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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日本侵略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胜利起了多大的作用，日本人在1937年留给共产党和国民党相同的机会。在机会面前，共产党是有充分准备的。1927年，在它的城市基地被摧毁后，共产党转而集中发展游击战和农民革命，已有十个年头。这让它把握住了日本人提供的机会，用这个机会来建立农村根据地，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开始作为国内最有活力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公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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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侵略也给了国民党政府同样的机遇，然而与共产党形成对比的是，它没做什么事情来利用这一机遇。政府也许赢得了承认——国际国内都认为它是“自由中国”的不二代表，但是到1945年为止，它在壮大国内政治力量和争取大众支持方面鲜有建树。国民党政府的确支持了沦陷区的游击战和地下工作，但是从来没有把他们发展成广泛的抵制运动。不像共产党，国民党没有在日军的后方建立根据地，因此从根据地获得军事和政治支持也就无从谈起。撤退到重庆的这些年没有对党政进行有效的建设，却纵容了国民党政治体系内弊端的发展，这造成国民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接收中国城市的不佳表现。国民党无法应对日本侵略带来的挑战至此已经昭然若揭。有人会争辩，日本侵略阻止了蒋介石的军队在1936—1937年给予失败的共产党军队致命一击，使得共产党的胜利成为可能。这么说等于承认了国民党在以后几年中无法在一个更平等的基础上与共产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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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共产主义者，真正信奉革命理想，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虽然官方奉行的是统一战线土地政策，他们还在继续寻找把财富从富人处转移到穷人手中的新方法。华北社会经济的现实没有让他们因为气馁而停止探索，而是让他们在实践中扩大了剥削的定义，把一些对当地农民有意义的问题也包括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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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第一次被国民党打败后，共产党成功转型，成了一个立足农村的团体；1934年在江西遭受第二次失败后，他们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土地革命。中共领导人做出这些决定决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不能快速地适应环境，这方面的例子真的不少。中共的敏于应变可以在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中找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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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入侵中国时，中共党员的人数只有区区4万。到1942年，党发起整风运动时，党员已上升到几十万。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由于不同的原因入了党。他们的任务是在分散于各偏远地区的敌后根据地中，把抗日斗争发展成统一的革命运动。整风的目的是要灌输有关思想行为的准则，使他们在缺乏常规的行政协调和行政控制的情况下完成这一任务。为此，党员入校学习。纠正两类错误的必要性成了整风紧紧围绕的两大主题。第一类错误存在于党内，第二类错误存在于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之中。关于第一类错误，整风运动试图加强党内纪律和个人对集体、全党对中央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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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泽东主要关注的，似乎是第二类错误。1942年2月，他作了两次讲话，为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而这两次讲话的重点，恰恰是纠正第二类错误的必要性。在讲话中，他强调了变通马列主义以适应中国环境，并把这条原则应用到党的各级工作中去的重要性。他批评了机械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却不能将他们的观点和方法分析运用到当前中国问题中去的学风。他还批评了将马列主义当成现成的灵丹妙药的教条主义。在他看来，马列主义是一个理论工具，只有在实地考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生活状况后，它的有效性才能被证实。他还批评了党内的一种倾向，即：将自己与外面的世界割裂开。在没有与党外群众结成紧密联盟的情况下，党的革命目标“绝对不可能”完成。最后，他批评了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党八股，要求上至司令员下至党的宣传员学会用人民懂得的语言写文章、做演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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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关注夺权斗争的当前环境，是共产党取得所有成就的核心要素。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提供了分析工具和组织模型，但是，如果不是共产党人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应用到思想和行动的每一级——上至中央委员会制定的政策，下至村庄工作的细节——就不会有后来40年代出台的，适应当地条件、满足当地需要的全面计划。用这样的办法，共产党将自己的利益与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坚实的群众基础满足了它对粮食和人力的需要，使它与国民党做斗争时有充分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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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司徒雷登大使的说法。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远东中国卷），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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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默涵：《人民解放军与土地改革》，香港《群众》，第42期，1947年11月13日，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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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由鲍德·考普顿翻译，见他的《毛的中国：1942—1944年中共的整风文件汇编》，第9—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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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征引文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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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1902—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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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它与国民党“政学系”之间的关系却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接管上海前四五个月，国民党对这座城市的统治已开始瓦解。这时，出现了很多小册子和相当“左倾”的号外。由于报纸大多在上海已被查封，或内容锐减，美国领事馆的译员已无事可做，于是他们在《中国报刊回顾》中翻译了上述出版物的内容。尽管这些出版物总体倾向于批评，但它们对《大公报》的看法似乎是基本准确的。下文对《大公报》历史的概述源自对这些出版物和文后所列各种书报的比较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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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满族人英敛之创建《大公报》，在北平、天津两地发行，是一家受人尊敬的报纸。早些年，该报因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而声名鹊起。辛亥革命后，英敛之将该报出售给王郅隆。段祺瑞是皖系首脑，是1912—1926年间北京北洋军阀的主要人物，他是当时《大公报》的主要支持者。据说，孙中山也资助过《大公报》，因为该报不时为其呐喊，如同它为与段祺瑞联盟的各个军阀呐喊一样。但此时《大公报》并不革命，它反映的基本是其主要支持者的立场。胡霖（胡政之）是该报1916—1925年间的总编辑，也是《国闻周报》的创建者和出版人。显然《国闻周报》也由段祺瑞支持，并和《大公报》往来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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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系”与该报关系的最初起因就是该派系与段祺瑞的关系。“政学系”的一个源头是欧事研究会，这个团体大概1915年在美国成立，创始人是黄兴将军和一群国民党员，他们是在黄兴和孙中山就对日政策和《二十一条》上产生分歧后离开中国的，当该会成员回到华南时，他们把自己的组织改名为“政学会”，积极投身孙中山广东政府的政治活动和在广东举行的国会会议。根据钱端升的说法，当时热衷于和北洋政府重修旧好的“政学会”会员多次让国会会议中止，正是他们的举动让孙中山开始蔑视他以前的追随者和党派政治，甚至议会政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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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政学系”愿意和北方的军阀合作，特别是和段祺瑞及皖系联合。这一联合使该派系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极右派。但随着段祺瑞在20年代垮台，“政学系”也暂时偃旗息鼓。1912—1920年间，该派系的一个领导人吴鼎昌在北京各军阀政府里担任过重要的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职务。此时，显然由于段祺瑞倒台的原因，他也离开了政界，成为盐业银行的董事长，并在1923年成为华北四家主要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这四家银行是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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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鼎昌认为，发行报纸可以重振“政学系”雄风。他从金城银行的创建者、总经理兼董事长周作民手里得到资本，组成一个新公司，买下段祺瑞支持的《大公报》和国闻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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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后的《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在天津出版发行，该报很快在经济和新闻上获得成功。早在1932年，它就取得了几倍于最初投资的利润。该报被称为“北四行”的文化企业，周作民是其中举足轻重的财政家，吴鼎昌是社长，前总编辑胡霖成了经理，而社论作者张季鸾（张炽章）成为总编辑。40年代《大公报》闻名遐迩的主笔王芸生，1926年时尚为天津某小报的记者，他在和张季鸾就社评而进行的一系列争论中给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张的青睐。后者提携这个年轻人为《大公报》工作。30年代后期，王芸生在他的恩师退休后接任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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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任《大公报》总编辑期间，该报声名远扬，成为国内发表新闻和社评最可靠的一个论坛。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报宣称的“不党”——该报名称表明“公正”——是无可怀疑的。《大公报》重组后不久便开始批评蒋介石。但随着蒋成功结束北伐并且（据说）成功说动张季鸾，这一切就逐渐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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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后，该报支持蒋介石关于中国尚未做好对日开战准备的立场，因而遭到主张立即反击日本的人的憎恨。直到蒋介石停止了“剿共”战役并最终在1937年对日作战之后，《大公报》才改变立场，成为坚定的主战派，并和国民党政府一起迁到重庆。1941年，《大公报》得到了国际认可，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嘉奖，表彰其对新闻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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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该报被认为不仅支持抗日而且拥戴委员长本人，后者部分出于总编辑和蒋介石之间的私谊。但不管怎么说，《大公报》的社评方针好像反映了银行家、商人、“政学系”政客这三者的利益。因而，虽然该报在总体上持自由派立场，并不时批评中国时局，但它不批评蒋介石。同时在揭露有关腐败等丑闻时，它从不点名批评卷入丑闻的“政学系”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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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0年代，在国民党内部互相竞争的三个主要派系中，“政学系”是最倾向自由主义但最不具影响力的一个。另两派是“黄埔系”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系”。“CC系”的力量在于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部。“政学系”成员因没多少机会控制党中央的组织权，便忙于在各省政府中寻找立足之地，并从事金融和商务活动。由于他们中的多数在美国或日本接受教育，理解有效管理的价值，因而外国观察家认为，他们无论在能力还是经验上都比其他两个更传统更保守的派系优越。“政学系”因此被视为比其两个对手更务实，“对西方的民主精神更宽容”。但它在经济观点上还是保守的，这反映了其成员在商业上广泛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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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40年代后期，《大公报》的政策制定机构是以胡霖为总经理的总管理处，曹谷冰和金诚夫是其副手；王芸生是总编，孔昭恺与张琴南是其副手。但制定社评政策的责任则众望所归地落在了王芸生头上。该报董事会由主要股东组成，他们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吴蕴初，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徐国懋，金城银行襄理和胡霖的女婿王毅灵，以及胡霖、王芸生、费彝民、曹谷冰、金诚夫和李子宽等该报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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