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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保留只是部分的。这样的保留更多的是针对共产党统治的形式，而对于现行中国共产党的方案和政策内容，以称赞者居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这种双重态度反映了共产党在处理某些问题上的成功。正是这些相同的问题，使得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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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共产党良好的诚信记录在1949年为他们争取到了不少好感。国民党有一个习惯，“说一套做一套”，颁布改革方法但是从来不实施。而相形之下，共产党有言必行的名声，使得他们的政策得到实施，错误得以改正。共产党说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人怀疑这是他们的目标。但是共产党还说实现这个目标要花费很多年，同时他们计划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里每个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以及工人和拥有土地的农民——都有一个位置，都被需要。既然共产党这么说了，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就倾向于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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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执政清廉、政治能力和解决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问题的能力上，到1949年末为止，共产党的记录可圈可点。虽然共产党在管理城市和工业上缺少经验，但还是成功地克服了一些中国最基本的城市问题。1949年3月，当毛泽东来到北平时，共产党管理城市的直接经验还仅限于张家口、哈尔滨和一些其他东北的中等城市，时间也不足四年，然而他们很好地运用了这些经验。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考虑城市问题时多次克服了理想主义冲动，这是新当权的左翼政党普遍会有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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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在张家口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热情高涨，想要根据新民主主义原则解决所有中国城市问题，他们对劳动者和管理方都做出承诺，但是很快发现兑现不了。1947年末，随着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运动到来，正式提出了对理想主义冲动的批驳。在这一时间，党对工商业、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明显发生转变，将此改为实现生产的最大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实现全面胜利。新路线强调与私人资本的合作，国营企业的合理化管理以及把知识分子争取过来的必要性——而不考虑他们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相左。根据需要或政治标准给劳动者发放报酬的行为被官方取消，取代以根据技术、资历和努力有差别地发放工资。解决工人阶级物质困难的目标没有被抛弃而是延期了，当下仅限于基本保障和将通货膨胀对工人生活水准的影响降到最小。同时，为国营企业工人开设的实验性的劳动保险计划也体现了“明天会更好”的承诺。这一计划在1949年初在东北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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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反“左”倾运动为1949年成功接收城市打下了基础。与四年前国民党的表现相比——当时它从日本人那里接收了很多城市，这些城市恰恰就是共产党后来从它那里接收的城市——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表现值得注意。共产党的人员，包括军队人员和文职人员，在1949年抵达中国最大城市的中心时，表现都堪作模范。在这些城市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景象：不受利诱的官兵主动地保护公有和私有的财产；工商业企业得到保护，秋毫无犯，在条件允许的地方，生产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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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接收城市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城市各拥护力量组成的广泛的联盟。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文职官员和知识阶层都被包括在内。用这样的办法，共产党在过渡时期从这些直到最后还站在国民党一边的群体那里得到了所需的支持。共产党没有将他们斥为机会分子，而是欢迎他们加入进来，维持国家日常的行政管理，恢复经济，扩充乘胜追击的人民解放军的队伍。这一做法最明显地体现在党对待新解放城市的学生的态度上。党暂时忽略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反感，将他们安排在相对体面和重要的位置上，让他们作为干部负责政策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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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在这个层面，共产党也是有得有失。在1949年后不久，他们尝试做了国民党在接收沦陷区时因为忽略没做而受到诟病的所有事情，涉及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但是，虽然共产党统治的第一年通货膨胀率没有达到国民党统治下的极值，但是稳定经济的措施直到几个月后才显示出明显的效果。这很大程度因为留给新政权的问题无比棘手，但是也与它自己的行为和缺少经验有关。因此这一时期的标志是城市里经济的混乱和货币的不稳定。这些问题部分地损害了公众对新政权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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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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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而不是出于选择，共产党将它的工作中心放在农村；也正是在农村，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国民党的决定性胜利。谈到城市经济的混乱时，蒋介石总是强调，中国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因而在根本上具有稳定性和惯性。[1]稳定性和惯性的概念高度概括了国民党与农村的关系。中央政府在农村的种种作为和不作为，主要是为了维持那里的现状。一直到国民党无计可施，逃亡台湾为止，这种姿态都没有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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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1947年被国民党军队重新夺回的原共产党边区，这一姿态的破产表现得尤为明显。国民党自然的盟友是失去产业的地主和其他“斗争对象”，他们决心重新恢复从前的生活方式。当地官员与回乡的地主结成同盟，开始了系统的勒索和报复，颇具特色的活动有：“自愿投降和悔过”计划以及还乡团、“管理促进会”和收租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共产党军队、民兵队和党组织的大部分人员在国民党军队扑上来之前逃之夭夭，手无寸铁的农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地主和其他人兴师问罪的过程中，几千名农民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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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中央政府在绥靖区颁布了改革办法，但是除了利益貌似被这套办法限制的人，在农村没有可倚重的人将它付诸实行。农民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总是倾向于维持现状，农村的这一惯性真的是国民党力量的源泉；但是农村现状中包含的不公同样也让共产党有了发动革命的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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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日作战时共产党找到了获胜的秘诀。为了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放弃了激烈的没收土地的政策，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将财富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这一转变在华北特别明显，在那里，租佃不是主导问题，大多数农民耕作的田地是自己的。作为不懈努力的结果，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在1945年又增加了内容，通过“清理旧账”的策略，包含了一整套能够给华北的“基本群众”带来实惠的方法。除了通过清算旧账斗争重新分配财产，为农民带来物质激励外，共产党还为广大农民最深恶痛绝的现象——农村中有权势者的腐败和专横——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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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从这些问题以及所有其他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无偿劳动和债务相关的问题入手，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秘诀，甚至在地主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地区也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找到了破坏农村经济和政治权力系统的方法，还发现了如何动员农民的支持建设一个新系统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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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学到的第二课是如何使与统治阶级的斗争成为“所有其他工作之母”。在抗日战争初期，主要和次要工作没有配合也没有区分。之前党的工作毫无建树，直到它作为一个整体学会了将“通过阶级斗争动员群众”作为一切其他农村工作（比如党建和征兵）的起点，工作才渐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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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日战争时期学到的极其重要的第三课与成功发动阶级斗争所需要的条件有关。在党的土地政策在任何地区彻底实行之前，必须在军事上赶跑敌人，破坏他的政治控制，建立新的权力结构的核心。所有的党的指示都强调在被敌人紧迫威胁的地区，将阶级摩擦最小化的重要性。只有整个地区满足了军事和政治前提条件后，土地政策和它引起的村内斗争才能成为农村工作的中心。抗日战争动员了人力，中国共产党则提供了必要的领导，以便在1943年后日军的攻势开始减弱的时候，华北能够大规模创造这些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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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内战中，共产党人进行的最主要的革命工作就是土地改革。土改在华北的发展与从土改的工作方式和条件中获得的经验，是共产党从抗日战争中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这些经验被1946年5月4日党的指示正式固定下来，标志着官方从减租到土改的转变。《五四指示》中概括的土改正好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实践中发展而来的多样化的斗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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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和实行土改的前提条件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土改是动员农民参加反蒋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武装斗争则是为了保障土改的顺利进行。[2]成功实行土改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具有足够的军事能力，能够保护土改的成果不受敌人破坏，这条经验在1946—1947年国民党军队出其不意地进犯解放区之后得到证明。那次进犯使得发动村内阶级斗争的所有前提条件不复存在——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军队不再能自由执行任务。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重新建立了它自己的政权机构，斗争运动中共产党树立的敌人给予中央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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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党中央再次提出了前提条件（它在实质上与抗日战争时期规定的前提条件是一样的），承认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实行土改的危险性。除非该地区在军事上安全，除非大部分农民要求分地，除非有现成的足够多的干部领导工作，否则不实行土改。这些条件在1947年夏天以后解放的“新解放区”总体来说还是欠缺的。所以命令这些地区暂时放弃土改，采取更温和的政策，比如减租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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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土改能够动员和组织“基本群众”，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新政权。标准的解释是，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他们的觉悟随之提升，愿意行动起来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重新分配财产和改革当地行政机构提供了有形和无形利益，于是农民用支持共产党作为回报。就这样，寻求“支持”的共产党如愿以偿。但是实际过程绝非这么简明了然，因果关系也远没有这么直接。农民想要留在家里，耕种新分到的土地。传统上对参军的偏见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克服的。党内批评显示，由斗争运动和重新分配财产引发的新生阶级觉悟并不像声称的那样，直接带来与国民党作战所需要的特定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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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革命的主要作用是推翻现有的农村上层集团，无论是不是由地主组成。土改摧毁了统治阶级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权，是创造新秩序不可或缺的一步。建设新秩序成为所有其他工作的起点——土改的第二个关键组成部分。参加多种多样的诉苦运动最踊跃的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或成为新的村领导。得到土地和财产的人加入了农会和其他村组织。于是，共产党可以依靠这一农民自己担纲的公共组织，由它负责收取粮食税、组织军事运输队和对不愿参军者施加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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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斗争运动不论阶级，这是它包括多个对象不可避免的结果。直到1945年，运动的这一特征在分配斗争果实中依旧明显，虽然大方向是存在的，即：取富人的财富给穷人。在1945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将财产直接分给贫农和雇农——他们最起码属于华北村庄中举足轻重的少数，如果不是绝对的多数的话——阶级界限清晰了许多。这一做法被正式用文字确定下来是在1947年10月《土地法大纲》第一版，它要求均分村里的土地和财产。鉴于华北财富匮乏，中农数量巨大（包括老中农和新中农），如果要按照条文绝对平分财产的话，必须侵犯他们的利益。党对待中农的政策矛盾的特征——最后通过含蓄地要求把他们划进拉平的行列，似乎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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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8年初，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已经变得很明显了，鉴于中农依然在共产党的军队中占到30%到40%的人数，绝对平等被抛弃。在1947年，将贫农作为一个阶级消除，这个目标太超前了。但是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下，它依旧是一个极重要的目标，重要到哪怕会造成中农的疏离，也不能够完全地抛弃。在党的内战土地政策的最终构想中，最严肃的工作——安抚中农，只适用于土改已经彻底实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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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包含什么矛盾，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扎入农村的“根”。当1946—1947年，国民党军队侵入共产党根据地的时候，他们能做的一切，是试图拔掉这些“根”，重新建立老一套的政权系统。自由派批评家意识到共产党的力量源头和国民党无法同日而语，于是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国民党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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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政治上，共产党不折不扣地胜利了，就像国民党不折不扣地失败了一样。在城市，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胜负不那么悬殊，因为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存有疑虑，认为共产党在某些方面恐怕还不如国民党。在农村，土改中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基本群众的力量使农村统治阶级的离心运动显得微不足道。令国民党政府拙于应对、从而失去公众信任的一系列问题，共产党却拥有良好的记录，两者解决问题的能力立见高下。共产党并非恰好在对的时间来到了对的地方，从国民党的崩溃中获利。1949年，并不是所有民众都支持在中国大陆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但是共产党的成绩可圈可点，为大众转而拥护它所领导的新政府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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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日本的侵略、斯大林式机构的力量、社会经济条件、国民党的无能、共产党得到的以及国民党失去的外国援助——要找出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似乎有些类似于盲人摸象。很多像这样的外因，拼凑成共产党身处的政治环境。说到内因，则不能不提共产党的灵活与耐心，一步一步地，一个指示一个指示地，将其夺取政权的斗争调整到与环境相适应。这是历尽曲折学来的能力，经过了试验、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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