最积极的分子。所以这一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群众”政治教育的初步尝试，被认为具有实验性质。[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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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约1.2万名学生加入进来。约1万人（其中大多是中学生）加入了青年暑期学校。另外1900名加入了大学和中学学生暑期学习班，差不多一半的参与者是普通大学和中学学生，而另一半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这一计划是青年团训练课程和群众训练课程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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